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多本书写完，她还是一个普通读者
五十多本书写完，她还是一个普通读者
云也退
三十岁的时候，多丽丝•莱辛走出了她度过早年生涯的非洲，此时她已是一个单亲妈妈，中学没读完就退了，带走了一柜子的非洲小神像以及她的第一部小说手稿。人生的路已然很窄，这之后的五十多年里，她专心做着两件最主要的事：写书、旅行。到年近九旬时，她的名字和五十多本书连在了一起，读者可以沿着她的书看到这个人在时光中的一点点演变，因为她对时光、对人在老去之中的困惑、喟叹、挣扎太过敏感，她几乎不容许自己写跟自己当下的处境完全无关的题材，乃至当她有一阵出版科幻小说的时候，评论家都大呼她跑偏了，背叛了自己。
《时光噬痕》，她的第一部随笔、评论和演讲集，英文原名Time Bites简直太有莱辛的风格了。时间，时间能带给一个人多少智慧，又要问她拿走多少东西？失去的和得到的是对等的吗？
先读了其中的几篇关于书和作家的文章，都是熟悉的莱辛的味道，谦虚朴实，安安心心地做个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介绍出去。她写布尔加科夫：“战争、内战、反革命、谋杀、折磨、盘查、阵营、放逐、劳工……这无止尽的受难便是布尔加科夫一生的基调”，“若要了解苏联革命和内战，这部小说（指布氏的《一位乡村医生日记》）值得您先行一读。”她写穆丽尔•斯帕克：“穆丽尔的小说基调高雅，文辞优美，包含智慧，这是她心平气和、辛勤笔耕的成果，这份平和和辛勤正是小说作家们最应具备的品质。”她写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一直想和他们（讨厌伍尔夫的人）争论：她是那么的优秀，你怎么会发现不了。”
伍尔夫、托尔斯泰、劳伦斯、简•奥斯丁，对这一路一线作家她表达仰慕，而对克里斯蒂安•斯泰德、穆丽尔•斯帕克之类地域性较强的英语作家，她写出自己深浅不一的偏爱。部分文章像是报上的边栏文，例如谈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作《名士风流》，她基本上只谈了成书的背景，谈到了当时的苏联狂热。她结论说，这本书的“时代性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它“很像新鲜热辣却又浮躁的报道文章”——感觉仍然是很准确的，可能是年龄让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有一位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曾经把她的两部“太空小说”改编成歌剧，莱辛在写他时，说到自己是如何一点一点推开音乐之门，如何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歌剧，如何惊讶于评论家的苛刻残忍：“我以前还从未看到过如此愤恨、恶毒的语言……音乐评论者那般的恶毒和固执让我错愕不已。”也许，她本人绝不算是一个适合写评论的人，但出版此书时的莱辛已经87岁（2006年）：心境已被时光所塑造。
然而，在那些最容易引起愤怒的话题上，她就不再强作平和了——例如作家们最熟悉的审查制度。莱辛所出身的那个文化系统是很驳杂、很非西方的。她生在伊朗，长大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她在写审查制度时首先不提我们最熟悉的苏联东欧，而是写到伊朗的事：一个市民给自己的猫取名为“王中王”，结果被过往逮捕、下狱、处死；写到南非的事：黑人男性辛苦奋斗到了有一个家庭和一方稳定的职业，却犹豫着不敢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于是“他的天赋将被埋没”；写到津巴布韦的事：警察会突然登门造访某位作家，说听说他正在写一本怎样怎样的书，最好重新考虑考虑。
莱辛说的这些故事，有的是真事，有的是假设，有的是采集自常识或道听途说，但读起来无一例外让我们感到新鲜。我们对审查制度的容忍度似乎比莱辛要高得多，对此，她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暴政的存在，不要陷入任何将现状正常化的“流行思维”——“尤其是当你深信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时候”。这句话很关键。在离开南非和津巴布韦之后，她就被诱惑着去肯定英国和西方的一切，而她则激烈地抵制这种诱惑。
