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 尽力到达时间、体力以及机会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
- 和帝国初次「相遇」-
卡普钦斯基的《帝国》具化了我对历史的某些想象。读史书是件挺反人性的事儿，明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却要强装上帝视角，高屋建瓴地俯视时光隧道里的芸芸众生。所以我一直认为，应当先读文学、读纪实作品、读回忆录，将自己浸淫在那段生活体验中，再去抽象、去建构，去读大历史。
“帝国”，听上去多么大历史的字眼。它可以是盖达尔笔下消亡的帝国，从罗马洋洋洒洒一路写到苏维埃，以学者的视角分析石油危机后，多米诺骨牌般倒掉的经济链条；也可以是康奎斯特笔下最后的帝国，剖析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们与俄罗斯民族纠缠不清的宿怨，最终是如何将帝国拆得七零八碎。但无论如何，帝国都是作为实验台上的手术对象，我们可以顺着科学的手术刀深入肌理，但它始终不是跑着的、跳着的、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与我们对话的，掩卷之后，我只敢说我对帝国有了一点点认识，但绝不敢说我认识帝国。
“我和帝国初次相遇在连接波兰品斯克小镇和南方边界的桥附近……”我不知原文的用词是否也和「相遇」一样温柔，但是这个开头一下子就抓住我了。我和帝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即使它仍然是个可怕的庞然大物，也是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知觉的存在了。
另一个抓住我的是相遇的地点，「边界」是《帝国》中常出现的意向：「身为人，天生就不适合住在边境」「在光荣大地上失去生命的人，有半数是在起源于边界问题的战斗中输给了鬼魂。」边境可以有很多意味：封闭或开放、对抗或和平，因为远离权力中心，这里能自发生长、保护某些东西，但也正因为远离世人的目光，一些不宜在大庭广众下宣发的丑恶，也在此处暴露无遗。
于是，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底，一个七岁的波兰小男孩在边界与帝国初遇，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将持续游走在帝国的边界，从西伯利亚到高加索，从布列斯特到太平洋的马加丹，横越北极圈，抵达阿富汗，如他自己所言，「尽力到达时间、体力以及机会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说，我们认识了帝国。
- 童年的三件记忆-
什么叫做「领袖」？卡普钦斯基只用两件童年回忆便讲清楚了。一是波兰的小学老师教俄语字母，不从「a」而从「S」教起，老师丧气地解释道：「孩子们，看我们书的封面，第一个字是什么？」——那本教材叫做《研读列宁主义》，它的标题开头是——「斯大林（Stalin）著」；前几秒我还在猜测，会不会是因为「苏联（Soviet Union）」？然后就意识到自己too young too simple，低估了独裁者的自恋程度。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是无奈，第二个故事就颇戏谑了：苏联秘密警察给孩子们发放「领袖」徽章，包括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等，当然还少不了是别人两倍大的、斯大林同志头像的徽章，并要求孩子们全部带上。但是，前方的分拣似乎太粗心了，孩子们很少能直接分到完整的一套头像，要不有了日丹诺夫，却没有米高扬，有两个卡冈诺维奇，却没有莫洛托夫。如此便产生了「互市」，有了比价，四个赫鲁晓夫可以交换一个斯大林，一个莫洛托夫可以换三个别的头像。「领袖」头像的价值以他们的政治地位为基础，孩子们对他们地位的感知来自大人们的言语评价，然而在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些更单纯的评价标准，伏罗希洛夫对小卡普钦斯基的价值很高，因为「他身着军服，散发出战争的气息」，加里宁的价值也很高，「因为他长得像波兰人的爷爷…脸上还带着某种像是微笑的表情，在这群领袖当中堪称独一无二」。
什么叫做「驱逐出境」？书本上读到的一般都是数字，某某年苏联从某某国强制迁移了几万到几百万人不等，至多再加一个可怕的死亡比例来增加血腥气。这里却能切实读到这种恐怖：「驱逐出境都在夜间进行，我们这边的方式叫做事出意外」，选择驱逐对象也相当随意，他们可能前几个晚上在一条街上进行扫荡，然后突然打住，转到另一条相距甚远的街道商户，但只挑门牌号是偶数的。犯罪给人带来的恐惧也是类似的。比起有目的的仇杀，我们更害怕流窜作案的连环杀人，或者是无差别袭击的恐怖分子。只在这些人的一念之间，一些人就可能幸免于难，同时另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在那段恐怖的岁月里，一个母亲给孩子的睡前叮嘱居然是：「嘿，你，不要睡着了！」，该是怎样的恐惧可以让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下这样的命令？即使孩子最后真的睡着了，母亲也是绝不会睡的，随随便便的一点脚步声都会让她脸色苍白，直至天亮。
