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外山：一个目光如炬的清醒评论者

艰难读罢，不谈其具体观点，只从语言运用的角度上遍十分佩服高老的“毒舌”。
    作为一个西方人，他却比中国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明代画论史料和题跋中的种种“套路”，并不断地提醒着读者不要掉入这种传统文人惯用的文字伎俩中。
例如：谈到皈依董氏的苏州画家卞文瑜（活跃于1620-1670年间）的绘画生涯，高居翰的评论毫不留情：“以他这一类型的画家而言，后人对他的赞语极为老套，几乎没有复述的必要：不外乎学元代大家，甚有成就，行笔脱俗等等。”同样的，在论及蓝瑛生活经历时，他也一语点破道：“有关蓝瑛早年的传闻轶事，都有一种似曾相似且传统老套的年轮感……凡此种种，都是一般人在一个刚出道的杭州职业画家身上，所指望阅读到的讯息。“
    同时，此书中不仅是对正面式结论的阐述，也在不断地纠正着一些惯例推论的误差，读之颇为有趣，在用一段文字介绍完方以智跌宕的生涯后，反而又给人一种否定式的说明：“如果有人问，这些遭遇究竟和他的绘画作品有何关联？我们不得不回答：关系不大。”这样的叙述，不禁让读者会心一笑。
    另外，诸如”中国画评家酷好吊诡式成语”之类的“恶习”，作者想必是不愿与之同流合污，故而在讨论到晚明书法与绘画的关系时，首先强调了出：“我们的用意自然不是为了重弹一些中国作家所提出的“书画同源”的论调，这种说法不仅老套，而且混淆视听——这两种艺术的走向，大多南辕北辙——我们的目的只是在于指出，这两种艺术有时也会汇合，以及其汇合的情况为何。”
    而当不得不面对国家灭亡后遗民画家的生存境地和艺术走向时，他也引用了古原宏伸的话来说明这二者并非一定如人们想象的具有某种崇高的情怀，更多的人则是：“一旦确定别人看见自己的眼泪之后，转身他就会把这些眼泪擦掉”。
    高居翰的西方学者的立场，能够透过中国文字的重重迷雾，去刺破种种格套的、虚与委蛇的描述，这想必是中国学者的著作中较难看到的吧。而更厉害的在于，他看似宏观的评论和介绍，都具有严谨的考证，并能够接续完成一个课题的深度挖掘（例如松江画派与徽商的联系），而那些看起来似是而非令人难以理解的话语，或许是中西方语境的差距，也不得不阻碍了一般读者平顺地读完这本经典之作。
    可惜的时，此书的图版仍然不尽人意，似乎作者也曾对此发表议论，也再次印证了中国人一贯地对文字有着近乎执着的迷恋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