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蝉凄切的秋天

《天国之秋》的封面很中国，在那个“秋”字中间看到“安庆府城”四个字，想来述说的是曾国藩攻克安庆城的场景，整书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用心，而读完此书也应证了这点。

01

若单论季节，那么秋季真是个幸福的季节，秋高云淡，一片丰收的场景。但若要是讲起王朝的秋天，可就不那么美妙了，用多事之秋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大清朝有着276年的历史，若按四季来分一季69年，而大清国的秋天则在第3个69年来临了，而那一年是公元1843年，恰巧第一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逐步签订完成，只是好在那时似乎还有盛夏的余热，当1850年广西金田的一声巨响，崛起的天平天国使得帝国的秋天才真正的到来了。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异类的运动，从主体成员看是广西烧炭工人而非传统的农民，从口号上讲没有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气，也没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样的口号，更没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传统把戏，而是用西方的宗教来引导这场运动，把驱除鞑靼当作自己的使命，所以它至今还值得我们去研究，要知道那血肉模糊的14年，在中国大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它是如何兴起又是怎样灭亡的。

美国作者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天国之秋》从西方角度诠释了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对太平天国这场运动的影响，记得学生时代我们是这样解释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源于中西反动势力绞杀，在分享击溃太平天国这个大蛋糕上各抒己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站在时间的长河中似乎也多少能看出些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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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

《天国之秋》侧重点与其他研究太平天国的著作不同，更多的是运用西方的史实资料来解读西方国家在剿灭太平天国军事行动中的作用，该书绝大多数笔墨用在了洪仁玕、陈玉成和李秀成身上，至于洪秀全本人以及改变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并未做过到的解释，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全面的，可以阅读罗尔纲大师的《天平天国史》和《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美国史学家史景迁的《太平天国》更是从宗教的角度去诠释，对于我而言而则希望能够从书中感受一下当时人们的所思所想所做，时代都不同了，但是大时代急剧变化的速度实一点都没有变。

天京事变后，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被产出，太平天国出现权利真空，这是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八年未见的族兄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干王，但是洪仁玕感觉到了其他从广西一路作战的将领的敌视，因此洪仁玕推出了《资政新篇》试图巩固个人地位。这是第一次全面阐述了太平天国的立国之本，虽然有很多的不足，但是和同时代传统士大夫相比，在香港浸染多年的洪仁玕其已经走在了时代的前头，至于是否能够完成是另外一回事，毕竟要冲破几千年在人们脑袋中的枷锁，本身就是一件及其困难的事情，哪怕是在21世纪的今天，又有多少残留的糟粕思想在束缚着我们，就更不要提150多年前的事情了。

洪仁玕一直试图用彼此均为信奉基督教为由，进而借机依靠西方实力击垮清王朝，只是当李秀成带兵进攻上海时，所谓的“洋人兄弟”并没有开门迎接太平军，想法送给他们的确实毫无准备的屠杀。安庆失手后，洪仁玕渐渐的无法掌控李秀成，洪希望英王和忠王再次夺取安庆，进而巩固长江一线。他将湖北武昌比喻为蛇头，安徽安庆为蛇腹，江南上海为蛇尾。再去未攻下武昌又输安庆的情况下，势必要夺取安庆，但是李秀成拒绝了，执意攻打浙江。与此同时当洪仁玕战败桐城后，他与诸王的关系愈发紧张，同时权力也收到洪秀全的分割，洪秀全的儿子的地位开始凌驾于洪仁玕，第二把交椅失去了。洪仁玕一直努力构建太平天国的立国之纲。可惜太平天国诸王自认为是“开国功臣”。他们不关心未来，不关心如何赢得民心或统一太平天国政府。他们“各顾自己，不顾大局”。

1862年为太平天国叛徒奏王苗沛霖诱骗中计陈玉成后来被杀；天京被攻克后，李秀成骑马领着幼王，打扮成湘军。灿烂的落日余晖映于身后，消失于暮色中。这场战争不是以投降，而是以消灭画下句号。1864年，天京陷落后，李秀成被俘遇害，而洪仁玕在几个月后的秋天在江西被捕被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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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帝国——咸丰帝+曾国藩+恭亲王

这个时期的不幸迹象之一，乃是有那么多位高权重之人愿意承认局势败坏，却提不出对治之道，并且对这样的结果，除了诉诸宿命，未提出别的说法来解释。

上天似乎不太眷顾生于圆明园的咸丰皇帝，这位年仅三十岁的皇帝，一生处于惶恐中，帝国在他的手中几近崩溃，最后死在了帝国昔日壮观的皇家园林承德避暑山庄，结束自己的一生。在其14年的皇帝生涯中，太平天国在南方蔓延十八个省，帝国最富饶的江浙都被控制，北方的捻匪横乱，民不聊生。西北的陕甘的回汉之争愈演愈烈，而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际，咸丰也只能留恭亲王在北京苦苦支撑，最后如何也不会到北京。到底帝国该如何发展，到底该如何治理，内忧外患如何平息，考验着这个年轻的帝王，显然他是不及格的。

为什么呢？不破不立，无法突破祖制，改革失败的必然结果，而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指出了那个时代是3000年来所未有的时代，是历史选择了太平天国一定要出现！

