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去的祖先尚未被驱逐出活人的生活世界
本书开宗明义，在序言中抛出作者的研究问题，即：中国传统社会中家族的兴衰更替现象，乃至与之相似的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衰更替现象的原因。作者采取了社会心理学中的“个性结构理论”来解释，试图通过对西南边陲一个小镇的田野研究，将家族兴衰、朝代更替与中国家庭、亲属、宗教和个性形成的规律联系起来。
作者给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现象的两大主流解释，即“官僚阶级暴发”说和“人口过剩”说。他认为在这两大主要因素外还有第三个被忽视的因素。历代开国皇帝及初期的帝王通常智慧过人，明断是非，而王朝末期的君主则昏庸懦弱。同理，懦弱的性格通常导致家业的衰败，而力量型的人格则导致家业的繁盛。因此，作者提出家族/王朝兴衰更替的第三个解释——性格结构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坦诚自己缺乏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必要知识，所以抛弃了这两条理论道路（尤其是后者），将其关注点限于“社会行为”。作者认为其理论假设与精神分析有根本区别——“个性的形成不仅仅是早期教育的结果，而是在社会文化及其习俗中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产物”。所以，沿着这条有别于精神分析的路线，作者将笔墨集中在对其田野——云南喜洲镇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致描述上，尤其注意祖先、家族、父权体制对一个人（主要是男性）人格的塑造。同时，作者将研究限定在“探讨中国文化对个性形成的影响而不涉及个性对文化的作用”，从而避免卡丁纳所遇到的“社会起源说”的问题。
通过考察喜洲镇以“祖先荫庇”为中心的“一切活动”，作者总结出喜洲文化最基本的因素是密切的父子关系模式，即父亲的权威和儿子的顺从。家庭内所有其他关系及亲属结构都以父子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至于这种文化孕育的人格特点，作者用到了“基本个性结构”和“地位个性结构”两个概念。前者是某种文化群体的共同特征；后者是某种文化中一部分人的个性特征。喜洲人的基本个性结构表现为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及权威下的竞争，在行为特征上表现为谦逊、过度和缺乏创新能力。喜洲人的地位个性结构突出表现在男女性别个性差异及贫富个性差异上，而后者本质上更为明显。贫穷的阶层的个性特征倾向于谦恭，小心翼翼，明白事理，节俭，现实，勤劳，诚实。富裕阶层的个性特征倾向于虚荣，没有同情心，放荡，好冲动，不现实，奢侈，无忧愁，虚伪，缺乏经济观和普通的常识。作者认为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个家族为何在二三代人的时间内便经历一个兴衰周期，并且，这些差异也至少是王朝更替的部分原因。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将话题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延伸，分别讨论了中国人作为整体的人格特征及中国历代以来的社会流动性问题。
对于中国人的个性类型，作者根据“社会根源”，也即父辈的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给出了5种基本模式（见下表），并且判断类型1——父亲贫穷社会地位低，恭顺、谨慎、现实、理性、勤俭、诚实的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类型4——父亲富有有权势，自身理智、诚实、勤劳、有远见、积极主动的中国人最少。
对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问题，作者的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期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去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这方面作者做了多方考证，认同何炳棣的观点：“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发现社会变动性在宋朝时日益增大，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达到了高峰。至十六世纪末开始逐渐减小，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最后废除。”
而分析到本书写作所处的时代时，作者依然保持某种经济基础决定论式的观点：“当留洋成为一种时髦风尚时，富裕显贵之家的子弟多数利用了他们有利的条件。由于高官显贵们的子孙们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因而他们自然要比国内学者享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有更多的机会谋取高级职位。换言之，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致使社会变动的传统势力被外来的因素笼罩了，因而高官显贵们平庸的孩子便无须与贫穷人家的子弟在诸如从前的科举考试一类的平等竞争中进行较量。”