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波兰历史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此书的理论有多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巴林顿·摩尔的结论是否足以用来分析其他国家的历史进程？又会否太过开放，以至沦为一系列影响因子的罗列，而无法构成有逻辑的解释框架？
本文试图应用摩尔在此书中给出的一些结论来对观波兰近现代历史，以验证摩尔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尝试总结其长处与缺陷。
一、波兰遭瓜分前的历史（16-18世纪）
本文将主要以波兰的史实与摩尔给出的“德国模式”进行对比，因为波兰与德国在“近代化”历程中有着相同的起点，即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和强化。但与德国及西欧诸国都不同的是，波兰在迈入16世纪大门之时并未形成稳定的核心领土，亦灾难性地缺乏明确的地理疆界。此时的波兰领土多由与周边国家有争议的地区构成，并与立陶宛和后者的罗斯领地结成不稳定的同盟，这一同盟又与俄、土、普鲁士三国进行着断续的战争。以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历史走向。
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被摩尔作为对德分析的起点，且他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东欧的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尽管他亦注意到价格革命和当时的周期性农业危机的影响，但将它们作为次要的因素。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以波兰为例，谷物出口仅限于维斯瓦河沿岸的特定地区，且在谷物出口最兴盛的16、17世纪之交，出口谷物量亦未及谷物总产量的2.5%。因此，影响更加广泛的价格革命和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而谷物出口量的增加仅是与农奴制复兴同时发生的诸现象之一。摩尔将农产品的商品化作为不同国家近代化历程的共同起点，置于其他现象之前，或有过度归纳之嫌。实际上，易北河以东国家与西欧诸国根本性的差异或不在于应对农产品商品化的方式不同，而在于其种植的主要作物不同。
无论如何，后来的德国的重心——普鲁士国家和波兰国家的确在16世纪中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依赖中央集权的再版农奴制现象，并于17世纪下半期达到顶峰。按照摩尔的分析，德国贵族寻求政治保护以确保对农奴的剥削并稳定市场，使这一以反抗集权为出发点的强制劳动制度最终与君主制相融合。但是，在17世纪中叶-18世纪普鲁士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的同时，波兰王室所推动的历次改革却相继失败了。为解释这一分途，我们必须回头分析16世纪的历史。
1525年，条顿骑士团最终崩溃，中央的力量瓦解，贵族和城市相应增强，直至1640年霍亨索伦家族弗雷德里希即位。而波兰的16世纪同样是中等贵族“什拉赫塔”掌权的“黄金时代”。终此世纪，什拉赫塔都在推行保障其权威的“执行法律”运动。至16世纪末两院制和自由选王制的确立，波兰几乎成为一个以“古罗马共和国”为伪装的无政府主义国家。
波兰和普鲁士国家的首要区别是军事上的。普鲁士自条顿骑士团1525年败于波兰即成为了波兰的属国，此后长期无力复原。而波兰则凭借其与立陶宛联盟后的强大军力屡战屡胜，于1619年达到历史上的最大领土。
但这并不能回应摩尔的分析：波兰的什拉赫塔为什么不需要寻求政治保护以保障其农奴制的加强？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土地。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使波兰和立陶宛彻底合并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两国贵族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对方土地上建立庄园。实际在此前，波兰贵族已经利用其经济优势不断侵夺立陶宛及其罗斯领地上的土地。据统计，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什拉赫塔的庄园都由3至5个庄园组成，而在波兰本部，一个庄园以一个村庄为主。换句话说，波兰什拉赫塔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庄园来维持收入，并倚仗其自身组成的庞然军队“民团”来保障安全，从而不必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注重市场的争夺。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直接导致什拉赫塔式的“自由”在波兰政治理念中根深蒂固，即使在什拉赫塔遭遇困境的17世纪亦占据主流。
什拉赫塔在17世纪的没落原因众多。膨胀的俄国、瑞典和土耳其为波兰带来“大洪水时代”，几乎使波兰全境遭受战争破坏。人口减少、农民贫困化和生产率的降低导致农业的衰退，粮价普降亦加重了贵族的困境。战争带来的常备军增加使贵族在征兵中和战场上的重要性降低了。另外，摩尔观察到的农民反抗以哥萨克起义的方式体现出来，虽然其领导者是联邦境内的一个特殊民族，但约15万的反抗军主要由犹太农民构成。