在《饥饿的盛世》中描写到“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却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去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作为管理者下属固然服从听从是好事，起码面子上是舒服了，但是没有唱反调的，没有敢说真话的，一旦有问题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推诿扯皮，所以这一点管理者值的思考。
其实官员们是明白的，但是大家也都明白这天下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作为高度集中制的专制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顺服。所以官员们丧失了锐意进取的锐气，多了些安分守己的木讷，既然磕头听命就行了，又何必强出头呢？

僧格林沁不明白他的蒙古骑兵这么勇敢，但在配备了最新式武器的英法联军面前，为什么还是不堪一击。当威力巨大炮弹在骑兵冲锋的队伍爆炸时，恐惧感弥漫着这只军队，溃不成军对于有代差的军队来说是必然结果。从恭亲王后来开始重视洋务运动而言算是个明白人，但谈不上深刻，天天还有“主子—奴才”的思维来面对新时代的到来，英国人派遣使臣进行谈判，回答他们的是负责与清庭谈判的巴夏礼和额尔金秘书罗亨利被服，一开始遭到连串毒打，其他人的状况更惨，不给食物和水，手腕被绳子束紧，致使多人死亡。

提到太平天国一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就是曾国藩。天底下无新鲜事情。一些官员也明白现在朝廷的问题，但是至于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一头雾水，思想和眼界都处于一个比较闭塞的时代，还保守着过去的经验来说事。曾国藩在四川，后来他也觉得行贿受贿对于朝廷而言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种侵入肌肤式的腐烂着实不知从何下手。清军战斗力急剧下降，腐败问题丛生，曾有人问林则徐如何改变这种状况，林的回答是“虽诸葛武侯来，亦只能束手无策。” 好在曾国藩他身边的世界整个分崩离析，但他坚守既有立场，深信如果放掉他在这山谷拥有的小小优势，将会全盘皆输。

满汉的问题才是朝廷的第一件大事，曾国藩一直过的很郁闷。咸丰皇帝身边的大臣觐见“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团练出征的缺点，久征则常思还乡。曾国藩既要忠于皇上，又要替子弟兵着想，努力在两者中拿捏平衡之道。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曾国葆都战死于内战，在曾国藩老家的田野里，回荡着失去亲人的哭声。1860年春，洪仁玕解围南京，清军首领张国梁与和春战死，清军群龙无首后。1860年六月，咸丰皇帝任命他为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曾国藩时代来了。

1860年左右的皇帝通知下的子民和1713年英国使者马尔格尼来中国面见乾隆皇帝时的场景差不多，他见到老百姓跳进河里疯抢官方扔掉的东西，他们对皇帝的印象实在是太模糊了，至于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战舰搁浅时会有百姓主动给来全，十几年后的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百姓还给联军带路，送给养，真实笑话。

高层-中层-底层都迷茫间不知道这艘巨轮该驶向何处时，问题早晚都会出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管理一个团队需要在不断更迭的时代中自我改变，不断学习有所敬畏，放低姿态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04

大英帝国—政治人+传教士+媒体人

当15世纪到17世纪，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以发展欧洲新生的资本主义。可以说航海大发现结束的时候，全球化已经开始了，只是中国的皇帝们还是做着“天国上朝”的美梦，1792年9月26日，英国政府任命马戛尔尼为正使，乔治·斯当东为副使，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西欧各国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1793年8月5日（清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廿三），英国使团乘坐一艘六十门炮舰“狮子”号和两艘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的随行船只抵达天津白河口，之后换小船入大沽，受到直隶总督的欢迎。通称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英国外交官，曾于1816年代表英国率团访华，然而清廷与英国双方因为在礼节上出现分歧，结果使团未能谒见嘉庆帝。

在1860年，英国国内对于中国清庭的态度是比较分裂的。英国首相巴麦尊想动武，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同意动武。葛雷伯爵则认为：我们与中国的庞大贸易，对我们所享有的富足繁荣的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超过我们与美国之外世上任何国家的贸易的贡献。如果英国开战，除了拆除中华帝国古老且已摇摇欲坠的结构，恐怕别无办法脱身。上海领事密迪乐认为中国人“尊敬成功的叛乱，把那视为天意的展示，叛乱是为了实现上天保住和平、秩序、安稳与繁荣的意志。”他主张不要介入中国内战，如果英国不让叛乱自行走到终点，最好的结果讲只是促成更难驾驭的无政府状态，最坏的结果是使中国人民沦落到受本该垮台的腐败残酷政府统治。

1853年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文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英国掠夺性贸易政策，破坏了中国政府的稳定，从而导致反清叛乱四处爆发。人们担心中国会成为下一个印度，如果中国清朝瓦解，英国人必须亲自治理，但是印度的例子让所有人感到沮丧。自1857年印军哗变后，殖民统治的高昂政治与军事成本，让英国吃不消。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利益是最重要的，至于朋友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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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年前英国额尔金勋爵认为整个中华帝国没有前途——因为其无可救药地沉浸于古代，从而与境外快速改变的世界脱节。16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华帝国又变得怎么样了呢？也许是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