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国历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她历经数千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文化传统的延续性，堪称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正是因为她的独特和神秘，使其成为欧美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

《哈佛极简中国史》是一本广受欧美读者欢迎的中国史入门读物，其代表了欧美主流的中国史观。美国汉学家、东亚史权威，作者阿尔伯特•克雷格运用国家、地区间横向对比的方法，将中国历史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从诸子百家争鸣的早期中国到构建最早帝国的秦汉，再从帝制时代高峰的隋唐宋元到帝制时代晚期的明清，最后以步履蹒跚、探索出路的近代中国收官，试图解答——相比其他古文明，中华文明何以能够延续至今，不被湮没的终极之问。

西周末年，生产力发生了飞跃，美得令人窒息的青铜器被粗糙坚韧的铁器所替代。铁器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更精良的劳动工具和武器，进而是更多的财富和更强大的军队。旧的社会秩序开始改变并最终瓦解，由贵族和神职人员掌控的社会规则被打破，人们需要一种更具普世意义的行为准则，换句话说，就是道德伦理。早期的中国思想就诞生在这个时代。通过横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圣王”、犹太教的救世主、柏拉图笔下的“哲人王”，三者的相似性绝非偶然，都是为了应对古代的社会危机，都通过在乱世中将伦理和历史重新联系，重建了社会秩序。

在世界古代史上，这是一个宗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又被称为“轴心时代”，后世的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将以这些学说为中心展开。如果把周代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革命相对比，它与一神论的犹太教以及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与印度教和佛教也不同，而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比较相似，两者都极富创造力，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两者虽然相似，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却远远胜过了希腊哲学。“雅典的光荣”之后仅仅几个世纪，希腊哲学就被基督教的浪潮淹没了，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能作为独立的思想力量重新出现。相反中国哲学尽管曾在几个世纪里受到佛教的冲击，但重新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早期。当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浪潮的冲击下日益衰落时，早期的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却能保持对中国的持久影响力。

书中认为，有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其一，历代王朝支持儒家思想与宗教相互制衡，以达到维护统治的目的。其二，儒家思想也有宗教的维度，它包含天、地、人，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于天地之间。理想情况下人间由圣王统治，圣王通过个人德行的力量和祭祀来平衡天地宇宙的力量，达到和谐。

中国与欧洲总体上的相似性一直持续到6世纪。两者都经历了伟大帝国的崛起与衰亡。乍看之下，汉朝灭亡后的三个半世纪与罗马帝国瓦解后的同一时期惊人相似，中央权威崩塌，私有军队出现，贵族财产与地位得以确定。曾与帝国结盟的野蛮部落侵略和掠夺了帝国广大区域。非世俗的宗教传入，挑战之前的正统世界观。一如基督教挑战罗马的社会政治秩序观，在中国新道家及其后的佛教挑战儒家的地位。

但从6世纪晚期开始，本质上的区别出现了。欧洲日渐衰落，进入了分裂封建和倒退的时期，帝国的幽灵仍然游荡在欧洲的记忆中。但现实却是，即便经过了几个世纪，诸如法兰西、意大利和德意志这样小的地区，要实现内部统一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更谈不上重建一个泛欧洲或泛地中海帝国。相反，中国与欧洲面积相当，并且在地理上并非一个天然的政治单位，却重建了统一的隋唐帝国，在财富、国力、文化和统一治理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书中认为，中国能重建帝国可能有四个原因。其一，佛教在中国的胜利不如基督教在欧洲的胜利那样彻底。其二，中国的文化具有更强的同质性。其三，汉代之后，中国北方各政权均建立在汉人的农业经济实力与草原民族的强大军事力量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其四，或许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处于统一还是分裂的状态，中国都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这一人口特点导致了一种与欧洲截然不同的历史。

人口密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对蛮族征服者的同化比欧洲快得多。中国拥有更多的耕种者，提供了更多的富余农产品，能够供给北方。更多的人口也意味着更好的交流和更好的商业基础。诚然，汉朝灭亡后的几百年间，中国的经济和城市都出现了衰退。但中国的经济水平依然领先于中世纪早期的欧洲。

解释隋唐时期重建统一帝国的四个因素，同样适用于宋朝和其后的朝代，甚至更为贴切。随着更多学校的设立和识字率的提升，儒家思想和大一统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10世纪时，中国的文化相比四个世纪前具有更强的同质性，对外来文化的开放程度则有所降低。人口也有所增加，长江流域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的重心。

在元代，即使是在蒙古征服者的统治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也能够得到重建，可以用其所创造的利益来解释。对蒙古的军事领袖来说，官僚化的国家是一架庞大的税收机器，能够供养军队，并且提供财政收入，其数额超出同时代欧洲君主的想象。

到了明代，中国依旧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值得注意的并非是在西方开启大航海时代之前，郑和早已率领庞大的舰队访问过东非和红海沿岸，而是中国拥有探索全球的航海技术，却决定不去使用。书中认为，中国人缺乏不安定、贪婪、信仰和好奇心这几种因素的结合，而正是这些促使葡萄牙人出海远航。

直到16世纪，从多方面衡量，中国仍然领先于欧洲。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或世界上其它地方开启了通向现代的大门？为什么在中国那样复杂的商品经济中没有产生工业革命？
这本书告诉我们，明清的商业增长没有带来机械工业的突破。即使在19世纪，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依旧会使发展西方那样的机械工业无利可图。