这三个故事加在一起，合成了某种真实又诡异的微观政治图景。独裁者的权威不经意间渗透进生活，刻意制作的宣传偶像却被孩童做了意义消解，而真正残酷的政治，则发生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发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等到作者长大了，他就会发现，这些政治故事从来就没有变过，改变的无非是发生的规模罢了。
-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在微观层面上，偶像的打造是一个个别在胸前的徽章；把这种偶像制造工程的规模放大，那就成了街头一个比一个宏伟、高耸的领袖雕像。
1931年7月，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发布了一条消息，要在莫斯科修建一座苏维埃宫殿，而宫殿的选址不是别处，恰恰是基督救世主礼拜堂所在地。这座为纪念1812年抗法战争胜利、历时四十五年建成的宏伟东正教教堂，显然是被不动声色地判了死刑。卡普钦斯基的愤怒溢于言表，他用了一连串排比：让我们想象墨索里尼下令将圣彼得大教堂夷为平地，让我们想象法国总统杜马下令将巴黎圣母院夷为平地，让我们想象波兰的毕苏斯基元帅下令将雅思那古拉修道院夷为平地。这无法想象，但斯大林却毫无障碍地做到了，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即将失去他们的大教堂、圣母院和修道院，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在内部的黄金、画作、珍宝、大理石等等被掠夺殆尽之后，破坏者以逐步爆破的方式将礼拜堂夷为平地。当日只留下这一张照片，1990年以后在原址上礼拜堂进行了重建。
斯大林原本的计划是，建一座超越欧美的苏维埃宫，它的宫殿要比帝国大厦大六倍，顶上的列宁雕像要比自由女神像高三倍、重上两倍。苏联不能在高速公路等等方面超越美国，但是，说道「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看起来可以满足斯大林的野心。
然而苏维埃宫最后并没有建成，无神论者斯大林妄图取代基督教上帝，打造共产主义神明（虽然雕像是列宁，可是他才是现世真正掌握实权的神）的伟大工程，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流产成一个供特权阶级享用的公共泳池。打败他的，恰恰又是社会主义制度自己：极低的办事效率拖沓了工程进度，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分散了他的精力。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嵌进沙皇的造神传统中，证实它自己也能够赋予生命的源泉，结果，无论是这座流产的宫殿，还是它半个世纪以后自身的命运，都证明了它的落败。
（未完，待续）
来自 世界说 越越 尔乃戎狄
卡普钦斯基的《帝国》具化了我对历史的某些想象。读史书是件挺反人性的事儿，明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却要强装上帝视角，高屋建瓴地俯视时光隧道里的芸芸众生。所以我一直认为，应当先读文学、读纪实作品、读回忆录，将自己浸淫在那段生活体验中，再去抽象、去建构，去读大历史。
“帝国”，听上去多么大历史的字眼。它可以是盖达尔笔下消亡的帝国，从罗马洋洋洒洒一路写到苏维埃，以学者的视角分析石油危机后，多米诺骨牌般倒掉的经济链条；也可以是康奎斯特笔下最后的帝国，剖析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们与俄罗斯民族纠缠不清的宿怨，最终是如何将帝国拆得七零八碎。但无论如何，帝国都是作为实验台上的手术对象，我们可以顺着科学的手术刀深入肌理，但它始终不是跑着的、跳着的、活生生站在我们面前与我们对话的，掩卷之后，我只敢说我对帝国有了一点点认识，但绝不敢说我认识帝国。
“我和帝国初次相遇在连接波兰品斯克小镇和南方边界的桥附近……”我不知原文的用词是否也和「相遇」一样温柔，但是这个开头一下子就抓住我了。我和帝国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即使它仍然是个可怕的庞然大物，也是个有棱有角、有血有肉、有感情有知觉的存在了。
另一个抓住我的是相遇的地点，「边界」是《帝国》中常出现的意向：「身为人，天生就不适合住在边境」「在光荣大地上失去生命的人，有半数是在起源于边界问题的战斗中输给了鬼魂。」边境可以有很多意味：封闭或开放、对抗或和平，因为远离权力中心，这里能自发生长、保护某些东西，但也正因为远离世人的目光，一些不宜在大庭广众下宣发的丑恶，也在此处暴露无遗。
