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是什么》
《历史是什么》一书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961年1月至3月间在剑桥大学特里维廉讲座中的讲演集，全书六章，分别对应六次演讲。在本书中，卡尔围绕历史学家和历史这两个核心展开论述，回答了“历史是什么”这一史学理论问题，同时对其他一些流派或思想家的史观进行了批评。
概括而言，卡尔将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过去与现在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即“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那么，卡尔所言的“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是什么，“现在跟过去之间问答交谈”的内容具体为何？
一、 从事实到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
在本书开篇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一章中，卡尔先借用乔治·克拉克的评论向听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实”？在卡尔看来，实证主义那种将历史当作科学，意图从事实中得出结论的历史观沿袭了经验主义分离主客体的传统。卡尔对这种历史观的质疑有两点：首先，事实无法像感官印象一样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识，我们谈论的“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大脑的加工；其次，即使我们赋予所有事实一致的客观性，“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 卡尔认为，在上面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属于关于知识性质的哲学讨论，因而只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当如何确定历史事实成为问题时，历史学家就登场了。卡尔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不在与确定某一事件（作为历史素材）的发生，而在于选择将这一事件作为历史事实。换言之，“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
让我们把卡尔的话说得再直白一些：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解释。卡尔将解释和事实的关系颇为形象地描绘成“解释的硬核外面包裹着事实的果肉”。由此，卡尔既反对那种将历史研究看作是收集大量事实并期待事实能自己说话的“编纂派”历史观，又告诫历史学家们要承担起发现和选择历史事实的责任，避免空凭主观阐释历史的危险。卡尔这样描述历史学家进行工作的过程：“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
至此，卡尔算是为我们构建起了历史大厦的基础。然而对于历史学家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说法，我们不禁要问，事实是死的，如何作用于历史学家？事实上，这就涉及到历史有何意义的问题。卡尔在第一章结束时给出了线索，提出历史同时也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并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卡尔对以赛亚·柏林的批评。
二、卡尔对以赛亚·柏林的批评及柏林的回应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史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名字，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当然，卡尔也承认他和柏林在某些观点上有着“一点彼此同意的地方” ）。卡尔对柏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柏林1953年在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所做的奥古斯都·孔德讲座《历史必然性》。这些批评集中在《历史是什么》的第二章“社会和个人”和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卡尔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卡尔认为柏林所持的是“坏国王约翰”式的历史观，将历史的产生归于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卡尔毫不客气地称这种历史观带有“历史意识初级阶段的特点”，并将其来源上溯到古希腊以英雄的名字标注成就的传统；其二，卡尔认为柏林和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一样，过于彻底地反对决定论，轻视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有趣的是，柏林显然注意到了卡尔对他的批评，并在196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四论》的导言中予以了回应。针对第一点，柏林回应说：
当E·H·卡尔认为讲历史事件归因于个人行为（“传记偏见”）是幼稚或至少是孩子气的，认为我们的历史著作中非人的因素越多便约科学，因此也越成熟与有效时，他就暴露了自己是十八世纪教条唯物主义的忠实——太忠实——信徒……这种学说，在卡尔那里，等于说越非人与一般，就越有效，越普通就越成熟；越关注个人、他们的气质与他们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虚妄，越远离客观的真理与现实。这在我看来与相反的谬误——历史可以归结为大人物的生平与言行——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
而对于卡尔的第二点指控，柏林的回答是他不否认但也未认真考虑过决定论是否在逻辑上可行，但他明确地指出“对决定论的信念是与深嵌在我们普通人与历史学家的正常言说与思考的信念不相容的，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因此严肃对待决定论必然导致这些核心观念的根本修改，一种无论是卡尔还是其他历史学家在其实践中都没有提供明显例证的剧变”。
