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久安的时空观—有感于韩茂莉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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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二弹——韩茂莉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第一弹是张汉林的《历史教育-追寻什么及如何可能》，此书是暑假阅读作业，开学用了20多天才补完，留有3000字的读书心得一篇，补交作业。）
书与书之间的关联性极强，看一本书最大的启发性莫过于成为看下一本书的引子。张汉林先生的教学论著，除了可操作性的学习，再有就是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指引，回到根本，还是要去填充知识本体。而韩茂莉先生的这本，显然就属于后者了。读此书，简直就是一个晕蛋的误打误撞。原以为是借的图书馆的书，拿去还，才发现不是。原来是时日久远的购书单中一本，然后就一直滞留在办公室。备课之余，晚修之时，一点一点的啃，好歹还是啃完了，为自己点赞。嘿嘿~
十五讲都分别讲了什么呢？
绪论定义历史地理学：将历史学的时间体系纳入到研究之中，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并在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旧日的足迹及其影响。从《汉书．地理志》开启传统历史地理第一页，到1934年3月创刊的《禹贡》半月刊问世标志历史地理登上中国学术舞台。
第二讲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本讲选择了西辽河流域这片塞外的土地为样本，通过考古文化遗址的环境选择——400~700米高程区近河山坡作为宜居之地；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先民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此时期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的阶段，气候变迁--动植物资源减少--原始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在这样的关系图推导中，论证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以及促使人口增殖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迁；另外还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通过考古发现，虽然过着定居生活，也有一定农业，但畜牧业已经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了与夏家店下层不同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因此，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条河的故事，而是人与环境共同的经历。
第三讲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化。本讲述及的疆域，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界定的空间为基准（因其经过国务院、外交部同意，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探讨其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国结束了有域无疆的历史。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中有记载“宅兹中国”，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而“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则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依据苏秉琦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中原区凭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实现了组织与文化意识一统的基础，并从部落迈向国家。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空间形态，具有城邦国家的特点，更像是众多城邦的联合体，尤其是西周的两次分封，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进一步从黄河中下游走向长江流域。并且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崇尚上，奠定了“华夏”的基本内涵，赋予了精神认同的统一标准，实现了江河两大流域在文化上的认同，为政治统一营造了基础。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的开疆拓土始于西汉，而郑和下西洋除了声扬海外，还构成了海疆的界限。一个问题的提出：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对抗，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代？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而这一代是年降水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而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中国实现了自班超时代以来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及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第四讲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地理分布。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属于寒冷阶段，气温较今天约低1摄氏度。历史气候研究往往通过植物地理分布的变化判断冷暖干湿之变。当代中国植被呈现的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雨林、温带草原、温带荒漠、青藏高原植被八大植被区域，是在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后数千年内逐渐形成的。各类农业生产界限中，冬小麦分布北界最为重要，因为其秋种夏收的越冬作物属性构成农作物两年三熟的核心。冬小麦原产地为西亚、北非一带，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唐代是冬小麦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小麦的地位有了全面改变，两税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麦熟为夏税起收的时间标志，粟、稻等成熟为秋税起收的时间标志。
