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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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军队中，尤其是在作战紧急时刻，也许只能是这样。但推而广之，作为一种组织纪律，就很成问题了。（p4）
近日巫术式的气功在在万体馆现身做法，有老同志两人作顾问，参加者络绎不绝。主席台旁座位，据说可受到气功师的放气治疗，黑市价已高达万元。气功师一登台，哭者、笑者，叫者，手舞足蹈，乱成一片。从本世纪初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但萨满式的巫术附体式的狂迷仍一如昔日。（p18）
这届学科评议会简直无法和上届相比。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很远，作风也两样。上届所有老先生都是认真的。每个人看资料，研究问题，直到深夜，一丝不苟，公正无私。现在却有请托说请种种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在博导人选上劣进优退，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而品学优异者却往往落选。我们开会时，在北京高校有些未列入博导候选名单者（比如北师大的某某就是其中之一，他确实应该应该评上），来到京西宾馆要求容许他到会申诉，但被拒之门外。更有一些人洁身自好，虽受到不公正待遇，却默默隐忍了。其中有两位后来我见到，他们对此事并无任何表示，这种高尚作风虽令人敬佩，但对教育界弊病的改革不利。（p33）
为《文汇报》改发言稿。上月十一日在双周理论座谈会发言后，不久市委办公厅来人说朱镕基书记要在报上发表我在会上的发言稿。我说我无底稿。来人说，他们录了音可整理出交我审阅。两天后办公厅将记录稿送来。我阅后觉得记录准确无误。我考虑到要将内部发言作为书面公开发表出去，就主动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免太火气。孰料发言稿交《文汇报》后，报社编辑又删又改，剩下的原文没有几句，变成一篇言不及义的应酬文了。幸而事先我去声明要看校样。校样送来时，我看了十分气愤，向编辑说：“你们把稿子改成这样，我不同意。全篇成了‘今天天气哈哈’，这不是我的稿子，我不同意发表。”这样一争，报馆才将我的原稿送来，并答应不再改动在报上发表。（p48）
我在香港期间为了查阅资料，曾去九龙中央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很大，设备也完善，但大量藏书都是经济和工具性方面的读物，要借一本《吕氏春秋》却没有。倘要研究英国文学，这家图书馆也会同样捉襟见肘的。我说英国统治者没有将其母体文化移植到这快殖民地来，就是指此而言。过去我在上海租界居住时，法租界禁止电影《左拉传》公演，英租界禁止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演，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p68）
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案：马悦然）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些解释，提到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了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案：文学素养）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他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这些都要恰到好处的表达出了，可以说是肯困难肯困难的。那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的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直落的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p71）
会上有人把当前思想界划为激进、自由、保守三种类型的问题。我对这种划分感到困惑。我在发言中说，在大陆上我们曾有左中右的三分法，把所有的人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分类，穿上一样的号衣。这种机械的分类，将人的复杂思想化为一种简单的符号，阉割了人的有血有肉的性格与生命，再没有比他更粗暴更、更违反真实了。我没有料到，来到夏威夷，也碰到了同样性质的分类法。
在激进、自由、保守三种人中，如果要我站队，我不知道应该站在哪里。有些方面我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在另外一些事上，我又是很保守的。至于自由呢，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基本属于自由主义的。人的思想很复杂，很难装进一个简单的模式里。是事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在《知性的分析方法》（一九八零年载《上海文学》）一文中，就对“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抓要害论”（指对事物的分析主要在于抓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感到厌恶。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抓要害”这一知性观点，经过任意套用，已经变成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许多人以为抓主要么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事实上，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特殊性坚硬对立的抽象普遍性，他是以牺牲事物的具体血肉（即多样性统一）作为代价的。……只有对事物做出全面的考察，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抓要害”这种知性的分析方法，其实是支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
但问题并没有完。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上也兴起了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的划分。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几乎和我在夏威夷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其间差别只在于我们这里更多用它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如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什么主义之类。（p80）