然而继什拉赫塔而起的并非王室，而是大贵族的力量。大贵族凭借其在上议院的官职之便，在立陶宛-罗斯的土地上占据先机。在大波兰，全体什拉赫塔占有80%的土地，而在沃伦罗斯，几家大贵族即占有了60%。举例来说，著名的将军杨·扎莫伊斯基一人竟拥有11座城市和200多个村庄。
那么，什拉赫塔地位的下降为什么没有推动波兰的中央集权进程呢？
波兰王室在17世纪后半叶的确进行了集权改革的努力，尤其萨克森王朝的奥古斯特二世，以几乎个人冒险的形式试图将萨克森的中央集权移植到波兰（从其王号仿效“奥古斯都”即可见一斑），但以上尝试均告失败了。
根据摩尔的分析，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是依靠城镇的力量来制约贵族力量，最终达成王室官僚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军事化结合的。但波兰王室却缺乏可靠的同盟。首先什拉赫塔未到生死攸关之际是不会主动放弃祖传“自由”的，而波兰城市的力量则弱得不值一提。至16世纪末，首都克拉科夫大约只有1.4万市民，相当于一个法国二级省会中心。一方面，贵族通过维斯瓦河和但泽出口谷物绕过了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掌权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争夺人口和议价权，禁止市民购买土地和同业行会的建立，亦使城市出现衰落。因此，试图改革的波兰国王只能依靠其母国的力量而处处掣肘，瓦迪斯瓦夫四世甚至曾试图与哥萨克人结盟。
18世纪上半叶，城市的知识分子康纳斯基抨击自由否决权，受到了大贵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欣赏，或许暗示了一种能够推动改革的合作模式。但真正有效的实践直到1791年才实现：俄国安置的傀儡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联合波兰第一次遭瓜分后大难临头的什拉赫塔进行了一次“彻底政治改革”，废除了自由否决制和自由选王制。而市民和农民在这次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不过1791年的变革为时已晚，因为1795年波兰国家就已在接连两次瓜分之下灭亡了。
总的来说，由于与立陶宛的联合，波兰贵族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地广人稀的领土，无需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汲汲于市场和王室的政治保护。而当什拉赫塔面临危机，王室又因为城市力量的弱小而无力独自推行改革。最终，波兰的土地贵族们讽刺性地在外国政府之下得到了政治保护和市场。俄占区的贵族可以通过俄国新建立的商业中心敖德萨出口谷物，从而重新获得了黑海商路的通行权，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则将波兰领地作为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和原料支持的地区加以扶持。
二、波兰被瓜分的历史（19世纪）
对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摩尔归纳的模式如下：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力量增强，而土地贵族在农奴制下难以提高生产率，面临来自他国的竞争压力，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寻求他者的支持以维持政治地位。最终，资产阶级与地主初步结盟形成保守政府，并间有实践民主的尝试。换句话说，在经济上土地贵族开始资本主义化，农奴制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改革中逐步废除，地主以资产阶级式的剥削取代封建的剥削，从而走上了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另一方面，联合政府则在政治上沾染了贵族的习性，贵族的优越感演变为一种种族优越感，导致国家主义压倒了个人主义。
由于终此世纪波兰都处于俄普奥三国的统治之下，未能建立政权，因而我们无从考察其政体形态。但是我们仍可提问：波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否已足够强大，足以与土地贵族结成同盟？土地贵族是否走上了资产阶级道路，深化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最后，波兰的农民是否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又或者如在普鲁士一般被压抑乃至消解？
由于俄、普、奥三国占领区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我们分别探讨并进行比较。
首先，俄占区的傀儡国家“波兰王国”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又因俄国在1851年取消关税壁垒而获得广阔的市场，从而成为俄国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