第五讲历史农业地理背景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改造。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人口约2000万；东汉公元2年，人口增至6000万；唐代天宝年间8000万上下；明代中后期突破1亿，清末超过4亿。明清时期，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农作物的增产，远不能满足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生存，人们将眼光一次次投向山林边荒，耕地扩展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史记》提到的三河地带（汾河、伊、洛河、沁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耕区，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元时期江汉平原一直处于湖泊状态，先秦文献称之为“云梦泽”。从南宋后期开始，经元明清达到鼎盛，江汉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民间俗称“湖广熟天下足”。源于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主要为北方谷子、南方水稻。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冬小麦、元代通过蒙古人西征二次传播传入的高粱、明代传入的玉米、番薯，外来作物的传入逐渐淡化了本土作物的地位，并通过作物变化与取代，从而改变了农业地理的基本格局。非理性农业开发的历史遗患至今，譬如宋代李艾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三者最为显著。对农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扰动进行总结，之前罗列三者为环境带来的均属于物理性的改变，与此不同的是工业出现之后，各类污染施加给环境的则是化学性的改变；物理性的变化在弹性范围之内海具有可逆性，正因此，中国近万年农业开发历程中，不断经历环境自我修复而将农业生产持续下去。
第六讲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在传统“农为本”背景下，古代经济中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是北方移民核心性的技术贡献。根据东汉崔寔《四月月令》所载“五月可别稻及蓝”，可能东汉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水稻秧播技术（西岛定生）。南宋时期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量南下，是推动稻麦一年两熟制空间扩展的直接原因。
第七讲江河湖泊演变与人类活动。元世祖1280年，由朝廷组织，派遣都实为首领，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黄河河源勘察，考察结果记录为《河源志》。距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次，较大的改道二三十次，其中重大改道6次（也有5次之说）。黄河大量泥沙不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在黄土高原植被由于人类开垦破坏之前， 沟谷系统已经在发展，水土流失现象在黄土高原原始植被的生态环境中早已存在。
第八讲畜牧业的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草原游牧地带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阔的绿色长廊。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畜牧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匈奴人是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草原民族。匈奴人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主体应该是来自中亚或北亚，南下过程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分离出来的采取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人群融入其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草原民族依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建立生活秩序和空间秩序，并实现了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迈向世界征服者的史诗进程。
第九讲政治的空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三代分封，血浓于水。秦废分封、置郡县，不仅为后世所继承，构成郡县制制度核心的行政区划分与地方行政管理也为后世所本，各朝代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寻求政治和空间最良性的结合方式。西汉十三州刺史的设置原本针对执掌地方权力的郡太守，却在历史的发展中，不仅增加了一个行政层级，还凭借统领一州之资源而成为获得力量的豪强集团。豪强集团之间的厮杀，正成为三国、南北朝战争与纷乱的背景。唐代晚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唐之覆亡亦终结于藩镇割据。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不仅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且行政区具有典型的多层级、复式结构特征。多达五层之多，中央--行省--（道）--路--府--州—县。