事实上，第一个问题正是卡尔在“社会和个人”一章中讨论的核心。卡尔对“社会力量”的重视并不是说意味着他无视个人的价值，他似乎是从一种方法论的角度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作出了选择，即“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研究个人间差异的最好方法” 。他的这种选择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个数目问题；其二，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之中的互相之间的关系的事实，它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个人想达到的结果每每有出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
与卡尔相对，柏林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跟倾向与前者。他坚持认为，人类的世界只能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想象来理解，否则就不存在历史著述。柏林尖锐地指出，试图将个人行为归结为那些非人的“社会力量”的行为，乃是统计学的“物化”，一种官僚与管理者的“虚假意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人化的。 在这个意义上，柏林的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而关于决定论的问题，在对比了卡尔的批评和柏林的回应后，我们发现卡尔可能误解了柏林的意思，错误地将其与波普放在了一起。通过阅读柏林的《自由五论》，我们可以发现柏林与约翰·穆勒一样，珍视多样的人的个性，特别是天才式人物的创造性，进而对任何外部的“精神主体”以完善的名义对人进行改造抱有极大谨慎。柏林的这一视角并不否认历史中一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与波普认为决定论无法被证伪的进路存在一定的距离。
反之，卡尔之于“社会力量”的解释则更有可能进入目的论的轨道。为了考察这一点，我们仍要回到历史的意义为何的问题上来。
三、变化与进步：人的自觉性
至此，我们面前有如下两个问题：历史事实如何作用与人？卡尔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历史观吗？
在第五章中，卡尔先是以“神秘主义”和“犬儒主义” 为反例，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意义和历史进步的信心。可以说，在卡尔看来，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进步。随后，卡尔对进步一词做了三点注解：首先，卡尔撇清了进步与进化之间的混乱，指出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进步的意义在于，“人作为理性动物，是靠积累过去隔代人的经验来发展他的潜在能力的” ；第二，进步并非某种有限的开始和终结。因此，“历史的终结更适合神学家，历史的内容只有被经历后才能被了解” ；最后，历史的进步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历史可能遭受挫折、间断甚至倒退，卡尔认为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进步的信念。
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卡尔得出了历史进步的方式，即“依靠转让已得到的贵重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以及控制、改变和利用一个人的环境的能力” 。换言之，卡尔所谓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者不可避免的过程（正是柏林担心所在），而是相信人的潜在能力的进步与发展。
应该说，卡尔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正是包含在上述的解释中。这种理解应该以一种目的论的句式来表达：历史的意义（不如说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促使历史的进步。作为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刻画，历史本身是死的。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和书写推动历史（历史学）的进步，与此同时这种探索也将作用于人和社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事实以“被经历”的方式作用于历史学家，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选择和解释事实的同时也会受到事实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有可能改写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赋予了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标准。卡尔把这一标准称之为客观性。在历史大厦被打下基础时我们就知道，历史在于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卡尔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用卡尔的话说，“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
人类社会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模型，因而历史也需要应对变化，进而在时间维度上获取客观性。卡尔赋予历史的意义在于他为历史设置了进步这一方向。如果历史能在变化中保持进步，那么它就是客观的。用卡尔的话说，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有连贯的关系时，它才能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卡尔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对历史未来的信心建立在对人的发展潜能的基础上，而人类发展的一个前提则是人对自身历史位置的自觉。因为唯有在人的自觉性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找到历史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也就指向了卡尔在第六章“拓展中的天地”中所说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 。