我像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国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来源于农民意识。如果要说明形成这一看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因素：
一、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在探讨农民战争问题时，就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他们反剥削、反压迫而不反封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成了同义反复的改朝换代。
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不断侵染，自然经济的封闭，都使得反封建压迫的农民接济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了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思想。（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王蒙约我去看北京人艺上演的《狗儿爷涅槃》，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文章中说：“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狗儿爷的最高人生追求，就是像他痛恨的地主一样，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见《思辨随笔》六一节）
三、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曾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意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
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出来，进入无产者行列，无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
将农民和无产者一视同仁的说法和马克思理论是有分歧的。有人曾根据国情不同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农民特殊论。中国革命长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以及革命干部以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更使农民意识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主导因素。（p82）
今天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案：与余英时的争论），我感到奇怪，我和一些人开头因见解分歧发生争论，甚至双方都由此产生不快，而后来竟都成为朋友，这是我最初想不到的。我和林毓生的关系如此，跟余英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能够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在于双方都必须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对于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选择的尊重，这才能够虚己服善，平等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意在求胜。
九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出现了一批酷评家，自以为真理在握，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被当做异端，恨不得将对手打入畜牲道。因此在大陆上很少有真正的理论探讨，和你难得有争论后产生的友情。学术领域原本就是追求真理的园地，可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p85）
那时，我以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直到九十年代后半叶，特别是我开始探讨《社会契约论》的那几年，我发现他以前十分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力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更完全是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国传统观念（如知行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家法家的警句，《水浒》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而并不是立论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的巴黎公社，而人们公社的命名就是由巴黎公社而来。我觉得列宁的《唯批》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共与中共都曾以这部书作为训练高级干部的党校教科书。大陆理论界长期以来用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的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高下，而其根基则来源于《唯批》。
至于“造反有理”虽然主要是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的经验，但也渗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传统。）但我认为并不这样简单。比如作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造人性”，这是传统中没有的，而是很可能来自苏联理论界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再如斗争哲学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孔老二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和法家传统可以沾上点边，但主要还是他对阶级学说的诠释和创造性的发展。他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就不免简单和片面了。其中有来自传统的（但需要对儒释道墨法种种传统加以分辨，更需要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加以区分）；有来自苏联所介绍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大陆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忽视第二种。（p92）