第十讲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就军事地理而言，在冷兵器时期，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四川、山西均属典型。“犬牙交错”的划界方式将不同的地理单元归属于一省之内，经济互补与政治军事牵制的寓意明显。譬如正是“三不管”地带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形成。前者得之于自然，后者取决于政治，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第十一讲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秦帝国的驰道，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安史之乱的爆发、西柏坡的选址，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径的地理作用尤其关键。“土木堡事变”是一个事关居庸关通向内蒙古道路且涉及其他太行关隘的重大历史事件。道路之间的勾连，将历史不仅置于事件本身，且与空间相互交错，展现在时空二维系统之中。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抚顺之战、萨尔叙之战，意味着生活在长白山的女真人走出山地、进入平原。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除了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外，明军几乎屡战屡败，结果就是女真人打通了入关的道路。在辽西走廊，锦州的地位不亚于山海关，1948年辽沈战役，林彪拿下锦州，最后的战局就已经没有悬念了。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第十二讲历史交通地理（中）——西北、西南道路交通。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众多关隘，成就了关中十三朝立都之地的光辉历史。“崤函之固”，关文制度，改天换地。川陕通道主要靠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不仅书写在文学辞章内，而且存在于现实中。诸葛亮挥泪斩马稷，戏文突出诸葛亮顾全大局、不徇私情的圣贤之风，地理学则关注街亭的军事地理价值。失去街亭就意味着阻断了通向关中之路，诸葛亮斩马稷并不因为一战得失，而是因为马稷断送了此次北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并非来自岭南、福建，而是出自重庆一带。唐宋时期重庆至三峡一带均种有荔枝，传送荔枝的士兵为了保鲜，选择路途较短的洋巴道翻越巴山，再经子午道直下长安，正因此，洋巴道又被称为“荔枝道”。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突厥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是蒙古人种，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
第十三讲历史交通地理（下）——运河与水路交通影响下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陶，天下之中”，陶即今天山东定陶，因其北通河、济，南接江、淮，一跃而成天下的经济中心。范蠡在助够贱复国后，至陶为朱公，凭借智谋和陶的地理位置，“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被后世商人奉为行业的祖师爷。1957年出土的文物“鄂君启节”，为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作舟车运输货物免税与驿传招待之用的水、陆两路通行证。
第十四讲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诞生在西方的“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乃至“太空计划”均是对利益的追逐中政治目标不断升级的结果。传统农业社会，政治决策者指定利益目标与大战略不能脱离的时代基础即是对土地和人口的追求。周克商、秦一统、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隋、唐王朝的建立，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胜者均为自西向东，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完成以弱胜强，在冷兵器时代，地理因素至关重要。关中之地是古人观念中的“根本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天子之府库，是谓“天府之国”。直至晚近关中一代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淮河流域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往往成为双方的主战场。“南得淮则足以据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淝水之战、青口之役，能以少胜多，获胜关键就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淮河流域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交锋不在于河，不在于江，而在于淮。长城界分农、牧，而自身确实真正的过渡地带，既不属于农耕民族，也不属于非农耕民族，无论经济生活方式还是人们的社会风貌均具备明显的农牧兼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历史证明，长城的出现并没有真正终止农、牧两种力量的较量。历史时期长城地带的战事究竟是土地之争还是民族之争？长城所在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首先成为农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线，然后成为农牧双方交锋的战场。南下突破这条界限，鲜卑、匈奴、羯、氐、羌、契丹、蒙古、满等民族均在农耕区建立过政权，固然中原王朝曾时断时续将权杖伸向草原，但作为农耕民族的代表，最终越过400米等降雨量线，将田园与草原统为一体的却是来自东北森林草原的满人。地理可以显山露水，也蕴藏在人们的生产活动摸索中，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即是如此。