为什么？难道英国和非洲的自由度半斤八两？非也。事实是，非洲记忆太深地刻入了她的内心，让她对西方的思想控制也产生了雷达一般敏锐的鉴别力。一个资深的健身家，会觉得几乎每一个路人的腿型都是有问题的。《时光噬痕》里有一篇文章谈论《归家歧路》，一本“出版了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的书”，一本关于邪教的书，它告诉读者“狂热迷信行为也存在于诸如商界、无危害的组织中或慈善机构中”，不分东方和西方。它与关于审查制度的讨论遥想呼应：尽管西方有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但实际上，大众像审查者一样，也像那些音乐批评家一样，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某些思想理念是不可侵犯的，这就是一种狂热。
莱辛的思维其实有些跳跃，但她使用的文风却能保证思绪的连续而流畅，如同一根在大宅院里穿庭过户的红线。写到西方的政治正确时，她让我们吃惊地看到，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相当于独裁国家的审查制度，两者不过是思想控制的不同表现而已。“政治正确永远是一部驱逐智者和有创造能力的人的机器”——登门威胁的津巴布韦警察，同因为教师言行“不合规矩”便下开除令的美国高等学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菲利普•罗思的小说《人性污秽》里，政治正确就进化到了荒谬的地步，为了保护黑人不被歧视，其他人说话必须谨小慎微，否则就有被告发、被起诉甚至身败名裂的危险。
作家们对这些现象特别敏感，罗思愤恨地指责美国人趣味的低下，莱辛则用一种相对温和的口吻，指出政治正确的无所不在杀死了文学阅读的愉悦。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思想，就像撞伤后的淤血一样会积聚成狂热的迷信，在“9.11”之后，关于恐怖组织的定义集中到了伊斯兰头上，可是见多识广的莱辛凭着一种鲜明的世界主义者立场提到了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赤军派”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并且告诉我们，伊斯兰恐怖分子多是从孩子培养起，而西方的恐怖组织常常由出身良好却仇视一切的男青年组成，在不了解他们的时候，“不要像巫婆念咒般把‘恐怖分子’挂在嘴边，即使对真正的恐怖分子也不要用那样的词语。”——因为这样做就会落入政治正确的窠臼。
要了解人，而不给他们贴标签，这是内心开明的、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给出的忠告。在“‘9.11’事件之后”这篇短文中，莱辛撇开了恐怖分子，正面诊断美国人的狂热：“在我看来，美国抵御某个观点或某种大众情绪的能力很差，就跟孤立群体对付不了麻疹和百日咳疾病一样。”这是很精彩的洞见，但莱辛自己知道它有多么不合时宜，或者说违背“政治正确”的要求。现在，由于社交媒体会把所有意见都放在一个巨大的、平底的话语盘子里，伤害与被伤害变得更加直接，人们的反应更加即时而迅速，使得“局外人”立场都变得危险，令人不敢随意采取。“‘9.11’事件的确很严重，但对局外人而言，我们的反应似乎过头了”，像莱辛这种委婉的责备，今后只会越来越少见于舆论。
我不是说莱辛没有偏见，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莱辛本来就立场偏左，她1962年的《金色笔记》是一本“女性主义圣经”，但也是针对西方市民文化的一次火力集中的批判。五十年代因麦卡锡主义而引起的迫害，规模自然不能跟斯大林在三四年代搞的那些相比，但在莱辛笔下却时不时出现，作为美国人轻信盲从的证据。她将大众的愚蠢保守看作是与独裁国家的秘密警察相当的罪恶，而且还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被识别、揭露、推翻，因为民主国家任凭政客对他们反复洗脑。“需要信条、教义、思想体系的人往往是些愚钝之人”，而他们恰恰还掌握着选票。
