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模索舍”还开着吗？

　　在高铁上读《东京本屋》，勾起了“乡愁”。想到小时候去外婆家路上必经的新华书店，每次站着看书直到被店员赶；中学时代去的卖打口碟的租书店，遇到高年级男生总不太敢进门；常和同学光顾的大学书店，从那里陆续买回半床书，一天半夜里塌了……这些年过去，“就像在河川放流鲑鱼苗，等待鱼儿从大海洄游并溯河而上，这样漫长的过程”。它们都不在了，我游回来了。
　　现在在做和想做的事，大多和书有关。采访某一领域的若干人，记录时代群相，也是我想做的。这类书很像集释本，各家洞见风格，触眼即明；至于互见互证，拆台补刀，草蛇灰线，春秋笔法诸般精彩，考验的是采访者拿捏的功力和编排的巧思。作为一个前媒体人，吉井的选店趣味却不那么“媒体”。书中既有在店里直接编辑，“现做现卖”的书店；“只卖一本”，更像微型艺术展的书店；一直在路上，面包车里的移动书店；也有日本人平日下班后习惯光顾的站前书店。“和学术一样，我们接触‘特殊’案例之前，需要体会最基础的姿态和它的极限，方可深度了解案例特殊之处和真正价值。”吉井在前言中如是说。正因有这样的态度，这本书和小清新风格的coffee Table Book不同，更贴近那些因为书而爱书店，长久温柔而坚定的心。
　　作为一个图书编辑，读这本书很自然就想到《重版出来》。且看随手摘录的几句话，“刚出版的单行本带有一种亮度和光辉……我想把一本书诞生的亮度直接传达给读者。”“不管是汽车还是书，实体性的商店是经过很多人的手而生产的，和很多人有关系，这等于说，这商品包含了很多人的心意。”“开书店的是人，不是由机器控制，难免不讲效率、产生浪费，也许这正是我的本屋的魅力，也更接近我的理想。”““图书的存在意义，是被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翻开的那一瞬间才开始有的。”《重》剧中年轻编辑打鸡血的脸浮现在眼前。作者竭力写书，编辑认真做书，书店用心卖书，日本书业的生命力，源于许多爱书人的“燃”。
　　可贵的是，这本书不只有鸡血和鸡汤，也有理性的反思。最末一篇采访，“一个人的出版社”夏叶社社长岛田说到一家2013年关闭的有九十九年历史的书店。“那时，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它要关。那时候我相信，只要书店不断地努力，专业的店员精心选书，一定能吸引理想的客流。”在大学时代最爱的书店关门时，我也有一模一样的想法。岛田给出了他的结论，并说“书店并不是只为爱书人而存在，也不是专业店员的自我实现之地”。给我当头一棒——是否正是所谓“爱书人”的“成心”害死了书店，害死了书？这只是本书引人思考的点之一。留有余地，引而不发，吉井深谙留白之道。
　　读书过半时，一个朋友问我两个问题：你喜欢哪个店？哪个访谈？读完，前一问的答案有了，后一问我想了想，答道：“最喜欢的书店说不上来，如果说想让某家书店更长久，那就是模索舍。”他说“我也希望模索舍活下去”。吉井说：“我的部分性格是由它（模索舍）提供的文化因素形成的。”我能理解这句话下笔时的郑重。这家有四十五年历史的独立书店，以学生运动为背景而诞生，至今保持着创业之初的“不审查”精神，“支持表现和保持言论活动的多样性”，不管写什么都不会拒绝。店里能看到各种自主出版物：高中生办的同人志、极右或极左的政治言论、作者自己复印并用订书机订成的小册……隔着书页，也能想象这些粗糙而朴素的zine，像原石般散落在自由的荒地。
　　模索舍长期面临着关张的危机，不知是否能活过下个月。日本虽然有图书售价保护（“再贩制度”），但近几年和中国一样，小书店也面临网络冲击、读者减少、租金上涨等各方压力。吉井六年来采访的书店，有的已经歇业，而没能出现在书里。书中店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书店成为更能诠释书的所在，其实也是困境下的挣扎与突围，在无路中找路。访谈中森冈先生说：“书店的经营并没有依靠政府的补偿或者企业的援助，书店就是靠个人的力量来发展的。这些个人的力量来自哪里，就是大家的求知心、对不同领域的好奇心以及对交流的渴求。”这些力量就像我们精神荒地上的原石，来自我们心中的“模索舍”。
　　记录某一领域的时代群相，在我看来最具价值之处，就在于相同的环境下，个人做出的不同回应。我也相信，个人的回应皆自有意义。“有想法并能积极行动的销售员，愿意配合的编辑，热爱作品并向外推广的销售终端，这三者紧密联手，就有将作品扩大化的可能。”这句《重版再来》的台词，我总觉得缺了重要一环——读者。书店提供人和书的偶遇，编辑提供好书，书提供光，那读者提供什么？我们多久没有逛书店？多久没买书？傅月庵老师每逛一家书店，一定至少买一本书。或许杯水车薪，不过，看似虚空中捕风的一扬手，或许也会改变风的流向，谁又知道呢。

（已刊于《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