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流行文化的禅宗

“如果马克思·韦伯还活着的话，会写一部《资本主义与佛教精神》”。齐泽克在《事件》里详细地批判了禅宗的意识形态，并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重要补充。当然，我们对他说的禅宗是不是“正宗”并不需要太在意，齐泽克最为关注的是宗教如何意识形态利用，他讨论的是存在于大众文化里的佛教而不是佛教的“真谛”，此文将他对佛教的观点按我的理解大致整理，不过我不会避免夹带私货。
在《视差之见》里，齐泽克多次强调神经信号与主体体验的分裂：“我”明明知道我的意识就是生物化学的运作结果，然而却相信着在物质之外，有那一点虚无的东西，让我们完成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跳跃，让我们作为人去体验世界。在拉康看来，那一点物质之外的东西被叫作对象a，这是一个悖论性的实体，它以缺席的方式存在着，支撑主体赖以为生的幻觉框架。抑郁症患者可能是因为失去了它，所以对一切也失去了兴趣。
也就是说，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体验，包括思想、感情、欲望、冲动，都带有幻想的成分。神经科学的进步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物质与精神之间不可弥合的缺口，让我们知道主观体验背后，那与自我不相关的纯粹物质性，这正吻合了佛教的教诲：你很痛苦，但你的痛苦是虚幻的，你的痛苦只不过是你头脑里的化学反应而已，你也只是这么个大脑运作出来的幻觉，你应该做的就是破除“我执”，跳脱痛苦，像看陌生人那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自己。
正念\冥想曾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在苹果ISO10的系统里，也加入了正念的练习。正念练习的内容包括对把聚精会神地体验自己的清晰，试着把它再脑海里形象化，然后想象它像一片树叶那样飘走。资本主义最需要的，不再是新教里勤劳、尽责的精神，而是佛教里澄明、“无我”的精神，只有在众多压力和刺激里保持与自己的情绪保持相对疏离的状态，才可以冷静起来应付手头上无尽的任务。
对自己的痛苦无动于衷，对他人的痛苦当然也可以是无动于衷。西方培养了一批经过严格佛教修炼的士兵，他们能完美地执行残忍的任务，不带任何犹豫。他们训练中的一环是遭受毫无来由的痛苦，类似禅宗公案那样突然被砍掉手指，以此意识到痛苦的虚幻性：在痛苦着的自我，只是大脑的幻象。
然而简单地指责佛教使人共情能力丧失，一定是忘了佛教的关键：慈悲。慈悲要求人去知道支配一个人的行动背后那个支配性的原因，以一种对世间必然性的悲悯代替对个体的恨。在心理学的话语里，随处都可以看到慈悲的影子：假如我们看到一个食人犯，神经科学可能说他感受情绪的边缘系统不能正常运作，精神分析说他是由于生殖期的力比多固着导致性欲倒错......当然，心理学话语减少了我们对“他者”的歧视，同性恋、抑郁症、SM爱好者等等边缘群体被正名化。但这种话语的问题在于，如果把它的逻辑推到极致，人仿佛成为了机器里的一部分，他的行为都有一个线性的解释，没有一个需要为此负责的主体存在。“如果必然性存在，那就什么都可以了。”
这带我们回到了康德对于自由的观点：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论证自由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但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自由必须存在，若非如此，人就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了。可就是说，自由不是一个有待自然科学去论证的问题，而是一个伦理上的要求。拉康把弗洛伊德的名言“本我所到之处，自我必须跟随”翻译成“它所到之处，我必须随它而去，这是我的责任”，这和康德的伦理学巧妙地构成了应合：就算人被潜意识里的“非我”支配，主体一样要为它的后果负责任。
在齐泽克看来，禅宗和精神分析的最大区别就在对于幻想的态度上，拉康所说的穿越幻想，并不是把主观性的体验当作（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如此）虚幻的东西加以抛弃，相反，是看清自己的幻想之后和它保持一定距离地活下去。就像分析者的经典句式：“我知道，但......”，比如我知道性行为只是愚蠢至极的肉体快感，我的伴侣只是一堆恶心的脂肪和骨头，但我仍然从中享受到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