在这章中，卡尔部分地揭示了当时历史学家所处的地位。卡尔先是借用笛卡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指出人能够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历史学家也能够而且也应该知道他自己是在干什么。随后，他将视角投向历史由近代史向现代史的转变，认为这一过程完成的标志是二十世纪的两大变化，即社会的变化和世界重心的变化。最后，他不乏激情与使命感地号召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免闭目塞听，与世隔绝。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的结尾，卡尔表达了对波普“点点滴滴改良工程”的拒斥，寄望“以理智的名义”对目前做事的办法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如卡尔本人所言，促使他采纳这一方案的，是当时世界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英语世界以外国家的快速发展。无论我们赞同与否，卡尔的号召正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实践着。然而时至今日，马克思那深刻有力的问题“谁来教育教育者”并未随着人类理智的拓展而过时。当历史学家以自身的自觉意识推动历史的进步时，我们也许要问，谁来检验历史学家的理智？
概括而言，卡尔将历史看作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过去与现在之间互相作用的产物，即“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那么，卡尔所言的“历史学家和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是什么，“现在跟过去之间问答交谈”的内容具体为何？
一、 从事实到历史：历史学家的解释
在本书开篇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一章中，卡尔先借用乔治·克拉克的评论向听众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存在‘客观的’历史真实”？在卡尔看来，实证主义那种将历史当作科学，意图从事实中得出结论的历史观沿袭了经验主义分离主客体的传统。卡尔对这种历史观的质疑有两点：首先，事实无法像感官印象一样完全独立于我们的意识，我们谈论的“事实”都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了大脑的加工；其次，即使我们赋予所有事实一致的客观性，“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 卡尔认为，在上面两个问题中，第一个问题属于关于知识性质的哲学讨论，因而只对第二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探讨。当如何确定历史事实成为问题时，历史学家就登场了。卡尔认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不在与确定某一事件（作为历史素材）的发生，而在于选择将这一事件作为历史事实。换言之，“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
让我们把卡尔的话说得再直白一些：历史就是历史学家对事实的解释。卡尔将解释和事实的关系颇为形象地描绘成“解释的硬核外面包裹着事实的果肉”。由此，卡尔既反对那种将历史研究看作是收集大量事实并期待事实能自己说话的“编纂派”历史观，又告诫历史学家们要承担起发现和选择历史事实的责任，避免空凭主观阐释历史的危险。卡尔这样描述历史学家进行工作的过程：“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有来有往的关系……是一个连续不断地把他的事实放进自己的解释的模型中加以塑造，又把他的解释放进自己的事实的模型中加以塑造的过程。”
至此，卡尔算是为我们构建起了历史大厦的基础。然而对于历史学家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说法，我们不禁要问，事实是死的，如何作用于历史学家？事实上，这就涉及到历史有何意义的问题。卡尔在第一章结束时给出了线索，提出历史同时也是现在和过去的对话，并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卡尔对以赛亚·柏林的批评。
二、卡尔对以赛亚·柏林的批评及柏林的回应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不止一次地提到了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史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的名字，并对其观点进行了批驳（当然，卡尔也承认他和柏林在某些观点上有着“一点彼此同意的地方” ）。卡尔对柏林的批评主要是针对柏林1953年在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所做的奥古斯都·孔德讲座《历史必然性》。这些批评集中在《历史是什么》的第二章“社会和个人”和第四章“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卡尔的批评主要有两点：其一，卡尔认为柏林所持的是“坏国王约翰”式的历史观，将历史的产生归于个人的性格和行为。卡尔毫不客气地称这种历史观带有“历史意识初级阶段的特点”，并将其来源上溯到古希腊以英雄的名字标注成就的传统；其二，卡尔认为柏林和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一样，过于彻底地反对决定论，轻视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有趣的是，柏林显然注意到了卡尔对他的批评，并在196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自由四论》的导言中予以了回应。针对第一点，柏林回应说：
当E·H·卡尔认为讲历史事件归因于个人行为（“传记偏见”）是幼稚或至少是孩子气的，认为我们的历史著作中非人的因素越多便约科学，因此也越成熟与有效时，他就暴露了自己是十八世纪教条唯物主义的忠实——太忠实——信徒……这种学说，在卡尔那里，等于说越非人与一般，就越有效，越普通就越成熟；越关注个人、他们的气质与他们在历史中的角色，就越虚妄，越远离客观的真理与现实。这在我看来与相反的谬误——历史可以归结为大人物的生平与言行——比起来不过是半斤八两。
