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贤士浪子，早已不知所踪——《世说新语》读书札记

最近，因南京领读者联盟八月共读南京传世名著活动之机，蓑翁把在自己书架上沉睡了四年之久《世说新语》选本，重新拿出来阅读。全书共分三十六篇，每天读两篇，差不多半个多月时间读完。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我最喜欢的时代之一，我新专辑《光》里的那首《竹林七贤》，即源自这一时期的人物素材。今天得闲，记录下自己读这本书的一些随想和札记，跟各位书友分享交流。

1.从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士大夫阶层里占据统治地位。到了东汉时期，尽管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但儒家的地位并未动摇。那么为什么到了魏晋时期，放浪形骸、非汤薄孔会在士大夫阶层里堂而皇之地存在？为什么相当一批魏晋名士会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作为言行追求？这样一种言论和文化上的“变态”，恐怕还是要从政治结构里找原因。

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爆发，东汉中央政权无力镇压起义，只能号召各地勤王。这样的后果是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全国各地军阀并起，尽管一时没有产生取代中央政权的政治力量，但东汉中央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这一点，跟晚清和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崛起的状况何其相似。由于中央式微，象征中央权威的儒家思想自然失去了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各地势力并起的夹缝中，各种具有创新性、反叛性的思想和言行，自然就有了生存空间。

从军阀并起到三国鼎立，再到西晋短暂统一天下之后的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南北对立，在长达四五百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没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中央权威政权。这样的政治生态，或许正是魏晋士人生态的重要注脚。

2.以最著名的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为例，他们言行举止中表现出来的反叛，有一部分是愤世嫉俗，但有相当一部分，可能还是出于政治和现实目的的考虑。

就拿嵇康来说，“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的核心思想，然而他的狂妄与反叛，恐怕还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嵇康为曹魏宗室的女婿，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这种曹魏宗室姻亲的身份，自然会为积极取曹魏而代之的司马氏势力所不容。因此嵇康通过狂妄而做出的种种言行，其中或多或少也会有曹魏跟司马氏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对抗的因素。

反观竹林七贤中的另一核心人物——阮籍，他的所谓睥睨众人、长醉不醒，恐怕发出的信号，更多是无意挑战司马氏的政治地位，只求在乱世中明哲保身而已。或许阮籍正是通过这种消极避世，来表明自己没有任何政治野心。这一点，从他后来向司马昭进《劝进表》也可见一斑。然而这样的避世与理想、屈从与抗争之间的内心冲突，对阮籍来说，应该是极为痛苦的。他在写完《劝进表》之后一两个月内就宣告去世，恐怕并非偶然。

3.魏晋时期士人的特立独行、崇尚奢靡，可能也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与渊源。

从曹魏取代刘汉，到司马氏取代曹魏，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政权就发生了两次重大更迭，而在司马氏掌控曹魏政权的时期，甚至出现了“弑君”这样在儒家看来大逆不道的行为。无论是中央与地方力量对比的政治结构，还是中央政权屡次更迭、皇帝权威遭到严重挑战的政治现实，都使得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思想失去了说服力。

既然儒家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控制力越发式微，那么在士人阶层当中，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就变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反动，对晚明商业主义和消费享乐主义浪潮的盛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改革开放之后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去政治化，也让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在当今中国城市生活中，几乎一统天下。

2016.8.14下午作于竹林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