在1863年爆发于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诸阶级之间的结盟与分立。相对温和的“白党”以“农业协会”为雏形，该协会最初关心劳役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后逐步发展为各种意见争鸣的全国性论坛，其成员包括旧式贵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组织者是波兰王国最大的地主扎莫伊斯基。白党的另外一位领袖则是华沙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克罗嫩贝格。与白党相对立的“红党”则持激进主义并首先利用秘密武装起事，其士兵主要由城市工人、工匠和破落贵族组成，在起义之初就以承诺土地的形式发动了部分农民。
显然，在1863年起义中，白党意味着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而红党则代表了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有限结合。虽然在波兰的特殊情况下，两个联盟之间的阶级斗争让位于爱国主义运动，但我们仍可观察各阶级的力量转变及其策略：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力量都有所加强，并呈对立之态；城市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农民则被动地被城市发动起来；且农民只关心自身生存状态，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颁布《农业改革敕令》赋予其财产权后立刻减少了对起义的支持。
与之相对，普鲁士占领的波美拉尼亚和波兹南地区成为了普鲁士本土工业背后的粮食和原料基地。虽然普占区长期保持农业社会的特点，工业化水平不及俄占区，但普占区土地贵族的资本主义化水平更高。普鲁士在1807年即开始在波兰推行与其本土同步的农奴制改革，为三个占领区中最早。另外，普占区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最高，单位面积谷物产量亦远超其他两个地区。
奥地利占领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奥地利治下的加里西亚地区是原波兰全境内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农业长期萧条，且农民贫困和少地的情况最为严重。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废除了加里西亚的农奴制，但亦未能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
总的来说，普鲁士占领区是最近于所谓“普鲁士道路”的，这或可说明为何普鲁士占领区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爆发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
俄国治下的波兰王国则体现出一种不完全的“德国模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上升并与地主结成保守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却无法如德国一般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改革，因为任何形式的改革尝试都很难与爱国主义运动泾渭分明，这从1859-1860年间“农业协会”引起的历次暴动中即可见一斑。因此，波兰王国的保守同盟亦无法抑制和消解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后者则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
最后，奥地利占领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低，农民受到的剥削又最重，农民暴动最为频繁，是最接近于巴林顿·摩尔所言的“俄国和中国模式”的。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与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亦与1524-1525年的德国大革命或1863年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不同。加里西亚的农民既未能获得城镇资产阶级的支持，亦未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而其暴动始终未成气候。以在加里西亚爆发的最大规模的1846年起义为例，持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什拉赫塔试图同时发动地主和农民，但却没有认识到乡村地区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分化。加里西亚农民无法理解贵族起义者的意识形态，只关心反抗庄园主的阶级斗争，最终竟被奥地利政府操控，转而与贵族为敌。
三、独立的波兰国家（20世纪初）
波兰在一战后复国，我们终于获得考察其政体形态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问：独立的波兰国家是一个“白党”当政的国家还是一个“红党”当政的国家？它最终走上了德国还是俄国的道路？
