《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摘录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色诺芬尼 色诺芬尼的职业是吟游诗人。他是荷马［Homer］和赫西奥德［Hesiod］的学生，对这两个人他都加以批评。他的批评是伦理学的和教育学的。他反对荷马和赫西奥德关于神在盗窃、说谎和私通的论点。这使他批评荷马关于神的学说。这种批评的重要结果是对今天会称作拟人化的事物的发现：发现不应认真看待希腊关于神的故事，因为它们把神表现为人。此刻我也讲可以用韵文的形式援引色诺芬尼的一些论据（我几乎是逐词翻译的）：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鼻子扁平，黑皮肤， 而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蓝眼红发。 然而，倘若牛或马或狮子长着手，能描画， 能像人一样制作雕像，那么马会把它们的神画得 像马，牛会把它们的神画得像牛，各自都会按各自的形像 塑造神的躯体。 色诺芬尼用这个论据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对神人同形论［anthropomorphism」作了这种批评之后，我们应当怎样看待神？我们有四个片断包含了他的答案的重要的一部分。尽管色诺芬尼像路德［Luther］在翻译第一诫律时那样，在对他的一神论的系统表达中求助于使用复数的“神”，回答却是一神论的。 在神与人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一个神最伟大， 他的躯体和思想都不与人相仿。 他总固守一处，永远不动。 四处漫游不适宜于他。 他仅靠思想和意图轻松裕如地支配一切。 他无所不见；无所不思；无所不闻。 这些片断说明了色诺芬尼的思辨神学。 十分清楚，这个全新的理论对于色诺芬尼来说是一个难题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它对他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宇宙问题的解决办法。对知识心理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不能怀疑，对于它的创造者，这种新的见识一定像一个启示。 尽管如此，色诺芬尼清楚而诚实地说明，他的理论仅仅是猜想。这是无与伦比的自我批评的胜利，他的理智的诚实和他的谦虚的胜利。 色诺芬尼以我认为他所特有的方式把这种自我批评普遍化：在他看来十分清楚，他关于他自己的理论的发现——尽管具有直觉的说服力，它却仅仅是猜想——一定适用于一切人类理论：一切都只是猜想。在我看来，这揭示出他把自己的理论看作猜想是不容易的。 色诺芬尼在六行优美的诗中系统表达了他的批评的知识论——一切都是猜想：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道我们谈论的一切事物的真理。 即使偶然他会说出 最终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这六行诗所包含的不仅是人类知识的不确定性的理论。它们包括了客观知识的理论。因为色诺芬尼在这时告诉我们，尽管我说的一些话可能是正确的，然而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会知道它是正确的。然而，这意味着真理是客观的：真理是我说的话与事实相一致；无论我实际上是否知道存在这种一致。 而且，这六行诗包括另一种很重要的理论。它们包括对客观真理与知识的主观确定性间的差异的暗示。因为这六行诗断言甚至当我宣告最完美的真理时，我也不能确切知道这一点。因为没有确实可靠的真理标准：我们永远或几乎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 但是色诺芬尼不是认识论的悲观主义者。他是探索者，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通过批评性再审查，能够改进他的许多猜想，尤其是他的科学理论。下面是他的话：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色诺芬尼也解释了他的“懂得更好的东西”的所指：他是指接近客观真理；与真理的贴近，与真理的相似。因为他就他的一个猜想谈论道： 我们很可能猜想，这些事物就像真理。 在这个片断中，“猜想”一词可能暗指色诺芬尼的自然神论的一神论。 在色诺芬尼关于真理和人类知识的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下面几点： 1．我们的知识由陈述构成。 2．陈述或者正确或者错误。 3．真理是客观的。它是陈述的内容与事实的一致。 4．甚至当我们表达最完美的真理时，我们也不会知道这一点——即，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一点。 5．由于“知识”这个词的通常意义是指“确定的知识”，因此不会有知识。只会有猜想的知识：“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6．但是在我们的猜想的知识中，可以有向更好的事物的进步。 7．更好的知识是更接近真理。 8．但是它总仍是猜想的知识——猜测之网。 