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对彼时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流动性降低趋势之间的关联亦做了一番联想：“何炳棣推测这种自十六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对于贫寒人家机会日益减少的趋势可能与国内动乱有关……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难道看不出它与中国大陆近年来兴起的红**运动之间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国共两党的领袖阶层多来自人口‘相对少数的上层阶级’的原因吗？类似红**运动在中国并不新鲜……尽管某几位领导人能够发起一次运动，但他们却不能肯定能否引起举国上下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能否控制这场运动，除非这场运动本身代表真正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我们难道不能将这场红**运动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以及社会状况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要求更大的社会变动性的一种表示吗？再者，难道我们不能将红**坚决在中国横扫一切西方影响的努力看作是他们对自身不满情绪的根源有了朦胧的认识吗？”
这本书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四大著作之一，虽然资料详实，但仍受制于作者的理论和其所处的时代局限。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从其对家族和王朝更替现象的观察中得出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穷富不过三代”固然家喻户晓，但本书并没有给出实证，也没有数据支撑和对比分析。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富家纨绔子弟是有不少，朝代末期也总是有一些昏君奸臣，但有没有可能，这仅仅是儒家道德训诫的“神话”？
第二，朝代末期固然有许多昏君、暴君，但是也不乏一些有心无力的开明君主，在个人主观因素之外，一定存在更大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因素。对于国家命运而言，君主的个性因素甚至不能算一个主要因素。家庭命运亦然，即便一个人励精图治，仍有可能受限于家庭背景而不能实现抱负。
第三，富裕家庭、书香家庭往往更注重后代的教育培养，在道德要求上往往更加严格，所以他们的子女将更有可能更加积极进取，从而继续掌握财富、权力、知识。相反，穷人家庭往往更不注重教育和人格培养。与其说是性格决定了兴衰，不如说兴衰，也即家庭环境决定了性格。
第四，若分析人格，以现在的理论发展来看，不涉及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几乎只能说是某种概率统计学。当然，彼时的精神分析理论可能有很多缺陷，应用到当时中国的田野环境也很不现实——1940年代的中国，谁会跟你谈童年创伤，更不可能谈性。所以作者选择抛弃抛弃精神分析，情有可原，但也必然削弱了其理论分析的解释力。
第五，作者对于喜洲人的人格特征乃至中国人的人格特征的形成，都保持一种贫富差异决定论的观点，即富人的孩子绝大多数骄奢淫逸，穷人的孩子绝大多数勤俭奋进。这点在倒数第二章分析中国人性格类型及所占人口比例时最为明显。依据父辈的经济社会地位划分的五种人格类型我们凭经验常识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对应，尚属合理，但是对于五种类型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的排序则缺乏有力的统计数据证实。而且，这种分类标准建立在作者提出的“父子同一”理论假设之上，但“父子同一”在革命、战争、西方社会思想传播、现代化等背景下已经摇摇欲坠，因此在这一理论假设上建立起来的人格分类也必然相当短命。
第六，作者虽然很重视喜洲社会文化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的重男轻女，夫妻之间的疏离，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女儿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淡漠，对女仆、私奔未遂女性的虐待等问题，但在分析人性格形成以及家族兴衰的原因时，采用了绝对的父权视角，过于忽视女性的作用。在作者笔下，女性仅仅是被影响的群体，在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家族兴衰中没有一丝一毫影响力，未免太极端。
第七，即便家族和王朝兴衰更替都是确切的、普遍的中国现实，作者最后得出的懦弱和骄奢性格导致家族没落的结论难道不是在普通人常识范围内就能明白的道理吗？不思进取、肆意挥霍的公子哥，不就是“败家子”吗？养了个这样的儿子，家道当然要中落。作者用得着花费那么大的功夫去书写一个乡镇的社会生活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和局限越来越不重要，而史料价值则愈发凸显，书中记录的大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乡镇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是涉及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信念，足以让每个现代中国人惊叹。