波兰在一战后的政治路线多少反映了中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的普遍情况：在1922-1926年出现过一个中右派联合政府执政的民主时期，其后则发生了毕苏斯基一手导演的“五月政变”，开启了“萨纳齐”政府执政的强人政治时期。毫无疑问，“萨纳齐”政府作为一个非法西斯主义的世俗威权主义政府更接近于19世纪的德国政府。
作为与施泰因、哈登贝格和俾斯麦相对应的政治领袖，毕苏斯基多少也体现了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他以左派支持者的面目发动政变，却代表中右派进行统治。换句话说，“萨纳齐”政府代表了保守阶级进行广泛联合之后的国家力量。这从毕苏斯基“国家英雄”的领导人形象及其对军事的重视中可见一斑——1929年，军费开支占国家支出总额的35%之多。另外，虽然毕苏斯基对反对派“中左联盟”进行了镇压，但他仍维护一个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且并不亲自担任权力强大的总统。
总的来说，“萨纳齐”政府是一个保守政府，而非一个独裁政府，更非法西斯政府。这个保守政府与德意志的保守政府相同，既致力于领土的扩张，亦进行自上而下的工农业改革和公民的教育与改造。但是，短命的“萨纳齐”政府未能完成宏业：其工业改革遭遇了1929年的“大萧条”；其土地改革亦未能解决少地农民过多的难题，人口压力一直在以大规模移民到美洲的方式进行缓和。
事实上，波兰政治始终体现出较强的农民力量。毕苏斯基发动“五月政变”时当政的总理维托斯正是中派农民政党“农民党-皮雅斯特”的领袖。而在“中左联盟”遭到毕苏斯基暴力镇压之后，1931年由主要农民党派联合而成的“波兰农民党”就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了。
波兰最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国家-激进阵营”亦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入侵而覆灭了，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或幸运或不幸地有着社会主义苏联的扶持。最终，苏联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成功地输出到了波兰的土地之上。
结论
在本文中，我尝试应用巴林顿·摩尔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波兰的历史，并为一些历史现象提供了解释。这虽然验证了摩尔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但这种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波兰与其邻国，同时也是摩尔所采用的典例——德国和俄国的亲缘相似性。换句话说，如果以摩尔的理论来分析亚洲、拉美等地的新兴民主国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仍是未可知的。
摩尔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提供了一个长程的分析框架，这不同于所谓“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而是细节性看到了一些早期因素对最终结果的潜在影响。另外，摩尔的见解也为一些困难且充满矛盾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分析角度。
显然，摩尔的结论是开放的，使我们可以应用他给出的诸种模式中的不同因素来分析他国历史，这些因素的联系是灵活而非刻板的。但另一方面，注重某些因素的分析就必然会忽视其他的因素。譬如，波兰多元的民族和宗教对其历史进程同样有较大的影响，又如波兰被瓜分时代不同阶级对反抗运动的不同理解同样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另外，摩尔较多地使用二手史料，引用历史学的成果，而非全面主动地接触原始史料，因而非常依赖于所引材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可能因为使用材料的偏颇而片面地看窥测历史实相，甚至为了建构理论而“挑选”史料。但是，由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如此深度和广度的历史学研究，因此这一点也体现出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各有短长。
最后，本文因波兰社会史材料不足，未能进行摩尔理论中极重要的部分——农村劳动的组织形式的分析，亦因作者水平有限，在第三部分未能进行波德两国的详细对比，殊为遗憾。
本文试图应用摩尔在此书中给出的一些结论来对观波兰近现代历史，以验证摩尔理论的适用性和解释力，并尝试总结其长处与缺陷。
一、波兰遭瓜分前的历史（16-18世纪）
本文将主要以波兰的史实与摩尔给出的“德国模式”进行对比，因为波兰与德国在“近代化”历程中有着相同的起点，即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和强化。但与德国及西欧诸国都不同的是，波兰在迈入16世纪大门之时并未形成稳定的核心领土，亦灾难性地缺乏明确的地理疆界。此时的波兰领土多由与周边国家有争议的地区构成，并与立陶宛和后者的罗斯领地结成不稳定的同盟，这一同盟又与俄、土、普鲁士三国进行着断续的战争。以上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波兰后来的历史走向。