寄陈昕函用的不是白色信封，投入邮箱后，始见到上面粘有名片大小的一张小纸，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邮局通告寄信人只准用白色信封。此地邮局顶出许多土政策，前寄信香港因不和它所订出的许多特殊规则而常被退回。略有小小的权力，即显示自己的权威，而不惜扰民，良可浩叹。（p112）
冬运揭幕前夕，市容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记得儿时，北平接待国联李顿调查团时，在东华门大街两边树立无数木桩，再覆以宽大白布，以遮掩后面的杂乱肮脏。《水浒》中王婆曾云：“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亦即此类。这种陋习不知何时得改？（p169）
船向前行驶，经过一座荒凉山峦，他（案：基层公安干部）指着山峦高处一间简陋的破房对我说，那你曾居住一个贫穷的老妪，只身一人，无人相伴。虽然已经年迈，但为了饮水，天天仍得下山挑水，后来实在挑不动了，她就吊死在那间屋里。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就是如此悲惨。（p202）
途径一处（尚在浙境），遇公路民警拦截，接口超车，索洋百元放行。此等办法，弊端极多，虽较内地偏远之处如枝山县文明，（案：作者九月游湖北老家遇拦路土匪）但无理则一也。（p211）
见面就听人说他（案：徐雪寒）因忧国忧民身体很不好，这次谈话时，他说了不少激愤的话。五十年代出，他被卷进抗战时在上海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案，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不畏强御，正直的秉性未改，他见不得黑暗丑恶现象，而他所处的地位和能够观察见渊鱼的洞察力，使他看见了不少卑鄙龌龊的东西。他又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对这类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谈话中常有愤激语。别人说他忧国忧民把身体搞坏了，这倒是确实的。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内聚集了一批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很不平常的现象。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当时我们这批乳臭味干的青年，入党不久，受到党内这种空气的熏陶，很不不懂得趋承上意那些政治陋习，只知唯真理是从，始终保持着青年的朝气和理想。可是，这批不谙世事在温室里长大的人，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个都挨了整，几乎全军覆没，无一幸免。（p318）
吴敬琏寄来所作《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中颇可采录：海耶克（案：今译哈耶克）在批判“自然道德”本能的，狭隘的道德规范时，强调了自私与自利的区别。（参见《通向奴役之路》）自私发自人的求生本能，他是所谓geo，强调私己的生命和享乐，为了私己利益时刻准备侵犯他人权利，甚至可以把他人的生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自利则是基于人的理性，它虽然强调自己的利益，但是从理性出发，特别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出发，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自利的人维护他人和自己的产权，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付出代价。（按照弗格森Adam Ferguson《A Thesis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的定义，只有自利的人才可称作文明的人，而自私的人则仍停留在野蛮人的状态。）对自私的人而言，根本谈不上交换关系的建立。一群自私的人，只能在霍布斯（Thomas Hobbs）《利维坦》所说的“也蛮丛林”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很快的死去。为避免这种命运，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和政府权威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手段。洛克继而提出民主政治的概念。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互相尊重，由“生命、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组成的产权，其神学传统中理性化来。（p370）
茅（案：茅于轼）之后，有人出言多带攻击性，对朱维铮、张汝伦大肆诋毁，这也难怪，目前学界正式酷评之风盛行的时候。凡行此道者，不思以理服人，只图气势汹汹之谩骂，使人慑服也。（p457）
杨国枢对我说，我对激进主义所做的界说，即“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很好。（p463）
李（案：李宗霖）到柜台开房间，我们三人每人一间，房价亦昂，李说在新台币五千以上。房间内灯具俱由电子控制，浴室十分宽敞，设备齐全，有澡盆、淋浴及浴池。浴盆外放置两个日本人洗澡的木桶，以备冲淋。这是我在其他地方（包括在日本的饭店中）所未见过的。台湾收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我曾问过台湾友人，他们说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人侵台时，台湾的原居民（多为高山族）亦曾奋起抵抗。但侵占以后，行怀柔政策，与侵略大陆时一味强取豪夺，采取血腥统治不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不思抚慰，反酿成二二八大血案，以置民心丧失，良可叹息。（p472）