第十五讲历史城市地理的基本问题——城市生产、城市地域空间格局与都城内部结构。清后期的边疆危机使“移民实边”成为朝野的共识，关禁彻底打开了，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从这时开始。日、俄两国势力在东北的渗透，以中东铁路的修建为转折点，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城市转型。长春即是一例。长春原名宽城子，本为蒙古王公所属的前郭尔罗斯草原，18世纪关内移民垦殖，此处凭借交通优势汇集了大量人口并成为农产品交易之地。19世纪20年代长春厅治所迁至宽城子，1889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中东铁路修建后，快速发展为近代城市。县是历史时期最低级别的行政层级。关中自古帝王都，洛阳九朝古都，永乐年间南、北两京并立，南京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成为文化废都。都城选址在整个国家宏观视角下，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而将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而长治久安的内涵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得以号令全国、文化上拥有根基、经济上保障供给、军事上实现自保，均在其中。
敲到这里，好像又重新看了一遍，沉甸甸的厚重感。做学问，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叹韩先生功夫之深，喜学术伉俪的遥相呼应。如果以此书作为引子，那下一本应当该是辛德勇先生的《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第一弹是张汉林的《历史教育-追寻什么及如何可能》，此书是暑假阅读作业，开学用了20多天才补完，留有3000字的读书心得一篇，补交作业。）
书与书之间的关联性极强，看一本书最大的启发性莫过于成为看下一本书的引子。张汉林先生的教学论著，除了可操作性的学习，再有就是提供了按图索骥的指引，回到根本，还是要去填充知识本体。而韩茂莉先生的这本，显然就属于后者了。读此书，简直就是一个晕蛋的误打误撞。原以为是借的图书馆的书，拿去还，才发现不是。原来是时日久远的购书单中一本，然后就一直滞留在办公室。备课之余，晚修之时，一点一点的啃，好歹还是啃完了，为自己点赞。嘿嘿~
十五讲都分别讲了什么呢？
绪论定义历史地理学：将历史学的时间体系纳入到研究之中，融时间与空间于一体，并在回归人类所经行的历程中探寻旧日的足迹及其影响。从《汉书．地理志》开启传统历史地理第一页，到1934年3月创刊的《禹贡》半月刊问世标志历史地理登上中国学术舞台。
第二讲历史地理研究的起点——史前时期人与环境。史前时期人类的所有活动均以寻觅食物为目的。本讲选择了西辽河流域这片塞外的土地为样本，通过考古文化遗址的环境选择——400~700米高程区近河山坡作为宜居之地；红山文化时期，西辽河先民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生产者，此时期正是大暖期内“气候波动剧烈”的阶段，气候变迁--动植物资源减少--原始农业发展--人口增加，在这样的关系图推导中，论证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以及促使人口增殖的根本原因在于气候变迁；另外还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通过考古发现，虽然过着定居生活，也有一定农业，但畜牧业已经得到充分发展，表现出了与夏家店下层不同的半农半牧经济生活方式。因此，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条河的故事，而是人与环境共同的经历。
第三讲地理视角下的历代疆域变化。本讲述及的疆域，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界定的空间为基准（因其经过国务院、外交部同意，以18世纪50年代至1840年年鸦片战争以前的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境域，历史时期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属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政权），探讨其变迁过程以及支撑疆域变化的地理基础。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中国结束了有域无疆的历史。西周早期被称为“何尊”的青铜器铭文中有记载“宅兹中国”，这是“中国”首次见于文字记载。早期关于“中国”一词的使用，无论“中国”代表中央之地还是京师，都不是政治空间，而具有鲜明的文化区特征。这对后世影响很大，以后的历史时期仍然用“中国”表述地域间文化属性的差异。而“中国”一词从文化区转为主权国家的代表，则自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始。依据苏秉琦史前文化六大区系理论，中原区凭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地理环境，实现了组织与文化意识一统的基础，并从部落迈向国家。夏商周三代的国家空间形态，具有城邦国家的特点，更像是众多城邦的联合体，尤其是西周的两次分封，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进一步从黄河中下游走向长江流域。并且在政治制度和文化崇尚上，奠定了“华夏”的基本内涵，赋予了精神认同的统一标准，实现了江河两大流域在文化上的认同，为政治统一营造了基础。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大幅度的开疆拓土始于西汉，而郑和下西洋除了声扬海外，还构成了海疆的界限。一个问题的提出：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争雄、武力之间的对抗，为什么总发生在今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宁夏、甘肃一代？决定、制约疆域伸缩的力量，在政治、军事之外，还存在地理基础。而这一代是年降水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即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而乾隆皇帝对伊犁河流域和喀什葛尔的吞并，标志着中国实现了自班超时代以来的亚洲政策所追随的目标，及定居民族对游牧民族，农耕地区对草原的还击。古人置身于疆域伸缩与民族交融的过程中，我们今天享有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疆域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