劳役制庄园的重新形成被摩尔作为对德分析的起点，且他认为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中东欧的农产品商品化趋势，尽管他亦注意到价格革命和当时的周期性农业危机的影响，但将它们作为次要的因素。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以波兰为例，谷物出口仅限于维斯瓦河沿岸的特定地区，且在谷物出口最兴盛的16、17世纪之交，出口谷物量亦未及谷物总产量的2.5%。因此，影响更加广泛的价格革命和战争导致的人口损失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而谷物出口量的增加仅是与农奴制复兴同时发生的诸现象之一。摩尔将农产品的商品化作为不同国家近代化历程的共同起点，置于其他现象之前，或有过度归纳之嫌。实际上，易北河以东国家与西欧诸国根本性的差异或不在于应对农产品商品化的方式不同，而在于其种植的主要作物不同。
无论如何，后来的德国的重心——普鲁士国家和波兰国家的确在16世纪中期几乎同时出现了不依赖中央集权的再版农奴制现象，并于17世纪下半期达到顶峰。按照摩尔的分析，德国贵族寻求政治保护以确保对农奴的剥削并稳定市场，使这一以反抗集权为出发点的强制劳动制度最终与君主制相融合。但是，在17世纪中叶-18世纪普鲁士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的同时，波兰王室所推动的历次改革却相继失败了。为解释这一分途，我们必须回头分析16世纪的历史。
1525年，条顿骑士团最终崩溃，中央的力量瓦解，贵族和城市相应增强，直至1640年霍亨索伦家族弗雷德里希即位。而波兰的16世纪同样是中等贵族“什拉赫塔”掌权的“黄金时代”。终此世纪，什拉赫塔都在推行保障其权威的“执行法律”运动。至16世纪末两院制和自由选王制的确立，波兰几乎成为一个以“古罗马共和国”为伪装的无政府主义国家。
波兰和普鲁士国家的首要区别是军事上的。普鲁士自条顿骑士团1525年败于波兰即成为了波兰的属国，此后长期无力复原。而波兰则凭借其与立陶宛联盟后的强大军力屡战屡胜，于1619年达到历史上的最大领土。
但这并不能回应摩尔的分析：波兰的什拉赫塔为什么不需要寻求政治保护以保障其农奴制的加强？
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土地。1569年的卢布林联合使波兰和立陶宛彻底合并为一个国家，意味着两国贵族都可以不受限制地在对方土地上建立庄园。实际在此前，波兰贵族已经利用其经济优势不断侵夺立陶宛及其罗斯领地上的土地。据统计，在立陶宛-白俄罗斯-乌克兰，什拉赫塔的庄园都由3至5个庄园组成，而在波兰本部，一个庄园以一个村庄为主。换句话说，波兰什拉赫塔可以通过不断扩大庄园来维持收入，并倚仗其自身组成的庞然军队“民团”来保障安全，从而不必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注重市场的争夺。这一系列有利条件直接导致什拉赫塔式的“自由”在波兰政治理念中根深蒂固，即使在什拉赫塔遭遇困境的17世纪亦占据主流。
什拉赫塔在17世纪的没落原因众多。膨胀的俄国、瑞典和土耳其为波兰带来“大洪水时代”，几乎使波兰全境遭受战争破坏。人口减少、农民贫困化和生产率的降低导致农业的衰退，粮价普降亦加重了贵族的困境。战争带来的常备军增加使贵族在征兵中和战场上的重要性降低了。另外，摩尔观察到的农民反抗以哥萨克起义的方式体现出来，虽然其领导者是联邦境内的一个特殊民族，但约15万的反抗军主要由犹太农民构成。
然而继什拉赫塔而起的并非王室，而是大贵族的力量。大贵族凭借其在上议院的官职之便，在立陶宛-罗斯的土地上占据先机。在大波兰，全体什拉赫塔占有80%的土地，而在沃伦罗斯，几家大贵族即占有了60%。举例来说，著名的将军杨·扎莫伊斯基一人竟拥有11座城市和200多个村庄。
那么，什拉赫塔地位的下降为什么没有推动波兰的中央集权进程呢？
波兰王室在17世纪后半叶的确进行了集权改革的努力，尤其萨克森王朝的奥古斯特二世，以几乎个人冒险的形式试图将萨克森的中央集权移植到波兰（从其王号仿效“奥古斯都”即可见一斑），但以上尝试均告失败了。
根据摩尔的分析，普鲁士的霍亨索伦家族是依靠城镇的力量来制约贵族力量，最终达成王室官僚和土地贵族之间的军事化结合的。但波兰王室却缺乏可靠的同盟。首先什拉赫塔未到生死攸关之际是不会主动放弃祖传“自由”的，而波兰城市的力量则弱得不值一提。至16世纪末，首都克拉科夫大约只有1.4万市民，相当于一个法国二级省会中心。一方面，贵族通过维斯瓦河和但泽出口谷物绕过了其他城市，另一方面，掌权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争夺人口和议价权，禁止市民购买土地和同业行会的建立，亦使城市出现衰落。因此，试图改革的波兰国王只能依靠其母国的力量而处处掣肘，瓦迪斯瓦夫四世甚至曾试图与哥萨克人结盟。
18世纪上半叶，城市的知识分子康纳斯基抨击自由否决权，受到了大贵族查尔托雷斯基家族的欣赏，或许暗示了一种能够推动改革的合作模式。但真正有效的实践直到1791年才实现：俄国安置的傀儡国王波尼亚托夫斯基联合波兰第一次遭瓜分后大难临头的什拉赫塔进行了一次“彻底政治改革”，废除了自由否决制和自由选王制。而市民和农民在这次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不过1791年的变革为时已晚，因为1795年波兰国家就已在接连两次瓜分之下灭亡了。