《大学生》杂志做了一次对大学生“文化大革命”认识的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自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仅限于“听说过一点”：不少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止年月及标志。在问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时，有人答：由个别领导或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在问未赶上“文化大革命”时有何感想时，有人说遗憾，失去一次锻炼机会。在问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未尝不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方式可抑制当前的社会腐败。对于今天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有人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人说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段历史而已，有人说在于为发动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呜呼！这就是天之骄子，国家栋梁的大学生对“史无前例”的认识！才刚刚过去二十二年，我们就把最不该忘记的一段历史忘成这个样子！极力主张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巴金先生当哭！（p491）
近日巫术式的气功在在万体馆现身做法，有老同志两人作顾问，参加者络绎不绝。主席台旁座位，据说可受到气功师的放气治疗，黑市价已高达万元。气功师一登台，哭者、笑者，叫者，手舞足蹈，乱成一片。从本世纪初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到现在已经过去九十年了，但萨满式的巫术附体式的狂迷仍一如昔日。（p18）
这届学科评议会简直无法和上届相比。不仅参加成员在学识上相差很远，作风也两样。上届所有老先生都是认真的。每个人看资料，研究问题，直到深夜，一丝不苟，公正无私。现在却有请托说请种种徇私现象发生。结果在博导人选上劣进优退，不学无术者滥竽充数，而品学优异者却往往落选。我们开会时，在北京高校有些未列入博导候选名单者（比如北师大的某某就是其中之一，他确实应该应该评上），来到京西宾馆要求容许他到会申诉，但被拒之门外。更有一些人洁身自好，虽受到不公正待遇，却默默隐忍了。其中有两位后来我见到，他们对此事并无任何表示，这种高尚作风虽令人敬佩，但对教育界弊病的改革不利。（p33）
为《文汇报》改发言稿。上月十一日在双周理论座谈会发言后，不久市委办公厅来人说朱镕基书记要在报上发表我在会上的发言稿。我说我无底稿。来人说，他们录了音可整理出交我审阅。两天后办公厅将记录稿送来。我阅后觉得记录准确无误。我考虑到要将内部发言作为书面公开发表出去，就主动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以免太火气。孰料发言稿交《文汇报》后，报社编辑又删又改，剩下的原文没有几句，变成一篇言不及义的应酬文了。幸而事先我去声明要看校样。校样送来时，我看了十分气愤，向编辑说：“你们把稿子改成这样，我不同意。全篇成了‘今天天气哈哈’，这不是我的稿子，我不同意发表。”这样一争，报馆才将我的原稿送来，并答应不再改动在报上发表。（p48）
我在香港期间为了查阅资料，曾去九龙中央图书馆看书。这个图书馆很大，设备也完善，但大量藏书都是经济和工具性方面的读物，要借一本《吕氏春秋》却没有。倘要研究英国文学，这家图书馆也会同样捉襟见肘的。我说英国统治者没有将其母体文化移植到这快殖民地来，就是指此而言。过去我在上海租界居住时，法租界禁止电影《左拉传》公演，英租界禁止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公演，这并不是什么稀奇事。（p68）
一九八六年在金山举行的国际汉学研讨会，他（案：马悦然）也应邀前来参加，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国作家从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马悦然在发言中试图作些解释，提到翻译质量会影响评委对作品的理解。这一说法顿时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有人马上质问他：“诺贝尔奖究竟是文学奖还是翻译奖？”话音未落，就引起了一片谴责声，在群情激愤下，他显得有些狼狈。我看到他那发窘的样子，心中不禁对他有些同情。他的话倘从实际方面去考虑是有一定道理的。……大陆许多作品的翻译，纵使出于著名译者之手，恕我直言，往往是并不好的。翻译不仅需要母语与外语兼优，而且还需要业务（案：文学素养）的素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有它的独特风格，有它的蕴藉、含蓄以及意在言外的表现方式，有他带有作者性格烙印的抒情写意的特征……这些都要恰到好处的表达出了，可以说是肯困难肯困难的。那相信马悦然的说法，中国作品能不能获奖，翻译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每逢争论到情急的时候就会出现以意气代理性的慷慨陈词，所以他的多少含有善意的发言，被表示的激愤的抗议声所淹没，最后直落的一个“马悦然对中国有成见”的坏名声。（p71）
会上有人把当前思想界划为激进、自由、保守三种类型的问题。我对这种划分感到困惑。我在发言中说，在大陆上我们曾有左中右的三分法，把所有的人按照一定的模式去分类，穿上一样的号衣。这种机械的分类，将人的复杂思想化为一种简单的符号，阉割了人的有血有肉的性格与生命，再没有比他更粗暴更、更违反真实了。我没有料到，来到夏威夷，也碰到了同样性质的分类法。
在激进、自由、保守三种人中，如果要我站队，我不知道应该站在哪里。有些方面我的主张是激进的。但在另外一些事上，我又是很保守的。至于自由呢，我认为自己的思想，基本属于自由主义的。人的思想很复杂，很难装进一个简单的模式里。是事实早在十多年前，我在《知性的分析方法》（一九八零年载《上海文学》）一文中，就对“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抓要害论”（指对事物的分析主要在于抓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感到厌恶。我在这篇文章中说，“抓要害”这一知性观点，经过任意套用，已经变成一种最浅薄最俗滥的理论。许多人以为抓主要么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但事实上，由此所得到的只是与特殊性坚硬对立的抽象普遍性，他是以牺牲事物的具体血肉（即多样性统一）作为代价的。……只有对事物做出全面的考察，才能认识事物的整体，“抓要害”这种知性的分析方法，其实是支解了事物的具体内容，使之变成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
但问题并没有完。九十年代中后期，大陆上也兴起了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的划分。关于这个问题的种种说法，几乎和我在夏威夷会上所听到的一模一样。其间差别只在于我们这里更多用它来作为一种批判手段，如称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是什么主义之类。（p80）
我像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一样，认为中国主流政治中所含有的封建成分即来源于农民意识。如果要说明形成这一看法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我可以举出这样一些因素：
一、早在九十年代初，大陆史学界在探讨农民战争问题时，就有人提出农民不代表进步的生产力，他们反剥削、反压迫而不反封建，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成了同义反复的改朝换代。