第四讲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地理分布。魏晋南北朝时期（3-6世纪）属于寒冷阶段，气温较今天约低1摄氏度。历史气候研究往往通过植物地理分布的变化判断冷暖干湿之变。当代中国植被呈现的寒温带针叶林、温带针阔叶混交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热带季雨林、雨林、温带草原、温带荒漠、青藏高原植被八大植被区域，是在全新世大暖期结束后数千年内逐渐形成的。各类农业生产界限中，冬小麦分布北界最为重要，因为其秋种夏收的越冬作物属性构成农作物两年三熟的核心。冬小麦原产地为西亚、北非一带，大约4000年前传入中国，唐代是冬小麦空间扩展的重要时期，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冬小麦的地位有了全面改变，两税法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麦熟为夏税起收的时间标志，粟、稻等成熟为秋税起收的时间标志。
第五讲历史农业地理背景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改造。葛剑雄的《中国人口发展史》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前，人口约2000万；东汉公元2年，人口增至6000万；唐代天宝年间8000万上下；明代中后期突破1亿，清末超过4亿。明清时期，传统生产方式带来的农作物的增产，远不能满足人口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为了生存，人们将眼光一次次投向山林边荒，耕地扩展成为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的主流。《史记》提到的三河地带（汾河、伊、洛河、沁河下游），是中国历史上开发最早的农耕区，也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元时期江汉平原一直处于湖泊状态，先秦文献称之为“云梦泽”。从南宋后期开始，经元明清达到鼎盛，江汉平原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输出地，民间俗称“湖广熟天下足”。源于中国本土的农作物主要为北方谷子、南方水稻。史前时期传入中国的冬小麦、元代通过蒙古人西征二次传播传入的高粱、明代传入的玉米、番薯，外来作物的传入逐渐淡化了本土作物的地位，并通过作物变化与取代，从而改变了农业地理的基本格局。非理性农业开发的历史遗患至今，譬如宋代李艾江南地区围湖造田、宋元明清以来南方山区开发、清代以来沿长城地带开垦农业三者最为显著。对农业生产导致的环境扰动进行总结，之前罗列三者为环境带来的均属于物理性的改变，与此不同的是工业出现之后，各类污染施加给环境的则是化学性的改变；物理性的变化在弹性范围之内海具有可逆性，正因此，中国近万年农业开发历程中，不断经历环境自我修复而将农业生产持续下去。
第六讲历史经济地理的重要命题——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与北方移民的技术贡献。在传统“农为本”背景下，古代经济中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从易田制到土地连作，从水稻秧播到稻麦两熟制，是北方移民核心性的技术贡献。根据东汉崔寔《四月月令》所载“五月可别稻及蓝”，可能东汉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水稻秧播技术（西岛定生）。南宋时期习惯面食的北方人大量南下，是推动稻麦一年两熟制空间扩展的直接原因。
第七讲江河湖泊演变与人类活动。元世祖1280年，由朝廷组织，派遣都实为首领，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黄河河源勘察，考察结果记录为《河源志》。距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3000年来，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00次，较大的改道二三十次，其中重大改道6次（也有5次之说）。黄河大量泥沙不是人类活动导致的，在黄土高原植被由于人类开垦破坏之前， 沟谷系统已经在发展，水土流失现象在黄土高原原始植被的生态环境中早已存在。
第八讲畜牧业的地理空间与草原游牧方式。草原游牧地带从呼伦贝尔、锡林郭勒经蒙古高原、天山南北、青藏高原一直伸向欧亚大陆的腹地，成为世界上最广阔的绿色长廊。迁移是游牧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畜牧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匈奴人是登上历史舞台最早的草原民族。匈奴人的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主体应该是来自中亚或北亚，南下过程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分离出来的采取畜牧业生产方式的人群融入其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草原民族依旧这两项基准在草原建立生活秩序和空间秩序，并实现了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迈向世界征服者的史诗进程。
第九讲政治的空间——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与行政区。三代分封，血浓于水。秦废分封、置郡县，不仅为后世所继承，构成郡县制制度核心的行政区划分与地方行政管理也为后世所本，各朝代在历史的时空中不断寻求政治和空间最良性的结合方式。西汉十三州刺史的设置原本针对执掌地方权力的郡太守，却在历史的发展中，不仅增加了一个行政层级，还凭借统领一州之资源而成为获得力量的豪强集团。豪强集团之间的厮杀，正成为三国、南北朝战争与纷乱的背景。唐代晚期藩镇割据的局面，“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唐之覆亡亦终结于藩镇割据。元朝的地方行政管理不仅具有多元性的特点，且行政区具有典型的多层级、复式结构特征。多达五层之多，中央--行省--（道）--路--府--州—县。
第十讲空间的政治——行政区划界原则与历史渊源。“随山川形便”的划界原则，就军事地理而言，在冷兵器时期，若割据者拥险而自守，极易形成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局面，四川、山西均属典型。“犬牙交错”的划界方式将不同的地理单元归属于一省之内，经济互补与政治军事牵制的寓意明显。譬如正是“三不管”地带造就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形成。前者得之于自然，后者取决于政治，空间与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历史，也必定影响将来。