总的来说，由于与立陶宛的联合，波兰贵族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地广人稀的领土，无需如普鲁士地主一般汲汲于市场和王室的政治保护。而当什拉赫塔面临危机，王室又因为城市力量的弱小而无力独自推行改革。最终，波兰的土地贵族们讽刺性地在外国政府之下得到了政治保护和市场。俄占区的贵族可以通过俄国新建立的商业中心敖德萨出口谷物，从而重新获得了黑海商路的通行权，普鲁士和奥地利政府则将波兰领地作为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产品和原料支持的地区加以扶持。
二、波兰被瓜分的历史（19世纪）
对于19世纪的德国历史，摩尔归纳的模式如下：工商业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力量增强，而土地贵族在农奴制下难以提高生产率，面临来自他国的竞争压力，经济地位有所下降，因而寻求他者的支持以维持政治地位。最终，资产阶级与地主初步结盟形成保守政府，并间有实践民主的尝试。换句话说，在经济上土地贵族开始资本主义化，农奴制在19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的改革中逐步废除，地主以资产阶级式的剥削取代封建的剥削，从而走上了农业发展的“普鲁士道路”；另一方面，联合政府则在政治上沾染了贵族的习性，贵族的优越感演变为一种种族优越感，导致国家主义压倒了个人主义。
由于终此世纪波兰都处于俄普奥三国的统治之下，未能建立政权，因而我们无从考察其政体形态。但是我们仍可提问：波兰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是否已足够强大，足以与土地贵族结成同盟？土地贵族是否走上了资产阶级道路，深化了农产品的商品化？最后，波兰的农民是否组织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又或者如在普鲁士一般被压抑乃至消解？
由于俄、普、奥三国占领区情况各有不同，因此我们分别探讨并进行比较。
首先，俄占区的傀儡国家“波兰王国”在19世纪50年代开始工业革命，又因俄国在1851年取消关税壁垒而获得广阔的市场，从而成为俄国最先进的工业区之一，其工业化水平远远超过了普鲁士占领区和奥地利占领区。
在1863年爆发于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诸阶级之间的结盟与分立。相对温和的“白党”以“农业协会”为雏形，该协会最初关心劳役制改革的相关问题，后逐步发展为各种意见争鸣的全国性论坛，其成员包括旧式贵族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地主，组织者是波兰王国最大的地主扎莫伊斯基。白党的另外一位领袖则是华沙最具影响力的银行家和工业家克罗嫩贝格。与白党相对立的“红党”则持激进主义并首先利用秘密武装起事，其士兵主要由城市工人、工匠和破落贵族组成，在起义之初就以承诺土地的形式发动了部分农民。
显然，在1863年起义中，白党意味着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联盟，而红党则代表了城市工人和农民的有限结合。虽然在波兰的特殊情况下，两个联盟之间的阶级斗争让位于爱国主义运动，但我们仍可观察各阶级的力量转变及其策略：工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力量都有所加强，并呈对立之态；城市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农民则被动地被城市发动起来；且农民只关心自身生存状态，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4年颁布《农业改革敕令》赋予其财产权后立刻减少了对起义的支持。
与之相对，普鲁士占领的波美拉尼亚和波兹南地区成为了普鲁士本土工业背后的粮食和原料基地。虽然普占区长期保持农业社会的特点，工业化水平不及俄占区，但普占区土地贵族的资本主义化水平更高。普鲁士在1807年即开始在波兰推行与其本土同步的农奴制改革，为三个占领区中最早。另外，普占区农业的机械化水平最高，单位面积谷物产量亦远超其他两个地区。
奥地利占领区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奥地利治下的加里西亚地区是原波兰全境内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0%，但农业长期萧条，且农民贫困和少地的情况最为严重。奥地利政府在1848年废除了加里西亚的农奴制，但亦未能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
总的来说，普鲁士占领区是最近于所谓“普鲁士道路”的，这或可说明为何普鲁士占领区在整个19世纪都没有爆发有影响力的农民起义。
俄国治下的波兰王国则体现出一种不完全的“德国模式”：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力量有所上升并与地主结成保守的同盟，但这一同盟却无法如德国一般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改革，因为任何形式的改革尝试都很难与爱国主义运动泾渭分明，这从1859-1860年间“农业协会”引起的历次暴动中即可见一斑。因此，波兰王国的保守同盟亦无法抑制和消解工人和农民的力量，后者则组织起来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起义。
