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道与武道：寻求自性之道

        余世存《安身与立命》是一部近代人物列传集锦，作者用太史公笔法对近代中国各界重要人物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作以挖掘和解读，读之使人受益。书中有连续两节介绍余云岫与孙禄堂，二者各为其时中国医界与武界的领袖人物。而笔者也一直对中西医论争的历史及孙氏武学有所关注，不妨借此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与感想。

        说到“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余云岫，则不得不讲一讲近代以来中西医论争的历史。与其他西学一样，西医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前，国人对西医虽没有明显偏好，只是视病而择，但也没有过多对立或对抗。因为医学治病救人，是靠疗效说话，有疗效，则一传十，十传百。西医在早期传教士那里是向国人传教的重要窗口，建立在广州、澳门等地的西医医局都是免费为国人治病。1839年，林则徐还曾因疝气病向当地的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寻诊问药，可想见西医在当时当地的普及和接受的情况。

        正因为医学可以用疗效说话，再加上西医以解剖学、生物学为基础的科学意义上的辨病论治，我们有理由预见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世纪里，西医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树立了一面旗帜，这毫不奇怪。西医对中医的冲击，完全成为了西学对中华传统文化冲击的典型代表。举凡洋务派（如吴汝纶）、维新派（如梁启超）、启蒙思想家（如严复），他们无不是近代以来反对中医的代表人物。不过，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如Paul Unschuld所说：“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是系于其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的世界观。”晚清以来中医一直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胶着在一起，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观念之争、政治权力之争。批判和废止中医成为民国时期众多知识精英的普遍诉求，这里面有中医自身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分不开的。

        然而，余云岫是属于看到了中医自身问题的那部分有识之士，虽然他也同样被裹挟于那个时代潮流之中。余世存在《安身与立命》中把余云岫比作医界的鲁迅：“为了革命，就得以激进的态度反传统。鲁迅和余云岫做的就是这类工作。”（页260）不过，余云岫的革命是学术意义上的“医界革命”，他强调的是“废医存药”。与民国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对中医药的极端态度不同，余云岫努力推动中药的现代化。他投入数十年精力整理出了《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等著作。1913年他在《世界各国新药集序》一文中说：“欧美之旧药转而为新者，盖已发露无遗。自今而后，用武之地将在我国。地大物博，草昧未启，本二千年经验，进而行科学之研究，药理之实验，则所获之富，必可惊骇。好自为之，执来日新药之牛耳者，舍我国而谁属哉？”

         其实退开一步而说，中药可存，中医又是否可废呢？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很多逻辑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也无法机械地进行排列组合。如果医学都有非逻辑的东西在里面，就不能将西医等同于“科学”，将中医划归于“不科学”。中医独特的理论和诊疗技术，都是从长期以来对人类生命活动过程的考察和感悟中发现，从千百年来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并传承下来的。符合人体应用的，即是可取之道。

        如果说医道是寻求符合人体自身应用之道，那么武道即是不断发现和温习自身圆满之道。如果说余云岫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反传统”中寻求自性，那么孙禄堂则完全是在“传统”中寻求自性。

        孙禄堂早年精研形意拳，师从李奎元，复从郭云深，其间又得宋世荣、车毅斋、白西园诸前辈亲授，故孙之形意拳功夫臻于尽善。继而又从程廷华研习八卦拳，尽得壶奥。1886年春，孙禄堂只身徒步壮游南北11省，其间访少林、朝武当、上峨眉，闻有艺者必访至，逢人较技未遇对手。至1888年秋，孙返归故里，年底创“蒲阳拳社”。1907年，孙随东北总督徐世昌赴奉天，任徐之幕宾。后保知县、知州未临莅。1912年，孙禄堂在北京遇太极拳名师郝为真。时郝已年过花甲，病困交加。孙闻之，将郝接至家中，请医喂药，月余郝愈。郝感其恩，遂将自己所习太极拳之心得告之孙禄堂。时郝一语方出，孙已通悟，盖因形意、八卦、太极三家拳术至最高境界其道理可自通。1918年，孙禄堂经过自己数十年深修研悟，将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从理论到内容提纯升华融合为一，创孙氏太极拳。同年，徐世昌请孙入总统府，任武承宣官。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孙受聘为该馆武当门门长。7月又被聘为江苏国术馆副馆长兼教务长。至1931年10月返京。

　　 孙禄堂深通黄老、易学、丹经，并博学百家，习武修文殆有天授，故能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武技之大成，提出“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并以此为指导完成形意、八卦、太极三拳合一的理论和修为体系，前后撰写出《形意拳学》、《八卦拳学》、《太极拳学》、《拳意述真》、《八卦剑学》、《论拳术内外家之别》等重要专著和文章，影响极为深远。孙禄堂通透形意、八卦、太极三门拳术之真谛，而且于内功修养、点穴、轻功、枪、剑诸艺皆精纯入化，披靡宇内。时人评曰：孙禄堂武功已至“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神乎之游刃”的武学最高境地。形意八卦名家张兆东晚年对友人曰：“以余一生所识，武功堪称神明至圣登峰造极者，独孙禄堂一人耳。”

　　 孙禄堂不仅武功登峰造极，而且道德修养极高，多次扶危济灾，救乡民于水火。1919年，完县一带大旱，孙倾其家资散钱于乡农，不取本息。而周济武林同道之事更不胜枚举。时人评曰：“孙之忠义之心，肝胆相照，非常人可比。”孙虽名满天下，然而俭素质朴如初，一生淡泊名利，不阿权贵，立身涉世“诚于中而形于外”，不图虚名，而世人莫不称其仁。

        孙禄堂曾如是说：“习此艺者，非欲以艺胜人也。志士仁人养其浩然之气，志之所期，力足赴之，如是而已。”所以，武术的要义即在发现自性，而非势利。

        余世存书中有一段精辟的话：“一般认为中国文化到了明清时期即到了乱熟衰败阶段，文化不再能救亡图存，因此，有识之士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去引进外来文化。但是，自宋明开始的中国文化的底层启蒙和复兴运动，到了清代却有了绝大的发展。太极、《易经》等中国文化的最高范畴，由平民大众从精英文化中受启发而成就的武学又回馈了上层精英，太极拳在民间的兴起，在王公大人那里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孙禄堂的一生同样是一个例子。”（页254）

        我也赞同《安身与立命》序言中的话：“百年来中国大陆声势澎湃的西化运动，在明智者眼里只是尚未完成的‘新儒家’。我们由此可以理解，无论中国文化如何趋新趋时，传统的儒、释、道仍能够借身还魂，仍有强大的力量显明其本质。”我想说，医道与武道，既是寻求个体的自性之道，也是寻求中华民族与文化的自性之道。反过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很有限，但是当我们理解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之后，我们的精神生命也就可以扩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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