二、由于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意识的不断侵染，自然经济的封闭，都使得反封建压迫的农民接济不能形成新的思想体系，而产生了以农民意识为特征的封建主义思想。（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王蒙约我去看北京人艺上演的《狗儿爷涅槃》，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文章中说：“一个具有强烈反压迫、反剥削意识的农民，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并没有逃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狗儿爷的最高人生追求，就是像他痛恨的地主一样，拥有更多的土地和房屋。”见《思辨随笔》六一节）
三、主流政治思想长期以来就确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在二十世纪初，曾根据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造运动提出了无政府革命必须以农民为主力军。（见《天意报》：《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成为中国现代革命重要文献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是承袭了这一观点。
从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中圈去了所有“小资产阶级”一词中的“小”字以来，就使农民从小资产阶级中超脱出来，进入无产者行列，无工人阶级并驾齐驱，从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而原来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则晋升为资产阶级。此后根据思想意识来划阶级的理论等等，就将知识分子当做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当时根据经济地位来定性的资产阶级已不存在，唯一可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就只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先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刀。唯一例外的是，在六十年代初，七千人大会之后一段短暂的松动时期，周恩来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议上，陈毅曾在广州会议上，先后发表了为知识分子脱去资产阶级帽子的讲话。（可是在八届十中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又将情况完全扭转过来了。）
将农民和无产者一视同仁的说法和马克思理论是有分歧的。有人曾根据国情不同把这种观点称之为中国农民特殊论。中国革命长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以及革命干部以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实际情况，更使农民意识成为中国革命理论中的主导因素。（p82）
今天我回忆这段经历时（案：与余英时的争论），我感到奇怪，我和一些人开头因见解分歧发生争论，甚至双方都由此产生不快，而后来竟都成为朋友，这是我最初想不到的。我和林毓生的关系如此，跟余英时的关系也是如此。我想能够出现这种情况，首先在于双方都必须具有追求真理的热忱和对于学术民主和自由讨论的选择的尊重，这才能够虚己服善，平等待人，而不是居高临下，意在求胜。
九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出现了一批酷评家，自以为真理在握，凡是和他们意见不同的就被当做异端，恨不得将对手打入畜牲道。因此在大陆上很少有真正的理论探讨，和你难得有争论后产生的友情。学术领域原本就是追求真理的园地，可是在我们这里却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场所。（p85）
那时，我以为毛泽东主要只是吸取继承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大陆学术界这种看法似乎至今仍占支配地位），其实这是很片面的。直到九十年代后半叶，特别是我开始探讨《社会契约论》的那几年，我发现他以前十分注意苏联的理论概况以及苏联理论家阐释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读过不少这方面的书，比如在延安时期战前出版的里昂吉耶夫的经济学，亚力山大洛夫的哲学之类。延安整风时期刊印的“干部必读”，大概是经他指定的书籍，而这些书也都是同类性质的。作为他的哲学奠基之作的两论《实践论》与《矛盾论》，更完全是以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谈辩证法》以及斯大林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依据。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其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学说均以此为基础。两论中虽然也偶或涉及中国传统观念（如知行模式，老子语录，孙子及其他兵家法家的警句，《水浒》三打祝家庄的故事等等），但这些都只是他所谓的“民族形式”，或用来说明原理，或作为例证而加以援引，而并不是立论根据。他在倡导人民公社时，想到的是张鲁传的巴黎公社，而人们公社的命名就是由巴黎公社而来。我觉得列宁的《唯批》对他的影响特别大。苏共与中共都曾以这部书作为训练高级干部的党校教科书。大陆理论界长期以来用唯物唯心两条路线的模式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据以划线并判高下，而其根基则来源于《唯批》。
至于“造反有理”虽然主要是总结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运动的经验，但也渗进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一位友人曾对我说，他的思想主要来自传统。）但我认为并不这样简单。比如作为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改造人性”，这是传统中没有的，而是很可能来自苏联理论界传入的有关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对卢梭理论的诠释和实践。再如斗争哲学也是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孔老二没有这个东西，也许和法家传统可以沾上点边，但主要还是他对阶级学说的诠释和创造性的发展。他的思想渊源是错综复杂的，仅仅用传统去概括，就不免简单和片面了。其中有来自传统的（但需要对儒释道墨法种种传统加以分辨，更需要将大传统与小传统加以区分）；有来自苏联所介绍的马列主义理论的；也有对传统和外来学说加以创造性发展的等等。对于上述三个方面，大陆学界只强调头一种，承认第三种，忽视第二种。（p92）
