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原味

這本書很早就想讀但是一直找不到，直到最近偶爾在SOAS書架上看到，饒有趣味地開讀。對於唐詩經典地位的問題，學界成果層出不窮，尤其是在社會文化史視野下的重新審視的方法論，更是重視唐詩文本在後世經過手抄本和印刷本的雙重介質的傳播中極為不可控的變數。我們熟悉的唐詩經典文本、作家、排名，何以在唐代跟我們目前的認識大相逕庭，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有三個問題我覺得比較好玩：
第一，文本經典化問題。說到小孩子背誦的《靜夜思》，大眾所持《唐詩三百首》的版本，在宋本是「床前看月光」、「舉頭望山月」，是在明代萬曆年間《唐人萬首絕句》才變成今天的樣子，這樣「異文」的選擇，當然包涵了後世讀者的價值、道德和審美判斷，而未必是唐人本意。在這本書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蜀道難》習慣性脫口而出的「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在四部叢刊影印明刻本《河嶽英靈集》和古典文學出版社影印日本江戶昌平阪學問所官版本《又玄集》都作「上有橫河斷海之浮雲」；崔顥的《黃鶴樓》號稱七律壓卷，妙處之一在於「黃鶴」一詞首四句出現三次而不顯板滯，然而以上二書首句皆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完全就是對此一說的赤裸翻盤。再比如，王昌齡的《長信秋詞》在《河嶽英靈集》題為「長信宮」，首句「奉箒平明秋殿開」，到了《又玄集》題為《長信宮秋詞》，首句讀作今本通行的「奉箒平明金殿開」，唐代都有這樣的變化了，何況後世？這種情況，在唐人寫本中尤其突出和值得重視。
第二，作品經典化問題。我們現代讀者很容易給唐代的作家作品打上一個tag，這樣的標籤方便我們對唐代文學史加以系統化認知和管理，但是由於唐人選擇作品的喜好問題，很多作家的入選作品，似乎跟我們今天的閱讀期待相去甚遠。儘管也有正面證據，比如王灣的《次北固山下》因為被宰相張說題寫在政事堂，諸本都會選此詩。舉個高適的例子好了。身為盛唐邊塞詩的代表人物，在《又玄集》中入選是我們熟悉和期待的《燕歌行》（僅此一首），同樣，這首詩也入選了《河嶽英靈集》。值得注意的是，後者選高適詩13首，《燕歌行》排在第10首，排名第一的，是《哭單父梁九少府》。後面這首詩少有現代版本會選它，但是唐代它一定非常流行，首句「開篋淚霑臆」可是當時在「旗亭畫壁」故事作為高適作品的「唯一」代表，跟王昌齡、王之渙來「爭風吃醋」的。此外，同樣在今天文學史上跟高適並列的岑參，在《河嶽英靈集》入選的7首和《又玄集》入選的1首沒有一首是邊塞詩，根本沒有看到《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這類詩的影子！很多人的在我們現代人心目中的「一人一首成名曲」都沒有出現在唐人選本中還真是讓人有點難以接受，但是，why？
第三，作家經典化問題。唐人選唐詩的一個老話題是，身為詩聖的杜甫，竟然只在韋莊的《又玄集》出現（然而卻排名第一，當然啦，小韋可是杜甫的腦殘粉，重構杜甫草堂在浣花溪），其他的選本對他不置一詞。這個問題且不討論，選本有自己的標準，但是無論如何，看到很多選本中的當時的經典化作家，卻在後世的文學史上「被隱形」。比如丘為、陶翰、崔峒、李嘉祐等詩人，至少在三個版本以上的選集中都有出現，然而在今天的文學史上他們似乎從未存在過。拿數據來說，可能發現更多較為極端的例子，各選本中，選詩數量最多的（儘管寫得多不代表寫得好），《篋中集》是孟雲卿（5首），《河嶽英靈集》是王昌齡（16首）、常建（15首）、王維（15首），《國秀集》是盧僎（13首），《御覽詩》是李益（36首）、盧綸（32首）、楊凝（29首），《中興間氣集》是皇甫冉（13首）、郎士元（12首）⋯⋯除了個別作家，大部分都是在今本文學史中名不見經傳的，特別是盧僎，宇文所安特別提到，如果《國秀集》成為代表今天文學史走向的重要選本，那麼盧僎也許就會成為李白杜甫。可能今天我們在讀唐代選本的時候，會發現「人際詩」的比例非常大，會覺得比較無聊無趣，但是可以想像那個詩唐時代，用詩交際酬答，是多麼的文人雅韻（大概那個時候不會抽煙喝酒打麻將）。此外，作家名字的異文問題，比如丘為／邱為、崔署／崔曙（是後面這個可能性比較大，「曙後一星孤」這個詩讖太巧合了）、薛陶／薛濤、耿緯／耿湋，也很值得深入考究何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分類上出現了僧道、女性（位列最後），又意味著什麼呢？
總之這本書雖然老舊，但是真的還有蠻多有趣的問題可以挖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