要理解色诺芬尼的真理论，重要的是强调色诺芬尼清楚地区分了客观真理与主观确定性。客观知识是陈述与事实的一致，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这一点——确切地知道这一点。因此，不可把真理与确定性或确定的知识相混淆。确切知道某件事物的人是知道真理的人。但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人猜想某件事，却不确切地知道它；他的猜想由于与事实相一致，因此实际上是正确的。色诺芬尼十分正确地含蓄着有许多无人确切知道的真理——重要的真理；有许多无人能知道的真理，尽管它们可能被一些人猜想到。他进一步含蓄着有无人甚至能猜想到的真理。 确实，在我们能够用以谈论自然数的无限序列的任何语言中，存在着无限种类的清楚、明确的陈述（例如：17的平方=627＋2）。这些陈述中的每个陈述或者是正确的，或者，如果它是错误的，它的否定是正确的。因此，有无限多的不同的正确命题。由此可见，存在着无限多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正确命题——无限多的不可知的真理。 甚至在今天也有许多哲学家认为，只有我们拥有真理，即确切知道它，真理对于我们才会有意义。然而对存在猜想性知识的了解非常重要。有些真理我们只有辛勤地探索才能接近。我们的路径几乎总是通过错误迂回前进。没有真理就不会有错误（没有错误，就没有可错性）。 但是至于确实的真理、无人已知晓， 将来他也不会知晓；既不知道神的真理， 也不知道我们谈论的一切事物的真理。 即使偶然他会说出 最终真理，他自己也不会知道： 因为一切不过是种种猜测所编织的网。 然而，甚至在那时色诺芬尼就教导说，在我们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会有进步；因为他写道： 诸神自始就未向我们昭示 万物的秘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探索我们会学习并懂得更好的东西。 我所援引的的这些片断也许可压缩为下面的两个命题： 1．没有真理的标准；甚至当我们得到真理时，我们也决不会确切知道这一点。 2．存在着在寻求真理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因此存在科学进步的标准。 我相信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寻求真理中科学的进步、我们的假定、我们的猜想中的进步的理性标准是什么？什么时候一种科学假定胜过另一种假定？ 回答是：科学是一种批评活动。我们批评地检查我们的假定。我们批评它们以便能发现错误，希望消除错误从而更接近真理。 如果一种假定，例如一种新的假定，满足下面三个要求，我们就以为它胜过另一种假定。首先，新的假定必须解释旧的假定所成功地解释的一切事物。那是首先和最重要的一点。其次，它必须至少避免旧的假定的一些错误，即，它在可能之处应能经得住旧的假定所不能经受的一些批评性检验。第三，在可能之处，它应当解释旧的假定不能解释或预言的事物。 因此这是科学进步的标准。它被非常广泛地、通常无意识地使用，尤其在自然科学中。一种新的假定只有它至少能够解释它的先前理论不成功地解释的一切，而且，只有它或者有希望避免旧的假定的特定错误，或者做出新的预言——在可能之处，做出可检验的预言——它才被认真地看待。Ⅹ 也可把这种进步的标准看作接近真理的标准。因为如果一种假定满足了进步的标准，因而至少和它的先前假定一样好地经得住我们的批评性检验，那么我们不把这看作巧合；如果它更好地经得住批评性检验，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比先前假定更接近真理。 因此真理是科学的目标：科学是对真理的寻求。即使如色诺芬尼所看到的那样，我们不能了解是否已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仍有很好的理由认为我们更接近了真理；或者如爱因斯坦所说，我们走上了正确的途径。 在维也纳哲学会议期间（1968年），我应邀参加了两次哲学家之间的电视讨论，惊奇地发现布洛赫［BIoCh］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我们发生了一些小的冲突。（我十分诚实地说，我十分愚笨，不能理解他表达自己的方式。）讨论结束时，主席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Dr Wolfgang Kraus］对我们说：“请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在你看来，什么是最需要的。”我是唯一做出简洁回答的人。我的回答是：“更多理智的谦虚「Rather more intellectu－al modesty〕。” 我是自由主义者。但是我承认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简单和直接的方式写作的。对新辩证学家的浮夸的言词他们会怎样评论呢？他们会找到比“浮夸”更严厉的词语。（在我看来，列宁反经验批判主义的著作是非常杰出的。） 受过不充分教育的人的傲慢——简而言之，就是夸夸其谈，佯装具有我们所不具有的智慧。它的诀窍是：同义反复和琐屑之事再加上自相矛盾的胡言。另一个诀窃是：写下一些几乎无法理解的夸大的言词，不时添加一些琐屑之事。这会受到高兴地在如此“深奥”的书中发现自己原也具有这样的思想的读者的喜爱。 