最后，奥地利占领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低，农民受到的剥削又最重，农民暴动最为频繁，是最接近于巴林顿·摩尔所言的“俄国和中国模式”的。但加里西亚的农民运动与俄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同，亦与1524-1525年的德国大革命或1863年波兰王国的大起义不同。加里西亚的农民既未能获得城镇资产阶级的支持，亦未能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因而其暴动始终未成气候。以在加里西亚爆发的最大规模的1846年起义为例，持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什拉赫塔试图同时发动地主和农民，但却没有认识到乡村地区深层次的社会和文化分化。加里西亚农民无法理解贵族起义者的意识形态，只关心反抗庄园主的阶级斗争，最终竟被奥地利政府操控，转而与贵族为敌。
三、独立的波兰国家（20世纪初）
波兰在一战后复国，我们终于获得考察其政体形态的机会。在这里我们要问：独立的波兰国家是一个“白党”当政的国家还是一个“红党”当政的国家？它最终走上了德国还是俄国的道路？
波兰在一战后的政治路线多少反映了中东欧新兴民族国家的普遍情况：在1922-1926年出现过一个中右派联合政府执政的民主时期，其后则发生了毕苏斯基一手导演的“五月政变”，开启了“萨纳齐”政府执政的强人政治时期。毫无疑问，“萨纳齐”政府作为一个非法西斯主义的世俗威权主义政府更接近于19世纪的德国政府。
作为与施泰因、哈登贝格和俾斯麦相对应的政治领袖，毕苏斯基多少也体现了一种跨越阶级的力量。他以左派支持者的面目发动政变，却代表中右派进行统治。换句话说，“萨纳齐”政府代表了保守阶级进行广泛联合之后的国家力量。这从毕苏斯基“国家英雄”的领导人形象及其对军事的重视中可见一斑——1929年，军费开支占国家支出总额的35%之多。另外，虽然毕苏斯基对反对派“中左联盟”进行了镇压，但他仍维护一个形式上的议会制度，且并不亲自担任权力强大的总统。
总的来说，“萨纳齐”政府是一个保守政府，而非一个独裁政府，更非法西斯政府。这个保守政府与德意志的保守政府相同，既致力于领土的扩张，亦进行自上而下的工农业改革和公民的教育与改造。但是，短命的“萨纳齐”政府未能完成宏业：其工业改革遭遇了1929年的“大萧条”；其土地改革亦未能解决少地农民过多的难题，人口压力一直在以大规模移民到美洲的方式进行缓和。
事实上，波兰政治始终体现出较强的农民力量。毕苏斯基发动“五月政变”时当政的总理维托斯正是中派农民政党“农民党-皮雅斯特”的领袖。而在“中左联盟”遭到毕苏斯基暴力镇压之后，1931年由主要农民党派联合而成的“波兰农民党”就有着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了。
波兰最倾向于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国家-激进阵营”亦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入侵而覆灭了，但波兰的工人和农民却或幸运或不幸地有着社会主义苏联的扶持。最终，苏联把社会主义的革命成功地输出到了波兰的土地之上。
结论
在本文中，我尝试应用巴林顿·摩尔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波兰的历史，并为一些历史现象提供了解释。这虽然验证了摩尔理论在某种意义上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但这种成功也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波兰与其邻国，同时也是摩尔所采用的典例——德国和俄国的亲缘相似性。换句话说，如果以摩尔的理论来分析亚洲、拉美等地的新兴民主国家将会遇到多么大的困难仍是未可知的。
摩尔理论的长处在于，他提供了一个长程的分析框架，这不同于所谓“历史趋势”或“历史规律”，而是细节性看到了一些早期因素对最终结果的潜在影响。另外，摩尔的见解也为一些困难且充满矛盾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分析角度。
显然，摩尔的结论是开放的，使我们可以应用他给出的诸种模式中的不同因素来分析他国历史，这些因素的联系是灵活而非刻板的。但另一方面，注重某些因素的分析就必然会忽视其他的因素。譬如，波兰多元的民族和宗教对其历史进程同样有较大的影响，又如波兰被瓜分时代不同阶级对反抗运动的不同理解同样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分析。
另外，摩尔较多地使用二手史料，引用历史学的成果，而非全面主动地接触原始史料，因而非常依赖于所引材料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很可能因为使用材料的偏颇而片面地看窥测历史实相，甚至为了建构理论而“挑选”史料。但是，由于任何一位历史学家都不可能进行如此深度和广度的历史学研究，因此这一点也体现出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各有短长。
最后，本文因波兰社会史材料不足，未能进行摩尔理论中极重要的部分——农村劳动的组织形式的分析，亦因作者水平有限，在第三部分未能进行波德两国的详细对比，殊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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