于是，一九三九年的九月底，一个七岁的波兰小男孩在边界与帝国初遇，此后的半个世纪里，他将持续游走在帝国的边界，从西伯利亚到高加索，从布列斯特到太平洋的马加丹，横越北极圈，抵达阿富汗，如他自己所言，「尽力到达时间、体力以及机会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说，我们认识了帝国。
- 童年的三件记忆-
什么叫做「领袖」？卡普钦斯基只用两件童年回忆便讲清楚了。一是波兰的小学老师教俄语字母，不从「a」而从「S」教起，老师丧气地解释道：「孩子们，看我们书的封面，第一个字是什么？」——那本教材叫做《研读列宁主义》，它的标题开头是——「斯大林（Stalin）著」；前几秒我还在猜测，会不会是因为「苏联（Soviet Union）」？然后就意识到自己too young too simple，低估了独裁者的自恋程度。
如果说第一个故事是无奈，第二个故事就颇戏谑了：苏联秘密警察给孩子们发放「领袖」徽章，包括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等等，当然还少不了是别人两倍大的、斯大林同志头像的徽章，并要求孩子们全部带上。但是，前方的分拣似乎太粗心了，孩子们很少能直接分到完整的一套头像，要不有了日丹诺夫，却没有米高扬，有两个卡冈诺维奇，却没有莫洛托夫。如此便产生了「互市」，有了比价，四个赫鲁晓夫可以交换一个斯大林，一个莫洛托夫可以换三个别的头像。「领袖」头像的价值以他们的政治地位为基础，孩子们对他们地位的感知来自大人们的言语评价，然而在孩子的世界里还有些更单纯的评价标准，伏罗希洛夫对小卡普钦斯基的价值很高，因为「他身着军服，散发出战争的气息」，加里宁的价值也很高，「因为他长得像波兰人的爷爷…脸上还带着某种像是微笑的表情，在这群领袖当中堪称独一无二」。
什么叫做「驱逐出境」？书本上读到的一般都是数字，某某年苏联从某某国强制迁移了几万到几百万人不等，至多再加一个可怕的死亡比例来增加血腥气。这里却能切实读到这种恐怖：「驱逐出境都在夜间进行，我们这边的方式叫做事出意外」，选择驱逐对象也相当随意，他们可能前几个晚上在一条街上进行扫荡，然后突然打住，转到另一条相距甚远的街道商户，但只挑门牌号是偶数的。犯罪给人带来的恐惧也是类似的。比起有目的的仇杀，我们更害怕流窜作案的连环杀人，或者是无差别袭击的恐怖分子。只在这些人的一念之间，一些人就可能幸免于难，同时另一个家庭家破人亡，在那段恐怖的岁月里，一个母亲给孩子的睡前叮嘱居然是：「嘿，你，不要睡着了！」，该是怎样的恐惧可以让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下这样的命令？即使孩子最后真的睡着了，母亲也是绝不会睡的，随随便便的一点脚步声都会让她脸色苍白，直至天亮。
这三个故事加在一起，合成了某种真实又诡异的微观政治图景。独裁者的权威不经意间渗透进生活，刻意制作的宣传偶像却被孩童做了意义消解，而真正残酷的政治，则发生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发生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等到作者长大了，他就会发现，这些政治故事从来就没有变过，改变的无非是发生的规模罢了。
- 无神论者的造神运动-
在微观层面上，偶像的打造是一个个别在胸前的徽章；把这种偶像制造工程的规模放大，那就成了街头一个比一个宏伟、高耸的领袖雕像。
1931年7月，斯大林通过《真理报》发布了一条消息，要在莫斯科修建一座苏维埃宫殿，而宫殿的选址不是别处，恰恰是基督救世主礼拜堂所在地。这座为纪念1812年抗法战争胜利、历时四十五年建成的宏伟东正教教堂，显然是被不动声色地判了死刑。卡普钦斯基的愤怒溢于言表，他用了一连串排比：让我们想象墨索里尼下令将圣彼得大教堂夷为平地，让我们想象法国总统杜马下令将巴黎圣母院夷为平地，让我们想象波兰的毕苏斯基元帅下令将雅思那古拉修道院夷为平地。这无法想象，但斯大林却毫无障碍地做到了，拥有三百万人口的莫斯科即将失去他们的大教堂、圣母院和修道院，但他们「什么也没说」。
在内部的黄金、画作、珍宝、大理石等等被掠夺殆尽之后，破坏者以逐步爆破的方式将礼拜堂夷为平地。当日只留下这一张照片，1990年以后在原址上礼拜堂进行了重建。
斯大林原本的计划是，建一座超越欧美的苏维埃宫，它的宫殿要比帝国大厦大六倍，顶上的列宁雕像要比自由女神像高三倍、重上两倍。苏联不能在高速公路等等方面超越美国，但是，说道「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看起来可以满足斯大林的野心。
然而苏维埃宫最后并没有建成，无神论者斯大林妄图取代基督教上帝，打造共产主义神明（虽然雕像是列宁，可是他才是现世真正掌握实权的神）的伟大工程，到了赫鲁晓夫时代流产成一个供特权阶级享用的公共泳池。打败他的，恰恰又是社会主义制度自己：极低的办事效率拖沓了工程进度，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分散了他的精力。布尔什维克党试图嵌进沙皇的造神传统中，证实它自己也能够赋予生命的源泉，结果，无论是这座流产的宫殿，还是它半个世纪以后自身的命运，都证明了它的落败。
（未完，待续）
来自 世界说 越越 尔乃戎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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