我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所具有的一种最好、最重要的知识——尽管我决非认为它是唯一的知识。科学的主要特征如下： 1．它始于问题，实践及理论的问题。 一个主要的实践问题的例子是医学与可避免的痛苦的斗争。这个斗争极为成功，然而它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无意结果：人口爆炸。这意味着另一个老问题又迫在眉睫：节育的问题。医学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找到这个问题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我们最伟大的成功正是以这种方式导致新的问题。 宇宙论中一个主要理论问题的例子是，如何进一步检验引力理论以及如何进一步研究统一场论。在理论翔实践上都很重要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是对免疫系统的连续研究。一般地说，一个理论问题在于对未加说明的自然事件提供一种明白易懂的说明的任务和通过它的预言检验说明性理论。 2．知识在于寻求真理——寻求客观上正确的说明性理论。 3．它不是对确定性的寻求。人孰无过。一切人类知识都难免出错，因此是不确定的。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严格区分真理和确定性。人孰无过不仅意味着我们必须不断地与错误搏斗，而且意味着，甚至当我们最小心谨慎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确信我们没犯错误。 在科学中，找们犯的一个错误——一个差错－－本质上在于我们把不正确的理论看作是正确的。（远为少见的是，它在于我们把一种理论看作是错误的，尽管它是正确的。）因此，与错误、差错作斗争意味着寻求客观真理，尽一切可能发现和消灭错误。这就是科学活动的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作为科学家，我们的目标是客观真理；更多的真理，更有趣的真理，更易解的真理。我们不能合理地以确定性为目标。一旦我们认识到人类知识难免有错，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永不会完全确信我们没有犯错误。这也可表述如下： 有不确定的真理——甚至我们认为其错误的正确陈述—一但是没有不确定的确定事物。 由于我们永远不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事情，简直不值得寻求确定性；但寻求真理却非常值得，我们主要通过寻求错误来这样做，以便我们能纠正它们。 因此，科学、科学知识总是假设的：它是猜想的知识。科学的方法是批评的方法：寻求和消灭错误并服务于真理的方法。 当然，有人会问我如康德「Kant］所称的“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在他的主要著作中（884页），除去真理是“知识与客体相符”外（《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Reason］，第二版，第 82页及下页。’），他拒绝对这个问题提供任何进一步的回答。我要说与此十分相似的话：如果一个理论或陈述的内容与现实相符，它就是正确的。我想对此再补充三句话： 1．每一个明确地系统阐述的陈述不是正确的就是错误的；如果它是错误的，那么它的否定就是正确的。 2．因此，正确陈述与错误陈述恰恰一样多。 3．每个这样的明确陈述（即使我们不确切知道它是否正确）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否定。由此也可见，把真理等同于明确的或确定的真理是错误的。必须严格区分真理与确定性。 如果你被传到法庭作证，你就被要求说明真相「truth，在英语中与真理是同一个词。——译注〕。无可非议，人们认为你理解这个要求：你的供述应与事实相符；它不应受到你的主观信念（或别人的主观信念）的影响。如果你的供述与事实不符，你不是说了谎话就是出了错误。但是，如果你说了下面一番话，只有一位哲学家——一位所谓相对主义者——会同意：“不，我的供述是正确的，因为我说的真相不是指与事实相符。我遵照伟大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见，是指效用；或者遵照许多德国和美国的社会哲学家的意见，我说的真相是指被接受的事物；或者社会所提出的事物；或者多数人，或者我的利益团体，或者也许电视所提出的事物。” 隐藏在“老的和著名的问题”－－“什么是真理”－－的后面的哲学相对主义可能打开了通向邪恶事物的道路，例如，用欺骗的宣传煽动人们去仇恨。那些代表相对主义主张的人可能大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他们应该并能够看到这一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看到了这一点， La Trahison desClercs［《知识分子的背叛》］的作者朱利安·邦达［JulienBenda」也看到了这一点。 相对主义是知识分子犯下的许多罪行之一。这是对理性和人性的背叛。我认为，一些哲学家为之辩护的人们所宣称的真理的相对性源自对真理和确定性的观念的混淆，因为就确定性而言，我们确实可以谈论不同程度的确定性，即，谈论更大或更小的可靠性。