年轻时的莱辛曾是英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事实可以适当解释她的立场。但她在1950年代就脱党了，凭《金色笔记》成名之后，游历广泛的她将归属的目标从某个国家逐渐转移到某种精神系统。从威廉•巴特勒•叶芝到圣约翰，到诺维奇的朱利安再到佛陀，最后——至少是这一段时期的“最后”——她遇到了苏菲神秘派的思想家伊德里斯•沙赫。她发现，自己至此时思获的结论和想法全面反映在了沙赫及其学说之中，这既是对她的一种肯定，也是一次思想新生的机会。
《时光噬痕》的中段以后，沙赫和苏菲主义的名字就经常出现了：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上了年纪的一种表现吗？不再愤怒，更多地去告知别人，一种精神体验是怎样的。苏菲主义，一种有1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思想体系，一种高度专注的精神体操，结合了朝圣、不眠、禁食、舞蹈、魔法以及对寓言、格言、隐喻、诗歌、笑话、掌故、短故事、传说的研习，来给人生开辟超验的维度。文字无法描述这类体验，所以莱辛介绍了沙赫的好几本书，如《苏菲思想》、《英国人手记》等来“帮大家解惑”。
以我，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时光噬痕》里就数这些文章最为“神神叨叨”。而对于资深读者来说，莱辛七八十年代以后创作中的变化，苏菲主义的影响是关键因素。我不是莱辛迷，无心讨论这些，我看到的是我目力所能及的：她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找了一个中间地带安放自己。
苏菲主义是“一片喧闹中出现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安静而平和，没有使用传统的宗教信条和神秘论，因为它声称那些东西太低俗了，已山穷水尽。”这就是了，信条教义是给蠢人准备的，更高级的“信仰”得超越它们；在这些文章里，莱辛也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义务传教士那样的角色，而是告诉读者，她读沙赫的书，从其中的寓言里得到了多少智识快感，日后，“在遇到与寓言中相似的情况时，寓言就会在你脑中浮现，使你头脑清醒，不至于迷失。”
其实这也是文学、是小说的功能。它们不提供解决方案，但能当你在现实中突然想到，原来这样的事“我早就读到过”，你就会得到慰藉，感到清醒。莱辛仍是一个普通读者，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她以写了几十本书的名作家自居的任何线索，我们只能看到她希望读者跟着她一起去读书：奥斯丁、伍尔夫、布尔加科夫、斯帕克、伊德里斯•沙赫，等等。沙赫是个“教主”，但这位教主并不要求你的膜拜，在说到他的《英国人手记》时，莱辛告诉我们，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不管是炎夏还是寒冬，都会让你开怀大笑”。
云也退
三十岁的时候，多丽丝•莱辛走出了她度过早年生涯的非洲，此时她已是一个单亲妈妈，中学没读完就退了，带走了一柜子的非洲小神像以及她的第一部小说手稿。人生的路已然很窄，这之后的五十多年里，她专心做着两件最主要的事：写书、旅行。到年近九旬时，她的名字和五十多本书连在了一起，读者可以沿着她的书看到这个人在时光中的一点点演变，因为她对时光、对人在老去之中的困惑、喟叹、挣扎太过敏感，她几乎不容许自己写跟自己当下的处境完全无关的题材，乃至当她有一阵出版科幻小说的时候，评论家都大呼她跑偏了，背叛了自己。
《时光噬痕》，她的第一部随笔、评论和演讲集，英文原名Time Bites简直太有莱辛的风格了。时间，时间能带给一个人多少智慧，又要问她拿走多少东西？失去的和得到的是对等的吗？
先读了其中的几篇关于书和作家的文章，都是熟悉的莱辛的味道，谦虚朴实，安安心心地做个读者，将自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介绍出去。她写布尔加科夫：“战争、内战、反革命、谋杀、折磨、盘查、阵营、放逐、劳工……这无止尽的受难便是布尔加科夫一生的基调”，“若要了解苏联革命和内战，这部小说（指布氏的《一位乡村医生日记》）值得您先行一读。”她写穆丽尔•斯帕克：“穆丽尔的小说基调高雅，文辞优美，包含智慧，这是她心平气和、辛勤笔耕的成果，这份平和和辛勤正是小说作家们最应具备的品质。”她写弗吉尼亚•伍尔夫：“我一直想和他们（讨厌伍尔夫的人）争论：她是那么的优秀，你怎么会发现不了。”