而对于卡尔的第二点指控，柏林的回答是他不否认但也未认真考虑过决定论是否在逻辑上可行，但他明确地指出“对决定论的信念是与深嵌在我们普通人与历史学家的正常言说与思考的信念不相容的，至少在西方世界如此；因此严肃对待决定论必然导致这些核心观念的根本修改，一种无论是卡尔还是其他历史学家在其实践中都没有提供明显例证的剧变”。
事实上，第一个问题正是卡尔在“社会和个人”一章中讨论的核心。卡尔对“社会力量”的重视并不是说意味着他无视个人的价值，他似乎是从一种方法论的角度在个人和社会之间作出了选择，即“研究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的差异是研究个人间差异的最好方法” 。他的这种选择有以下两点原因：其一，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是个数目问题；其二，历史事实是关于个人在社会之中的互相之间的关系的事实，它是关于从个人行动产生了结果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跟个人想达到的结果每每有出入，有时甚至刚好相反。
与卡尔相对，柏林在个人与社会之间跟倾向与前者。他坚持认为，人类的世界只能通过人类自身的思考和想象来理解，否则就不存在历史著述。柏林尖锐地指出，试图将个人行为归结为那些非人的“社会力量”的行为，乃是统计学的“物化”，一种官僚与管理者的“虚假意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非人化的。 在这个意义上，柏林的确是一个个人主义者。
而关于决定论的问题，在对比了卡尔的批评和柏林的回应后，我们发现卡尔可能误解了柏林的意思，错误地将其与波普放在了一起。通过阅读柏林的《自由五论》，我们可以发现柏林与约翰·穆勒一样，珍视多样的人的个性，特别是天才式人物的创造性，进而对任何外部的“精神主体”以完善的名义对人进行改造抱有极大谨慎。柏林的这一视角并不否认历史中一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与波普认为决定论无法被证伪的进路存在一定的距离。
反之，卡尔之于“社会力量”的解释则更有可能进入目的论的轨道。为了考察这一点，我们仍要回到历史的意义为何的问题上来。
三、变化与进步：人的自觉性
至此，我们面前有如下两个问题：历史事实如何作用与人？卡尔的历史观是目的论的历史观吗？
在第五章中，卡尔先是以“神秘主义”和“犬儒主义” 为反例，表明了自己对历史意义和历史进步的信心。可以说，在卡尔看来，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历史的进步。随后，卡尔对进步一词做了三点注解：首先，卡尔撇清了进步与进化之间的混乱，指出历史规律不同于自然规律。进步的意义在于，“人作为理性动物，是靠积累过去隔代人的经验来发展他的潜在能力的” ；第二，进步并非某种有限的开始和终结。因此，“历史的终结更适合神学家，历史的内容只有被经历后才能被了解” ；最后，历史的进步不是线性的，也就是说历史可能遭受挫折、间断甚至倒退，卡尔认为这并不能影响我们对进步的信念。
在以上三点的基础上，卡尔得出了历史进步的方式，即“依靠转让已得到的贵重财富，包括物质财富以及控制、改变和利用一个人的环境的能力” 。换言之，卡尔所谓的进步并不意味着相信任何自动的或者不可避免的过程（正是柏林担心所在），而是相信人的潜在能力的进步与发展。
应该说，卡尔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正是包含在上述的解释中。这种理解应该以一种目的论的句式来表达：历史的意义（不如说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促使历史的进步。作为人类社会某一阶段的刻画，历史本身是死的。历史学家通过研究和书写推动历史（历史学）的进步，与此同时这种探索也将作用于人和社会。也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事实以“被经历”的方式作用于历史学家，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选择和解释事实的同时也会受到事实的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也有可能改写历史。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意义赋予了历史学家书写历史的标准。卡尔把这一标准称之为客观性。在历史大厦被打下基础时我们就知道，历史在于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和解释。卡尔告诉我们，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用卡尔的话说，“理解过去的历史学家，只有当他朝理解将来的目标前进时，才能达到客观性。”
人类社会是变化的，这些变化在时间维度上延续。历史是人类社会的部分模型，因而历史也需要应对变化，进而在时间维度上获取客观性。卡尔赋予历史的意义在于他为历史设置了进步这一方向。如果历史能在变化中保持进步，那么它就是客观的。用卡尔的话说，只有当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有连贯的关系时，它才能获得意义与客观性。
卡尔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对历史未来的信心建立在对人的发展潜能的基础上，而人类发展的一个前提则是人对自身历史位置的自觉。因为唯有在人的自觉性的基础上，人们才能找到历史的方向感。这种方向感也就指向了卡尔在第六章“拓展中的天地”中所说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地位” 。在这章中，卡尔部分地揭示了当时历史学家所处的地位。卡尔先是借用笛卡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指出人能够以自身为对象进行反思，历史学家也能够而且也应该知道他自己是在干什么。随后，他将视角投向历史由近代史向现代史的转变，认为这一过程完成的标志是二十世纪的两大变化，即社会的变化和世界重心的变化。最后，他不乏激情与使命感地号召英语世界的历史学家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以免闭目塞听，与世隔绝。
在《历史是什么》一书的结尾，卡尔表达了对波普“点点滴滴改良工程”的拒斥，寄望“以理智的名义”对目前做事的办法提出根本性的挑战。如卡尔本人所言，促使他采纳这一方案的，是当时世界的剧烈变化特别是英语世界以外国家的快速发展。无论我们赞同与否，卡尔的号召正被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断实践着。然而时至今日，马克思那深刻有力的问题“谁来教育教育者”并未随着人类理智的拓展而过时。当历史学家以自身的自觉意识推动历史的进步时，我们也许要问，谁来检验历史学家的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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