1940年代的西南边陲小镇，传统社会尚未断裂，死去的祖先尚未被驱逐出活人的生活世界，老百姓尚不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何物，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也尚未遭逢结构解构后现代后殖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冲击……这是一份质朴的文献，扎实细腻，与今日中国乡村生活现实相对照，方知哪些传统已经彻底丧失，哪些在形式上保留了下来，哪些在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
书中虽然有丰富的图表辅助文字描述，但可惜没有照片为证，仍需想象脑补很多画面。但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图像资料，作者才能观察记录得如此细致入微吧。生活在图像包裹的世界，我们反而对周遭视若无睹、习以为常。当年看何伟的《江村》和《寻路中国》时曾惊叹外国人的观察之仔细，写出了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未知其实六七十年前已经有许烺光等在海外受过系统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华人学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中国社会琥珀般的珍贵标本。
附
目录
文献选读（重要）
作者给出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现象的两大主流解释，即“官僚阶级暴发”说和“人口过剩”说。他认为在这两大主要因素外还有第三个被忽视的因素。历代开国皇帝及初期的帝王通常智慧过人，明断是非，而王朝末期的君主则昏庸懦弱。同理，懦弱的性格通常导致家业的衰败，而力量型的人格则导致家业的繁盛。因此，作者提出家族/王朝兴衰更替的第三个解释——性格结构理论。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坦诚自己缺乏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必要知识，所以抛弃了这两条理论道路（尤其是后者），将其关注点限于“社会行为”。作者认为其理论假设与精神分析有根本区别——“个性的形成不仅仅是早期教育的结果，而是在社会文化及其习俗中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产物”。所以，沿着这条有别于精神分析的路线，作者将笔墨集中在对其田野——云南喜洲镇社会文化生活方方面面的细致描述上，尤其注意祖先、家族、父权体制对一个人（主要是男性）人格的塑造。同时，作者将研究限定在“探讨中国文化对个性形成的影响而不涉及个性对文化的作用”，从而避免卡丁纳所遇到的“社会起源说”的问题。
通过考察喜洲镇以“祖先荫庇”为中心的“一切活动”，作者总结出喜洲文化最基本的因素是密切的父子关系模式，即父亲的权威和儿子的顺从。家庭内所有其他关系及亲属结构都以父子关系作为基本出发点。至于这种文化孕育的人格特点，作者用到了“基本个性结构”和“地位个性结构”两个概念。前者是某种文化群体的共同特征；后者是某种文化中一部分人的个性特征。喜洲人的基本个性结构表现为对父权的绝对服从及权威下的竞争，在行为特征上表现为谦逊、过度和缺乏创新能力。喜洲人的地位个性结构突出表现在男女性别个性差异及贫富个性差异上，而后者本质上更为明显。贫穷的阶层的个性特征倾向于谦恭，小心翼翼，明白事理，节俭，现实，勤劳，诚实。富裕阶层的个性特征倾向于虚荣，没有同情心，放荡，好冲动，不现实，奢侈，无忧愁，虚伪，缺乏经济观和普通的常识。作者认为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一个家族为何在二三代人的时间内便经历一个兴衰周期，并且，这些差异也至少是王朝更替的部分原因。
在本书的最后两章，作者将话题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了延伸，分别讨论了中国人作为整体的人格特征及中国历代以来的社会流动性问题。
对于中国人的个性类型，作者根据“社会根源”，也即父辈的贫富和社会地位高低，给出了5种基本模式（见下表），并且判断类型1——父亲贫穷社会地位低，恭顺、谨慎、现实、理性、勤俭、诚实的中国人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类型4——父亲富有有权势，自身理智、诚实、勤劳、有远见、积极主动的中国人最少。
对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问题，作者的结论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原因周期性地削弱了富裕人家子弟的能力和追求成功的动力。由此，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将无法达到他们祖先的期望，从而不可避免地给贫穷的孩子造成了进去的机会。一个看上去以保护其后代社会地位而不断延续家族的亲属系统在其内部创造了有利于对方的作用，因此造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惊人的变动性。”这方面作者做了多方考证，认同何炳棣的观点：“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发现社会变动性在宋朝时日益增大，在明朝的大部分时期达到了高峰。至十六世纪末开始逐渐减小，直到1905年科举制被最后废除。”
而分析到本书写作所处的时代时，作者依然保持某种经济基础决定论式的观点：“当留洋成为一种时髦风尚时，富裕显贵之家的子弟多数利用了他们有利的条件。由于高官显贵们的子孙们顺应了这股历史潮流，因而他们自然要比国内学者享有更高的社会声望，有更多的机会谋取高级职位。换言之，中国社会和文化中致使社会变动的传统势力被外来的因素笼罩了，因而高官显贵们平庸的孩子便无须与贫穷人家的子弟在诸如从前的科举考试一类的平等竞争中进行较量。”