伍尔夫、托尔斯泰、劳伦斯、简•奥斯丁，对这一路一线作家她表达仰慕，而对克里斯蒂安•斯泰德、穆丽尔•斯帕克之类地域性较强的英语作家，她写出自己深浅不一的偏爱。部分文章像是报上的边栏文，例如谈西蒙娜•德•波伏瓦的代表作《名士风流》，她基本上只谈了成书的背景，谈到了当时的苏联狂热。她结论说，这本书的“时代性既是优点，又是缺点”，它“很像新鲜热辣却又浮躁的报道文章”——感觉仍然是很准确的，可能是年龄让她没有继续说下去。
有一位作曲家菲利普•格拉斯，曾经把她的两部“太空小说”改编成歌剧，莱辛在写他时，说到自己是如何一点一点推开音乐之门，如何带着敬畏之心去欣赏歌剧，如何惊讶于评论家的苛刻残忍：“我以前还从未看到过如此愤恨、恶毒的语言……音乐评论者那般的恶毒和固执让我错愕不已。”也许，她本人绝不算是一个适合写评论的人，但出版此书时的莱辛已经87岁（2006年）：心境已被时光所塑造。
然而，在那些最容易引起愤怒的话题上，她就不再强作平和了——例如作家们最熟悉的审查制度。莱辛所出身的那个文化系统是很驳杂、很非西方的。她生在伊朗，长大在南非和津巴布韦，她在写审查制度时首先不提我们最熟悉的苏联东欧，而是写到伊朗的事：一个市民给自己的猫取名为“王中王”，结果被过往逮捕、下狱、处死；写到南非的事：黑人男性辛苦奋斗到了有一个家庭和一方稳定的职业，却犹豫着不敢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于是“他的天赋将被埋没”；写到津巴布韦的事：警察会突然登门造访某位作家，说听说他正在写一本怎样怎样的书，最好重新考虑考虑。
莱辛说的这些故事，有的是真事，有的是假设，有的是采集自常识或道听途说，但读起来无一例外让我们感到新鲜。我们对审查制度的容忍度似乎比莱辛要高得多，对此，她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暴政的存在，不要陷入任何将现状正常化的“流行思维”——“尤其是当你深信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时候”。这句话很关键。在离开南非和津巴布韦之后，她就被诱惑着去肯定英国和西方的一切，而她则激烈地抵制这种诱惑。
为什么？难道英国和非洲的自由度半斤八两？非也。事实是，非洲记忆太深地刻入了她的内心，让她对西方的思想控制也产生了雷达一般敏锐的鉴别力。一个资深的健身家，会觉得几乎每一个路人的腿型都是有问题的。《时光噬痕》里有一篇文章谈论《归家歧路》，一本“出版了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的书”，一本关于邪教的书，它告诉读者“狂热迷信行为也存在于诸如商界、无危害的组织中或慈善机构中”，不分东方和西方。它与关于审查制度的讨论遥想呼应：尽管西方有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但实际上，大众像审查者一样，也像那些音乐批评家一样，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某些思想理念是不可侵犯的，这就是一种狂热。
莱辛的思维其实有些跳跃，但她使用的文风却能保证思绪的连续而流畅，如同一根在大宅院里穿庭过户的红线。写到西方的政治正确时，她让我们吃惊地看到，民主国家的政治正确相当于独裁国家的审查制度，两者不过是思想控制的不同表现而已。“政治正确永远是一部驱逐智者和有创造能力的人的机器”——登门威胁的津巴布韦警察，同因为教师言行“不合规矩”便下开除令的美国高等学府，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菲利普•罗思的小说《人性污秽》里，政治正确就进化到了荒谬的地步，为了保护黑人不被歧视，其他人说话必须谨小慎微，否则就有被告发、被起诉甚至身败名裂的危险。
作家们对这些现象特别敏感，罗思愤恨地指责美国人趣味的低下，莱辛则用一种相对温和的口吻，指出政治正确的无所不在杀死了文学阅读的愉悦。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思想，就像撞伤后的淤血一样会积聚成狂热的迷信，在“9.11”之后，关于恐怖组织的定义集中到了伊斯兰头上，可是见多识广的莱辛凭着一种鲜明的世界主义者立场提到了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赤军派”以及爱尔兰共和军，并且告诉我们，伊斯兰恐怖分子多是从孩子培养起，而西方的恐怖组织常常由出身良好却仇视一切的男青年组成，在不了解他们的时候，“不要像巫婆念咒般把‘恐怖分子’挂在嘴边，即使对真正的恐怖分子也不要用那样的词语。”——因为这样做就会落入政治正确的窠臼。