官僚体制是现代性的关键组成要素。它对行政的作用如同流水线对制造业的作用，把复杂的任务分解成多个简单任务，使效率大大提高。早在唐代和宋代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而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可与之比肩的德才兼备的官僚体系。西方的官僚来自新生中产阶级，加强了君主制和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权力，他们对抗封地贵族，代表了才能对世袭特权的胜利。中国官僚与欧洲官僚有很多共同点。他们使行政更高效。中国官僚是精英，才能出众，受过中国经典教育，正如英国官僚受过古希腊罗马经典教育。但中国官僚在某种程度上又与欧洲不同。他们掌权了至少一千年，是拥有田产的士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世袭贵族。尽管有才能，但他们并不站在旧制度的对立面，而是拥护旧制度，成为中国现代性的主要障碍。

书中还反复提及，中国对其他文明和民族不感兴趣，视为蛮夷。中国人对其他文明缺乏兴趣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自身文明的丰富性深为欣赏，其核心政治制度——皇帝、官僚、科举制度、士绅和儒学的凝聚力多个世纪以来一直稳如磐石，证明了自身价值。中国人的信仰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内在化，几乎是一个封闭体系。

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其工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信仰自由贸易，并用武力将之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引发了遍及全球的变化。19世纪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被染上了一层黑暗的色调。我们称之为近代中国，但它更多的是中国遭遇近代西方的世纪，而不是中国自己走向近代化的世纪。从鸦片战争到清朝灭亡，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注意到，儒学比任何其它地区的超世俗宗教对科学和现代观念的阻碍都要小。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不同，在面对更加强大的19世纪科学及相关信条的世俗主义时，儒学的世俗性正好使其分解，让位于科学的世俗主义。另一方面，那些深植于社会的儒家价值观，使曾作为儒家思想组成部分的哲学体系得以留存。事实上，在儒家社会崩塌的废墟之中，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

“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宣告了儒家社会的终结。书中写道：在中国思想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并不引人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符。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阶段的定义立刻显现出极强的吸引力，因为他将中国的弊病归咎于西方，并为“封建”中国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

在《哈佛极简中国史》的最后章节，阿尔伯特•克雷格将1949年中国共产党赢得的伟大胜利，描述成利用民族主义赢得的胜利。又将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与儒家士绅相比较，得出——共产主义强调科学、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在未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与儒家关注形而上、社会和谐与昔日遥远的黄金时代具有本质区别。并且在全书的结尾部分用预言式的笔调写道：事实证明，在组建政党和军队时极为有效的组织方式，用在发展经济上却效果欠佳。而大众动员并不能取代个体积极性，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

然而书中却没有提到，一如资本主义世界为了应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进行改革、采用国家干预经济的方法来摆脱危机。在今天，曾经一度陷入困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找到了发展经济、提高个体积极性的方法。

我记得，美国高中大都采用一本题为《世界历史与当今世界的关联》的教材，洋洋洒洒一千多页的内容里有六十页有关于中国。该书叙述历史的方法类似于《哈佛极简中国史》，非常注重国家间的横向对比，将中国历史穿插在不同时期的世界历史中进行讨论，并通过表格和科技树，让学生对同一时期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先进、落后一目了然。可以说，美国人就是从这本书开始认识中国的。

可是，虽然美国政府称其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在这本教科书中，却一直把台湾问题模糊化处理，将“台湾”和“中国”错解成相对立的概念，而不是表述为“中国台湾”。再有，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问题。书中写道：中国汉代，东西通商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逐渐形成，汉朝把大量昂贵的丝绸输出到西亚。为了保护丝绸贸易，中国人一直保守丝绸制作过程的秘密。中国的统治者历来严格限制外国商人，只允许他们在广州活动。中国卖给他们丝绸、茶叶、瓷器，换来大把大把的黄金和白银，造成巨大的贸易顺差。而且，书中还对肮脏的鸦片战争进行了粉饰……

对于美国这个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而言，研究和学习别国历史，可以从中汲取精华、寻找捷径、避免走弯路。但是，具有严谨细致的研究方法和相对客观的研究成果，并不代表就可以站在上帝的视角对他国的历史妄加评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世界的霸主就将意志强加于他国。作为历史书中的当事国，我们不能偏听偏信，应该保持清醒，对书中显现出的美国标准提高警惕。

宋代大文豪苏轼有一首诗叫《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有着丰富的内涵，它揭示了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当我们研究古代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运用国家、地区间横向对比的方法，并通过历史与今天的联系，将历史事件放在人类历史的大背景中予以考察，这样就可以得出相对客观的历史规律。但是，在近现代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的研究中，由于国别和政治立场的不同，研究者往往先入为主，对研究的对象带有主观成见。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创建之初，就拥有“独立、平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共产主义则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在生产和生活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其实，这三种思想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让人们享有幸福的生活。只不过因为，三者所处年代以及历史人文环境的不同，崇高的理想不得不让位于世俗，于是造成了实践上的巨大差异。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写道：“历史的道路不是康庄大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尘埃，有时跋涉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时行经丛林。”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作为一个爱好和平、向往幸福生活的人，我坚信人类社会一定能寻找到真理、战胜利己主义、实现道德理想、达成世界大同。

                                                       特别鸣谢拾光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