有意思的是，作者在书的末尾对彼时中国大陆的政治运动与社会流动性降低趋势之间的关联亦做了一番联想：“何炳棣推测这种自十六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对于贫寒人家机会日益减少的趋势可能与国内动乱有关……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难道看不出它与中国大陆近年来兴起的红**运动之间的关系吗？难道我们还看不出国共两党的领袖阶层多来自人口‘相对少数的上层阶级’的原因吗？类似红**运动在中国并不新鲜……尽管某几位领导人能够发起一次运动，但他们却不能肯定能否引起举国上下对这场运动的热情，能否控制这场运动，除非这场运动本身代表真正的，普遍的不满情绪。我们难道不能将这场红**运动看作是近代中国社会在西方的影响下，以及社会状况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民众要求更大的社会变动性的一种表示吗？再者，难道我们不能将红**坚决在中国横扫一切西方影响的努力看作是他们对自身不满情绪的根源有了朦胧的认识吗？”
这本书被誉为早期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四大著作之一，虽然资料详实，但仍受制于作者的理论和其所处的时代局限。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者从其对家族和王朝更替现象的观察中得出研究问题和理论假设。“穷富不过三代”固然家喻户晓，但本书并没有给出实证，也没有数据支撑和对比分析。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这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吗？富家纨绔子弟是有不少，朝代末期也总是有一些昏君奸臣，但有没有可能，这仅仅是儒家道德训诫的“神话”？
第二，朝代末期固然有许多昏君、暴君，但是也不乏一些有心无力的开明君主，在个人主观因素之外，一定存在更大的不可逆转的决定因素。对于国家命运而言，君主的个性因素甚至不能算一个主要因素。家庭命运亦然，即便一个人励精图治，仍有可能受限于家庭背景而不能实现抱负。
第三，富裕家庭、书香家庭往往更注重后代的教育培养，在道德要求上往往更加严格，所以他们的子女将更有可能更加积极进取，从而继续掌握财富、权力、知识。相反，穷人家庭往往更不注重教育和人格培养。与其说是性格决定了兴衰，不如说兴衰，也即家庭环境决定了性格。
第四，若分析人格，以现在的理论发展来看，不涉及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几乎只能说是某种概率统计学。当然，彼时的精神分析理论可能有很多缺陷，应用到当时中国的田野环境也很不现实——1940年代的中国，谁会跟你谈童年创伤，更不可能谈性。所以作者选择抛弃抛弃精神分析，情有可原，但也必然削弱了其理论分析的解释力。
第五，作者对于喜洲人的人格特征乃至中国人的人格特征的形成，都保持一种贫富差异决定论的观点，即富人的孩子绝大多数骄奢淫逸，穷人的孩子绝大多数勤俭奋进。这点在倒数第二章分析中国人性格类型及所占人口比例时最为明显。依据父辈的经济社会地位划分的五种人格类型我们凭经验常识都能在社会中找到对应，尚属合理，但是对于五种类型在人口结构中所占比例的排序则缺乏有力的统计数据证实。而且，这种分类标准建立在作者提出的“父子同一”理论假设之上，但“父子同一”在革命、战争、西方社会思想传播、现代化等背景下已经摇摇欲坠，因此在这一理论假设上建立起来的人格分类也必然相当短命。
第六，作者虽然很重视喜洲社会文化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例如兄弟姐妹之间的重男轻女，夫妻之间的疏离，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女儿与父母之间关系的淡漠，对女仆、私奔未遂女性的虐待等问题，但在分析人性格形成以及家族兴衰的原因时，采用了绝对的父权视角，过于忽视女性的作用。在作者笔下，女性仅仅是被影响的群体，在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以及家族兴衰中没有一丝一毫影响力，未免太极端。
第七，即便家族和王朝兴衰更替都是确切的、普遍的中国现实，作者最后得出的懦弱和骄奢性格导致家族没落的结论难道不是在普通人常识范围内就能明白的道理吗？不思进取、肆意挥霍的公子哥，不就是“败家子”吗？养了个这样的儿子，家道当然要中落。作者用得着花费那么大的功夫去书写一个乡镇的社会生活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和局限越来越不重要，而史料价值则愈发凸显，书中记录的大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乡镇日常生活的细节，尤其是涉及祖先崇拜的习俗和信念，足以让每个现代中国人惊叹。
1940年代的西南边陲小镇，传统社会尚未断裂，死去的祖先尚未被驱逐出活人的生活世界，老百姓尚不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何物，研究者的理论视角也尚未遭逢结构解构后现代后殖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冲击……这是一份质朴的文献，扎实细腻，与今日中国乡村生活现实相对照，方知哪些传统已经彻底丧失，哪些在形式上保留了下来，哪些在国人观念中根深蒂固。
书中虽然有丰富的图表辅助文字描述，但可惜没有照片为证，仍需想象脑补很多画面。但也许正是因为没有图像资料，作者才能观察记录得如此细致入微吧。生活在图像包裹的世界，我们反而对周遭视若无睹、习以为常。当年看何伟的《江村》和《寻路中国》时曾惊叹外国人的观察之仔细，写出了一个我们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未知其实六七十年前已经有许烺光等在海外受过系统人类学专业训练的华人学者为我们保存了一些中国社会琥珀般的珍贵标本。
附
目录
文献选读（重要）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