要了解人，而不给他们贴标签，这是内心开明的、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给出的忠告。在“‘9.11’事件之后”这篇短文中，莱辛撇开了恐怖分子，正面诊断美国人的狂热：“在我看来，美国抵御某个观点或某种大众情绪的能力很差，就跟孤立群体对付不了麻疹和百日咳疾病一样。”这是很精彩的洞见，但莱辛自己知道它有多么不合时宜，或者说违背“政治正确”的要求。现在，由于社交媒体会把所有意见都放在一个巨大的、平底的话语盘子里，伤害与被伤害变得更加直接，人们的反应更加即时而迅速，使得“局外人”立场都变得危险，令人不敢随意采取。“‘9.11’事件的确很严重，但对局外人而言，我们的反应似乎过头了”，像莱辛这种委婉的责备，今后只会越来越少见于舆论。
我不是说莱辛没有偏见，只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莱辛本来就立场偏左，她1962年的《金色笔记》是一本“女性主义圣经”，但也是针对西方市民文化的一次火力集中的批判。五十年代因麦卡锡主义而引起的迫害，规模自然不能跟斯大林在三四年代搞的那些相比，但在莱辛笔下却时不时出现，作为美国人轻信盲从的证据。她将大众的愚蠢保守看作是与独裁国家的秘密警察相当的罪恶，而且还更加隐蔽，更加不容易被识别、揭露、推翻，因为民主国家任凭政客对他们反复洗脑。“需要信条、教义、思想体系的人往往是些愚钝之人”，而他们恰恰还掌握着选票。
年轻时的莱辛曾是英国共产党的一员，这个事实可以适当解释她的立场。但她在1950年代就脱党了，凭《金色笔记》成名之后，游历广泛的她将归属的目标从某个国家逐渐转移到某种精神系统。从威廉•巴特勒•叶芝到圣约翰，到诺维奇的朱利安再到佛陀，最后——至少是这一段时期的“最后”——她遇到了苏菲神秘派的思想家伊德里斯•沙赫。她发现，自己至此时思获的结论和想法全面反映在了沙赫及其学说之中，这既是对她的一种肯定，也是一次思想新生的机会。
《时光噬痕》的中段以后，沙赫和苏菲主义的名字就经常出现了：我可以理解为这是上了年纪的一种表现吗？不再愤怒，更多地去告知别人，一种精神体验是怎样的。苏菲主义，一种有1300年历史的伊斯兰思想体系，一种高度专注的精神体操，结合了朝圣、不眠、禁食、舞蹈、魔法以及对寓言、格言、隐喻、诗歌、笑话、掌故、短故事、传说的研习，来给人生开辟超验的维度。文字无法描述这类体验，所以莱辛介绍了沙赫的好几本书，如《苏菲思想》、《英国人手记》等来“帮大家解惑”。
以我，一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时光噬痕》里就数这些文章最为“神神叨叨”。而对于资深读者来说，莱辛七八十年代以后创作中的变化，苏菲主义的影响是关键因素。我不是莱辛迷，无心讨论这些，我看到的是我目力所能及的：她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找了一个中间地带安放自己。
苏菲主义是“一片喧闹中出现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安静而平和，没有使用传统的宗教信条和神秘论，因为它声称那些东西太低俗了，已山穷水尽。”这就是了，信条教义是给蠢人准备的，更高级的“信仰”得超越它们；在这些文章里，莱辛也没把自己当作一个义务传教士那样的角色，而是告诉读者，她读沙赫的书，从其中的寓言里得到了多少智识快感，日后，“在遇到与寓言中相似的情况时，寓言就会在你脑中浮现，使你头脑清醒，不至于迷失。”
其实这也是文学、是小说的功能。它们不提供解决方案，但能当你在现实中突然想到，原来这样的事“我早就读到过”，你就会得到慰藉，感到清醒。莱辛仍是一个普通读者，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她以写了几十本书的名作家自居的任何线索，我们只能看到她希望读者跟着她一起去读书：奥斯丁、伍尔夫、布尔加科夫、斯帕克、伊德里斯•沙赫，等等。沙赫是个“教主”，但这位教主并不要求你的膜拜，在说到他的《英国人手记》时，莱辛告诉我们，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不管是炎夏还是寒冬，都会让你开怀大笑”。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