确定性也在它总是取决于关系重大的事物的意义上是相对的。因此我认为此处发生的是真理与确定性的混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这一切对于法学和法律实践非常重要。“有疑问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的警句和由陪审团进行审讯的观念表明了这一点。陪审员的任务是判断他们所面临的案件是否仍有疑问。凡是当过陪审员的人都会懂得，真相是客观的事物，而确定性却是主观判断的问题。这就是陪审员所面临的困难局面。 当陪审员们取得了一致意见——一个“约定”——这就称作“裁决”。裁决决非是任意的。尽其所知，凭着良心，努力发现客观真相，这是每一位陪审员的职责。但是同时他应意识到自己的可错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确定性。如果对于真相有合理的疑问，他就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的裁决。 这个任务艰巨，责任重大；它清楚地表明从寻求真相到用语言系统阐述的裁决的过渡是决定的问题，裁断的问题。在科学中也是如此。 我到现在为止所说的一切无疑会使人们再次把我与“实证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相联系。这对于我无足轻重，即使这些词语正被用作骂人的话。但是，使用这些词语的那些人不是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就是歪曲事实，这对于我却很重要。 尽管我赞美科学知识，我却不是唯科学主义的信徒。因为唯科学主义教条地维护科学知识的权威；而我却不相信任何权威，一直反对教条主义；我继续反对它，尤其在科学中。我反对“科学家一定相信他的理论”这一命题。就我而言，如E．M．福斯特［E．M．Forster］所说，“我不相信信仰”；我尤其不相信科学中的信仰。我最多相信，信仰在伦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在这里，也只限于几个例子。例如，我相信，客观真理是一种价值，即，一种伦理学的价值，也许是最大的价值——冷酷是最大的邪恶。 正是由于我认为，不相信现实，不相信人类和动物的苦难的无限重要性，不相信现实和人类的希望与人类的善良的重要性，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此我也不是实证主义者。 关于对我的另一种谴责必须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予以回答。这个谴责是，我是个怀疑论者，因此我不是自相矛盾，就是在胡言乱语（根据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哲学研究》［Trac－tatus］6．51）。 就我否认（非重言式的）真理的普遍标准的可能性而言，把我说成（古典意义上的）怀疑论者的确是正确的。但是，这也适用于每一个有理性的思想家，比如说康德或维特根斯坦或塔尔斯基「Tarski」。像他们一样，我接受古典逻辑学（我把它解释为批评的原则，即，不是解释为证明的原则，而是解释为反驳的、elenchos「反驳论证］的原则）。但是，我的主张在根本上不同于当前通常称作怀疑主义的东西。作为哲学家，我对怀疑和不确定性不感兴趣，因为这些是主观的状态，因为很久以前我认为对主观确定性的寻求是多余的而予以放弃。令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对真理的寻求中喜欢一种理论而不喜欢另一种理论的客观上的批评的理性根据。 我十分确信，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现代怀疑论者说过与此类似的话。 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并且连这一点也几乎不知道。——苏格拉底 因此我们有四点理由甚至在今天也表明，苏格拉底的见识，“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并且连这一点也几乎不知道”，仍然非常恰当——可能比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更恰当。在为宽容的辩护中，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从这种见识得出伊拉斯谟、蒙田、伏尔泰和后来的莱辛从中得出的那些伦理学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结果。 构成每一次理性讨论即在寻求真理中进行的每一次讨论的基础的原则基本上是伦理学的原则。我想讲三个这样的原则。 1．可错性原则：也许我是错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可能都是错的。 2．理性讨论的原则：我们希望努力尽量与个人无关地仔细考虑我们赞成或反对一种理论的理由；一种明确的和可批评的理论。 3．接近真理的原则：在避免个人攻击的讨论中我们几乎总能更接近真理。它能帮助我们达到更好的理解，甚至在我取得一致的那些情况下也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原则既是认识论的又是伦理学的原则。