寄陈昕函用的不是白色信封，投入邮箱后，始见到上面粘有名片大小的一张小纸，上面写满密密麻麻的小字。邮局通告寄信人只准用白色信封。此地邮局顶出许多土政策，前寄信香港因不和它所订出的许多特殊规则而常被退回。略有小小的权力，即显示自己的权威，而不惜扰民，良可浩叹。（p112）
冬运揭幕前夕，市容多采取临时应急措施。记得儿时，北平接待国联李顿调查团时，在东华门大街两边树立无数木桩，再覆以宽大白布，以遮掩后面的杂乱肮脏。《水浒》中王婆曾云：“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亦即此类。这种陋习不知何时得改？（p169）
船向前行驶，经过一座荒凉山峦，他（案：基层公安干部）指着山峦高处一间简陋的破房对我说，那你曾居住一个贫穷的老妪，只身一人，无人相伴。虽然已经年迈，但为了饮水，天天仍得下山挑水，后来实在挑不动了，她就吊死在那间屋里。这些贫困地区的人民生活就是如此悲惨。（p202）
途径一处（尚在浙境），遇公路民警拦截，接口超车，索洋百元放行。此等办法，弊端极多，虽较内地偏远之处如枝山县文明，（案：作者九月游湖北老家遇拦路土匪）但无理则一也。（p211）
见面就听人说他（案：徐雪寒）因忧国忧民身体很不好，这次谈话时，他说了不少激愤的话。五十年代出，他被卷进抗战时在上海和他共过事的潘汉年案，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不畏强御，正直的秉性未改，他见不得黑暗丑恶现象，而他所处的地位和能够观察见渊鱼的洞察力，使他看见了不少卑鄙龌龊的东西。他又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对这类事一直耿耿于怀，因此谈话中常有愤激语。别人说他忧国忧民把身体搞坏了，这倒是确实的。抗战初期上海地下党内聚集了一批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很不平常的现象。这是其他地方见不到的。当时我们这批乳臭味干的青年，入党不久，受到党内这种空气的熏陶，很不不懂得趋承上意那些政治陋习，只知唯真理是从，始终保持着青年的朝气和理想。可是，这批不谙世事在温室里长大的人，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个个都挨了整，几乎全军覆没，无一幸免。（p318）
吴敬琏寄来所作《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文中颇可采录：海耶克（案：今译哈耶克）在批判“自然道德”本能的，狭隘的道德规范时，强调了自私与自利的区别。（参见《通向奴役之路》）自私发自人的求生本能，他是所谓geo，强调私己的生命和享乐，为了私己利益时刻准备侵犯他人权利，甚至可以把他人的生命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自利则是基于人的理性，它虽然强调自己的利益，但是从理性出发，特别是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律出发，时刻准备为了改善个人利益而与他人利益做某种妥协。自利的人维护他人和自己的产权，并准备为维护合作规则付出代价。（按照弗格森Adam Ferguson《A Thesis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的定义，只有自利的人才可称作文明的人，而自私的人则仍停留在野蛮人的状态。）对自私的人而言，根本谈不上交换关系的建立。一群自私的人，只能在霍布斯（Thomas Hobbs）《利维坦》所说的“也蛮丛林”或“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中，很快的死去。为避免这种命运，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和政府权威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手段。洛克继而提出民主政治的概念。西方启蒙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互相尊重，由“生命、基本自由和财产权利”组成的产权，其神学传统中理性化来。（p370）
茅（案：茅于轼）之后，有人出言多带攻击性，对朱维铮、张汝伦大肆诋毁，这也难怪，目前学界正式酷评之风盛行的时候。凡行此道者，不思以理服人，只图气势汹汹之谩骂，使人慑服也。（p457）
杨国枢对我说，我对激进主义所做的界说，即“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很好。（p463）
李（案：李宗霖）到柜台开房间，我们三人每人一间，房价亦昂，李说在新台币五千以上。房间内灯具俱由电子控制，浴室十分宽敞，设备齐全，有澡盆、淋浴及浴池。浴盆外放置两个日本人洗澡的木桶，以备冲淋。这是我在其他地方（包括在日本的饭店中）所未见过的。台湾收日本生活方式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我曾问过台湾友人，他们说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日本人侵台时，台湾的原居民（多为高山族）亦曾奋起抵抗。但侵占以后，行怀柔政策，与侵略大陆时一味强取豪夺，采取血腥统治不同。台湾光复后，国民党军队进入，不思抚慰，反酿成二二八大血案，以置民心丧失，良可叹息。（p472）
《大学生》杂志做了一次对大学生“文化大革命”认识的调查，其结果令人震惊。百分之八十的同学自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仅限于“听说过一点”：不少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起止年月及标志。在问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时，有人答：由个别领导或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在问未赶上“文化大革命”时有何感想时，有人说遗憾，失去一次锻炼机会。在问及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时，有人说未尝不可，“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方式可抑制当前的社会腐败。对于今天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现实意义，有人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有人说他的意义只不过是一段历史而已，有人说在于为发动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做准备。呜呼！这就是天之骄子，国家栋梁的大学生对“史无前例”的认识！才刚刚过去二十二年，我们就把最不该忘记的一段历史忘成这个样子！极力主张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的巴金先生当哭！（p4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