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儿子说的孙中山“西关屠城”，是怎么回事？

这又是我的一篇工作稿件，简单谈了一下陈定炎这本书的问题——孤证，陈定炎先生似乎觉得翻翻《华字日报》，就材料充足了。

原题：孙中山制造“西关屠城”，是真的吗？

近年来，有关孙中山在广州制造所谓“西关屠城”的说法，广为流传。究其源头，即是陈定炎（陈炯明之子）、高宗鲁合著的《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书中称，在平定“商团事变”过程中，孙中山的政府军“唆使理发工人，以三百箱煤油，放火焚城”“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并抢劫、焚烧商户三千余家。同时，陈定炎等还指孙中山在广州期间，残酷盘剥，“使广州市民实在达到忍无可忍的程度，于是联络全市商团，和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反对孙政府虐政”云云。
陈定炎等人的说法带有太多主观意图，刻意回避或夸大了很多事实。

一、为支持北伐，军政府在广东开征苛捐杂税，孙中山并非没有愧意

晚清时局动荡，各地商人为对抗土匪，纷纷购置枪支，组建“商团”，以求自卫。广州商团创建于1911年，至1924年初，已扩充为12个分团，团军总数超过6000人。其时，孙中山第三次在广东建立军政府，并很快同商团爆发冲突。

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时，随其而来的滇军、桂军等私划防区，开征各种苛捐杂税的同时，还在辖镜内遍设关卡，4小时的航路上，竟能设卡35处。这些客军同商团冲突频生，如1924年4月，湘军在搜查非法枪支时，逮捕一间旅馆的2名伙计后，商团立刻集合500余人，包围了这支湘军的师部。商团事变后，孙中山说，“此次民心之激愤，实因恨客军而起”。①

其实，孙中山掌控下广州及其周边地区，为了筹集经费，也不得不使用非常手段。时任广州市长的孙科说，“吾人此次为建国主义而战，不忍多加人民以直接的负担，力求略减人民痛苦，宁将市产及庙宇等投变，藉充军饷，以公家之财，充公家之用”，此即所谓“公产投变事件”。在此过程中，大元帅府同商团冲突加剧，如商团第七分团驻地应属官产，市政厅准备将之投变，结果该团严阵以待，只好作罢。加之投变工作问题丛生，有将私产误为公产投变、同一产业被投变多次等情况，商团借此煽动罢工10余次。②

在公产投变的同时，广州市政厅还要求市民交纳一定数额的“产业保证金”，进行“民产保证登记”，免于私有财产被投变。从1923 年12月——1924 年10月，市政厅先后对民产保证的期限顺延30次，所说的处罚也没有落实。孙中山亦不讳言，“革命政府为存在计，不得不以强力取资于人民，政府与人民遂生隔膜”。③

二、商团大肆购买枪支，煽动罢市、打死群众，同军政府关系彻底破裂

如上文所说，广州商团同军政府的矛盾久已有之，一方面是军政府被迫采取的财政政策，使商人不堪重负，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另一方面，商团的做法，也已超出一个民间组织的行动范畴，自居为准政府，“商联总部，对于各属分团往来函件，均擅取政府公文程式，发号施令。商联总部，不啻一中央政府机关。此种组织，与政府方面权限，最易冲突。识者早已知政府与商团，旦夕必起一番之恶……所发文件，颇多不依法律手续，往往因此而有逾越法轨之行动”。④他们甚至意图购买军舰，建立制弹厂等。在军政府看来，“在同一地方, 有不受政府统辖和不受政府命令的武装团体，就等于有两个政府存在”。

各种矛盾聚集，至“扣械事件”发生，终于最终激化。1924年8月，载有商团所购军火的“哈佛”号被孙中山下令扣押。商团团长陈廉伯此前确曾向军政府申领枪照，但他撒了3个谎。第一，他8月4日提出申请时，声明购买军火在“发照后始行签约，准三个月由欧起运”，“四十日后运到”，其实陈廉伯早在1923年12月就已和卖家签约，因此发照后仅仅6天，军火就运到了广州。其次，陈廉伯申请时，称所买的是“英制八二口径废枪”，实际运来的是“德制七六三口径”枪支。第三，陈廉伯申请了5000支枪的护照，运来的长短枪却有上万支。⑤如此巨量的枪支，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需要，孙中山怀疑他们同吴佩孚、陈炯明有联络，这批军火也是帮陈炯明购买的。