因为除其他外它们还意味着宽容：如果我希望向你学习，如果我想为了真理而学习，那么我不仅必须宽容你而且必须承认你是潜在的地位相等者；所有人潜在的一致与平等以某种方式构成了我们乐于理解地讨论问题的先决条件。这个原则也很重要，即，我们可以从讨论中学到许多东西，甚至当它没有导致一致见解时也如此：讨论可以通过使我们了解自己的一些错误而给我们以帮助。 因此伦理学原则构成了科学的基础。真理是基本的调节原则——指导我们的探索的原则——的观念可被看作一个伦理学原则。 对真理的寻求和接近真理的观念也是伦理学原则；如理智的诚实和可错性原则是伦理学原则一样，它们把我们引到自我批评的态度和宽容。 我们可以在伦理学领域中学习，这也很重要。 此刻我想比较一下相对主义与一种几乎总是与相对主义相混淆然而实际上截然不同的主张。我常常把这种主张描述为多元论；但是这只是导致了这些误解。因此我在这里将把它描述为批评的多元论。产生自一种不严格形式的宽容的相对主义导致暴力统治，而批评的相对主义却能有助于抑制暴力。 为了区分相对主义和批评的相对主义，真理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相对主义是一切都可被断言，或者实际上一切都可被断言，因而一切都不可被断言的主张。一切都是正确的，或者一切都不是正确的。因此真理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批评的多元论是这样一种主张，即为了寻求真理，应允许所有理论－－多多益善——与所有其他理论竞争。这种竞争在于对理论的理性讨论，在于对它们的批评性淘汰。讨论应当是理性的－－这意味着它应当关注相竞争的理论的真理：在批评性讨论过程中似乎更接近真理的理论是更好的理论，更好的理论取代了较差的理论。因此正是真理的问题利害攸关。 一种通常的愚行，不容异说的愚行，是难以宽容的。确实，宽容正是在这里有着自己的局限。如果我们给予不容异说被宽容的权利，那么我们就破坏了宽容。 “宽容与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指启蒙运动之父伏尔泰［Voltaire］的一个论点，为宽容辩护的论点。伏尔泰问道，“什么是宽容？”他回答说（我译得很自由）： 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 这里伏尔泰在求助于我们的理智的诚实：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可错性，我们的无知。伏尔泰十分清楚，深信不疑的狂信者确实存在。但是，他们的信念真的是诚实的吗？他们是否诚实地审查过自己、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持那些信仰的理由？难道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是所有理智的诚实的一部分吗？难道狂热不常常是一种尝试，要淹没我们压抑住的因此只是半意识到的我们自己不予承认的不信吗？ 狂热地信奉一种伦理学观念不仅会败坏它，而且一再把它转变为恰恰与之相反的东西。 把理智的自我教育或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当作从哲学观点来看必不可少的任务；要求每个人在此时此地立即行动并永远行动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知识的增长，心灵才能从它的精神束缚即偏见、偶像和可避免的错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自我教育的任务尽管没有完全体现生活的意义，他却认为能为它做出决定性贡献。 宽容是认识到我们人的可错性的必然结果：人孰无过，我们一直在犯错误。因此让我们互相谅解对方的愚行。这是天赋人权的第一个原则。 这里伏尔泰在求助于我们的理智的诚实：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可错性，我们的无知。伏尔泰十分清楚，深信不疑的狂信者确实存在。但是，他们的信念真的是诚实的吗？他们是否诚实地审查过自己、他们的信仰和他们持那些信仰的理由？难道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是所有理智的诚实的一部分吗？难道狂热不常常是一种尝试，要淹没我们压抑住的因此只是半意识到的我们自己不予承认的不信吗？ 一种通常的愚行，不容异说的愚行，是难以宽容的。确实，宽容正是在这里有着自己的局限。如果我们给予不容异说被宽容的权利，那么我们就破坏了宽容。 此刻我想比较一下相对主义与一种几乎总是与相对主义相混淆然而实际上截然不同的主张。我常常把这种主张描述为多元论；但是这只是导致了这些误解。因此我在这里将把它描述为批评的多元论。产生自一种不严格形式的宽容的相对主义导致暴力统治，而批评的相对主义却能有助于抑制暴力。 为了区分相对主义和批评的相对主义，真理的观念是至关重要的。 相对主义是一切都可被断言，或者实际上一切都可被断言，因而一切都不可被断言的主张。一切都是正确的，或者一切都不是正确的。因此真理是个无意义的概念。 批评的多元论是这样一种主张，即为了寻求真理，应允许所有理论－－多多益善——与所有其他理论竞争。这种竞争在于对理论的理性讨论，在于对它们的批评性淘汰。讨论应当是理性的－－这意味着它应当关注相竞争的理论的真理：在批评性讨论过程中似乎更接近真理的理论是更好的理论，更好的理论取代了较差的理论。因此正是真理的问题利害攸关。 