第十一讲历史交通地理（上）——华北、内蒙古、东北三大区域的道路系统。秦帝国的驰道，构建了中国最早的道路交通网。安史之乱的爆发、西柏坡的选址，太行山东麓道路与井径的地理作用尤其关键。“土木堡事变”是一个事关居庸关通向内蒙古道路且涉及其他太行关隘的重大历史事件。道路之间的勾连，将历史不仅置于事件本身，且与空间相互交错，展现在时空二维系统之中。古北口、喜峰口、山海关，与三个关口相连接的则是华北通向东北的主要道路。抚顺之战、萨尔叙之战，意味着生活在长白山的女真人走出山地、进入平原。广宁之战、宁远之战、入口之战、松山之战、山海关之战，除了袁崇焕指挥的“宁远大捷”外，明军几乎屡战屡败，结果就是女真人打通了入关的道路。在辽西走廊，锦州的地位不亚于山海关，1948年辽沈战役，林彪拿下锦州，最后的战局就已经没有悬念了。纳兰性德《长相思》：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第十二讲历史交通地理（中）——西北、西南道路交通。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众多关隘，成就了关中十三朝立都之地的光辉历史。“崤函之固”，关文制度，改天换地。川陕通道主要靠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不仅书写在文学辞章内，而且存在于现实中。诸葛亮挥泪斩马稷，戏文突出诸葛亮顾全大局、不徇私情的圣贤之风，地理学则关注街亭的军事地理价值。失去街亭就意味着阻断了通向关中之路，诸葛亮斩马稷并不因为一战得失，而是因为马稷断送了此次北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荔枝并非来自岭南、福建，而是出自重庆一带。唐宋时期重庆至三峡一带均种有荔枝，传送荔枝的士兵为了保鲜，选择路途较短的洋巴道翻越巴山，再经子午道直下长安，正因此，洋巴道又被称为“荔枝道”。历史时期西域绿洲上印欧文化占据主角时代的终结者是突厥人。突厥人是古代匈奴人的后裔，是蒙古人种，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6-8世纪出现的突厥化过程，是新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文化更迭。沿着丝绸之路，佛祖与众神一路东行，留下大量石窟佛寺，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吐鲁番伯孜克里克千佛洞，甘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
第十三讲历史交通地理（下）——运河与水路交通影响下的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及“陶，天下之中”，陶即今天山东定陶，因其北通河、济，南接江、淮，一跃而成天下的经济中心。范蠡在助够贱复国后，至陶为朱公，凭借智谋和陶的地理位置，“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被后世商人奉为行业的祖师爷。1957年出土的文物“鄂君启节”，为楚怀王颁发给封地在今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用作舟车运输货物免税与驿传招待之用的水、陆两路通行证。
第十四讲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诞生在西方的“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乃至“太空计划”均是对利益的追逐中政治目标不断升级的结果。传统农业社会，政治决策者指定利益目标与大战略不能脱离的时代基础即是对土地和人口的追求。周克商、秦一统、楚汉之争、北周灭北齐乃至隋、唐王朝的建立，均属于来自西部的政治集团取代东部政治集团的历史大事件。胜者均为自西向东，且几乎都是曾经的弱者。完成以弱胜强，在冷兵器时代，地理因素至关重要。关中之地是古人观念中的“根本之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天子之府库，是谓“天府之国”。直至晚近关中一代仍然流行“姑娘不对外”的习俗。淮河流域由于不南不北的地域特征，南北交战时期往往成为双方的主战场。“南得淮则足以据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即长江、黄河流域互相以淮为屏障的结果。淝水之战、青口之役，能以少胜多，获胜关键就在于控制了淮河的关要。淮河流域处于四战之地，南北之间的交锋不在于河，不在于江，而在于淮。长城界分农、牧，而自身确实真正的过渡地带，既不属于农耕民族，也不属于非农耕民族，无论经济生活方式还是人们的社会风貌均具备明显的农牧兼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征。历史证明，长城的出现并没有真正终止农、牧两种力量的较量。历史时期长城地带的战事究竟是土地之争还是民族之争？长城所在地年降雨量400毫米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这里首先成为农耕民族守疆保土的底线，然后成为农牧双方交锋的战场。南下突破这条界限，鲜卑、匈奴、羯、氐、羌、契丹、蒙古、满等民族均在农耕区建立过政权，固然中原王朝曾时断时续将权杖伸向草原，但作为农耕民族的代表，最终越过400米等降雨量线，将田园与草原统为一体的却是来自东北森林草原的满人。地理可以显山露水，也蕴藏在人们的生产活动摸索中，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即是如此。
第十五讲历史城市地理的基本问题——城市生产、城市地域空间格局与都城内部结构。清后期的边疆危机使“移民实边”成为朝野的共识，关禁彻底打开了，真正意义上的“闯关东”从这时开始。日、俄两国势力在东北的渗透，以中东铁路的修建为转折点，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城市转型。长春即是一例。长春原名宽城子，本为蒙古王公所属的前郭尔罗斯草原，18世纪关内移民垦殖，此处凭借交通优势汇集了大量人口并成为农产品交易之地。19世纪20年代长春厅治所迁至宽城子，1889年，长春厅升为长春府，中东铁路修建后，快速发展为近代城市。县是历史时期最低级别的行政层级。关中自古帝王都，洛阳九朝古都，永乐年间南、北两京并立，南京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成为文化废都。都城选址在整个国家宏观视角下，既是地理选择，也是政治选择，而将所有选择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保证长治久安。而长治久安的内涵不仅在于时间，政治上得以号令全国、文化上拥有根基、经济上保障供给、军事上实现自保，均在其中。
敲到这里，好像又重新看了一遍，沉甸甸的厚重感。做学问，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这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叹韩先生功夫之深，喜学术伉俪的遥相呼应。如果以此书作为引子，那下一本应当该是辛德勇先生的《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