军火被扣，商团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声称“械存与存、械亡与亡”，向军政府讨要。陈廉伯发动商团于8月20日举行大罢市，打出“驱逐孙文”“反对国民党”等标语。其后，军政府查明这批枪支确系商团购买，有意通过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的形式，发还所购枪支。双方谈判两个月，孙中山为缓和矛盾，答应先“发还长短枪五千枝，由商团缴足二十万元，并抽全市房租捐一个月”。

谁知在1924年10月10日，庆祝“双十节”的群众在经过商团驻守的西关地区时，被商团阻挠。冲突中，商团开枪打死20余人，打伤100余人，甚至有工人被割下了生殖器。

三、在军政府和商团的交火中，广州西关损失惨重，但无“屠杀”发生

这起“双十惨案”后，军政府对商团已忍无可忍。10月15日，军政府劝降无效，商团首先开枪抵抗，双方由是交火。当时在大元帅府任职的邓警亚、唐璞园回忆，由于商团在西关修有牢固的工事，政府军“为速战速决，完成任务，不得已用火油燃烧栅闸，又以小钢炮扫射高楼大厦”。⑥另外也有人回忆，攻打西关时，政府军“由消防队喷火车载煤油喷射各接连马路的竹木栅，引火焚毁”。⑦显然，在西关放火只是政府军在进攻时采用的一种战术，而不是报复性举措。

至于所谓理发工人，确曾在多种回忆中出现。有人说到，理发工人同商团矛盾的由来，“理发行在从前曾请求加入商会商团，但会和团这两个组织都是资方的集团，理发店除老板一人是资本家外，其余都是工人……且又上承清末贱视‘剃头仔’的传统思想，拒绝其加入”，“故事发时他们站在政府一面反对商团”⑧。当时商团发现一家理发店中有纵火用的工具，就说他企图放火，枪毙在街上。商团领袖陈恭绶遂“诬理发工友放火，在败走时见了理发工人，不问情由，当场枪毙，或推下河中溺死。西关一带被惨杀的理发工人达十九人”⑨。其实，按照一些说法，理发工人的确为政府军做过侦查工作，但放火一事是没有佐证的。

陈定炎书中所引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于香港《华字日报》，这份报纸一贯持反孙立场，其所言的真实性，自然要打一个折扣。这就好比当事人孙中山的说法，“讵商团于败窜之际，所引土匪放火劫掠，施其故伎，复残杀理发工人以数十计”，同样不能全信。当时的名记者林白水对孙向无好感，他在一篇评论中说，“广州西关的兵火惨劫，所杀害的人命千百条，所丧失的财产五千余万，所焚毁的家屋商店二千余间。这个诺大的兵火，可算是红羊浩劫了。我们得到广州灾民寄来控告孙中山的公文缄件及画图影片等等，约共有二三十种……”⑩他也没有说，孙中山及其部属有“屠杀”行径。真实情况是，西关人员的伤亡、店铺的毁坏，只是双方战斗带来的损失，没有理由只责难一方。

另外，在此次商团事变中，追随陈廉伯的其实只有广州第8、第9分团，以及佛山商团，其他韶光、肇庆、番禺、香山、新会等广东大多数地区的商团都未参与。

注释：

①敖光旭：《“商人政府”之梦——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的历史考查》，《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②沈成飞：《广州官产投变事件中的革命政府与地方社会》，《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③沈成飞：《试论大元帅府时期广州民产保证之推行》，《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④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⑤周兴樑：《陈廉伯与广州商团叛乱》，《历史教学》1999年第7期；⑥邓警亚、唐璞园：《广州商团叛变记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3东征北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644页；⑦⑨李朗如等：《广州商团叛乱始末》，《广东文史资料 第4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5页；⑧植梓卿等：《工商界老人忆商团事件》，《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下编 第1卷 民国时期政治篇 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591页；⑩林白水：《孙中山之肝火》，《林白水文集 下》，2006年，第837页。

http://view.news.qq.com/original/legacyintouch/d5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