苏格拉底的见识，“我知道自己几乎一无所知，并且连这一点也几乎不知道”，仍然非常恰当——可能比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更恰当。在为宽容的辩护中，我们有很好的理由从这种见识得出伊拉斯谟、蒙田、伏尔泰和后来的莱辛从中得出的那些伦理学的结果。但是还有其他一些结果。 构成每一次理性讨论即在寻求真理中进行的每一次讨论的基础的原则基本上是伦理学的原则。我想讲三个这样的原则。 1．可错性原则：也许我是错的，也许你是对的。但是我们很可能都是错的。 2．理性讨论的原则：我们希望努力尽量与个人无关地仔细考虑我们赞成或反对一种理论的理由；一种明确的和可批评的理论。 3．接近真理的原则：在避免个人攻击的讨论中我们几乎总能更接近真理。它能帮助我们达到更好的理解，甚至在我取得一致的那些情况下也如此。 我想看一看对于知识分子，尤其对于知识分子职业的伦理学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对于科学家，对于医生、律师、工程师以及对于建筑师的伦理学；对于文官，最重要的是对于政治家的伦理学。 我想向你们提出新的职业道德的一些原则，与宽容和理智的诚实的概念密切相关的原则。 为了这个目的，我将首先描绘一下旧的职业道德，也许甚至画点漫画，以把它和我提出的新的职业道德进行比较。 无可否认，旧的和新的职业道德都以真理的、合理性的、理智责任的慨念为基础，但是旧的道德以个人知识和确定的知识的观念，因而是以权威的观念为基础；而新的道德是以客观知识和不确定的知识的观念为基础。这意味着构成基础的思想方式的根本变化，因而是真理的观念、合理性的观念和理智的诚实和责任心的观念起作用的方式的根本变化。 旧的理想是掌握真理－－确定的真理－－而且如果可能，凭借逻辑证明来保证真理。 至今被广泛接受的这种理想是人即哲人的智慧的观念；当然，不是苏格拉底意义上的而是柏拉图意义上的“智慧”：是作为权威的哲人、应得到权力的博学的哲学家：哲人之王。对于哲学家的旧的命令是：做权威！知道你的领域中的一切！ 一旦你被承认为权威，你的权威就会得到同行的保护；你也当然必须保护同行的权威。 我在描述的旧道德没有给错误留下余地。简直不容许有错误。因此，不可承认错误。我不必强调旧的职业道德是不存异说的。此外，它总是在理智上不诚实的：它导致（尤其在医学和政治中）为保护权威而掩盖错误。 我提出我们需要主要而非全部对于科学家来说的新的职业道德，其原因就在于此。我建议它应基于下面十二条原则，我将以这十二条原则结束我的讲演。 1．我们的客观的猜测性知识越来越超出任何一个人所能掌握的程度。因此简直不会有任何“权威”。在专业化的学科中亦然。 2．不可能避免一切错误，或者甚至本身可避免的所有那些错误。人们可以避免错误因此义不容辞地要避免它们，对于这种旧日的观念必须予以修正：它本身是错误的。 3.当然，只要可能就避免错误，它仍然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正是为着避免它们，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避免它们何其困难，没有人完全取得了成功。甚至由直觉引导的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也没有成功：直觉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4．错误甚至可能隐藏在得到很好证实的那些理论中，寻求这样的错误是科学家的特殊任务。人们看到被成功地使用的得到很好证实的理论或技术是错误的，这种观察可能是一种重要发现。 5．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我们对错误的态度。我们实际的道德改革正是必须从这里开始。因为旧的职业道德的态度使我们掩盖错误，保守秘密，尽快忘掉它们。 6．新的基本原则是，为学会避免犯错误，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因此，掩盖错误是最大的理智的罪恶。 7．我们必须不断提防错误。当我们发现错误时，一定要记住它们；我们必须彻底分析它们，弄清事情的原委。 8．因此维护批评态度，维护个人的诚实成了职责的问题。 9．既然我们必须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当别人让我们注意到我们的错误时，我们也必须学会接受，甚至感激地接受。当我们又让别人注意他们的错误时，我们总应当记住我们自己曾犯过相似的错误。我们应当记住，最伟大的科学家们曾犯过错误。我无疑不想说我们的错误通常是可宽恕的：我们决不可让我们的注意力松懈。但是从人的角度说，一再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10．我们自己心中必须清楚，我们需要别人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如他们需要我们一样），尤其那些在不同的环境中带着不同的观念成长起来的人。这也导致宽容。 11．我们必须了解，自我批评是最好的批评；但是别人的批评是必需的。它几乎和自我批评一样有益。 12．理性批评必须总是特定的：它必须给出特定的命题、特定的假设何以错误，特定的论点何以站不住脚的特定的原因。它必须由更接近客观真理的观念作指导。在这个意义上，它必须是非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