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早就料到春秋大义是这么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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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好熊真的是相见恨晚，看来在沟通便捷的互联网时代，一个不爱上网交际的人真的很容易失去一些有意思的生命体验。如果早年间我就混迹各大贴吧论坛，也许可以早一点就在知识和思想史的世界里登堂入室也说不定——当然这种容易让人打瞌睡的学科还是需要一个好的入门老师带着的。落地书橱不行，太活泼看不出水平的好像也不行。
由于不是熊逸一直以来的铁杆粉丝，所以看他的书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线。往往是看到哪里和它的书有相关了，就拿来做一个深入浅出的参考。至今看了几本，这本给我的感觉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了，引用前辈的出处常常重复，语言风格也有点年少轻狂的恣意。后期的几本要更加庄重凝练一些，不知道再往前倒看周易和孟子他说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个更加活泼的熊逸？网上对这个人的信息非常少，能搜到的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评价“他不爱说话”“他每次写完一本都会不满意”之类很有极客怪咖风味的描述。我想如果真的见面人们未必会喜欢作为一个个人的好熊。但就冲着这个钻进传统文化还能钻出来给人轻松讲述的才华，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反感他来的话。
好了夸了一会作者，就当是顺便夸书写得好了，借着还是要谈谈书本身的内容。
所谓《春秋大义》大略就是希望通过长久以来被作为经书和治国方针、法律依凭的《春秋经》解剖开来，从这当中分析两千年皇权政治的统治逻辑。这是一个黑暗又艰深的话题，拿出来单说不知道要打破多少想读经的人的崇敬之心。然而祛魅的过程已经成为这几年来我最享受的思维游戏，有时候是跟着材料，有时候是跟着别人的评论，有时候则是跟着自己的思路在走。总之这是一件有意思之极，又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只能归为游戏一类了。
在历史沿革的观点方面，我一直都是孟德斯鸠的信徒，坚信必然性是压倒偶然性的。前有所谓《气候改变历史》、《舌尖上的历史》之类或学术或通俗的读物打底，我对自己的这一方观点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历史的偶然性发挥作用的机遇，不过在于天下姓张姓李而已。有很多宿命论者大概都是这样的看法，我的感觉是未免消极了。与其说是冥冥中有什么东西——比方说彼得·柯文尼所提到的时间之书吧——决定的，倒不如说是人的需求决定的。屁股决定脑袋不仅体现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也体现在知道这些政策制定的思想上。且不论书中对春秋大义本意的辨析，就儒道各家把经义传到后来完全变了味的现象来说，一句“政治改变思想”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儒家在汉武帝一朝被能言善辩的董仲舒推广开来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因为如果道家来一位更能吹的老先生，汉初的黄老之治恐怕是能延续下去的。可是到时候我们今人看到的老庄之道大概也会变了样。运气不好的话，科举考试还会有，但是考的经典变成了《道德经》外加申不害和韩非子。《庄子》的路子实在太野，我想象不出来皇上要怎么用它作为考试题目。不过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只要皇上想要，还怕下面的人制造不出来吗？从这个比较大的角度来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所谓的“封建专制遗毒”不管披着哪个流派的外衣，内核都会是我们知道的明清儒家的那个样子。至于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学《公羊传》出身的董仲舒恰好比较会忽悠罢了。不知道这么说算不算是文子所说的因势利导呢？话又说回来，看董仲舒那一副神神叨叨的样子，实在也不像一个正经的儒生。儒不儒的其实也不太重要，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统治者们要的是儒生作为知识分子能够读写中国特殊文字的“卡里斯马”而已。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书记员和官僚的作用远胜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作用。
但既然是作为考辨“春秋大义”的考据书，仅仅纠结于儒道之争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回到春秋中去，把历代注经师“卖与帝王家”的阐释像油一样撇掉，看看所谓的“春秋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才是充满好奇心的读者翻开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市面上说儒家经典是为了修身养性、道家经典是为了养生延年的书，在我眼里显然都是在耍流氓。春秋战国乱世留下的百家争鸣，怎么可能是关注这种细枝末节的题材？他们以为那是中老年朋友圈吗？
所谓春秋大义可能也比较简单，在大一统皇权语境下怎么解释的经书，在春秋的原意里你给他倒过来就完了。对于春秋时期小邦国的治理范围而言，把梅因在《古代法》里所谓的习俗推而广之显然是足够的。老子对小国寡民的追求和亶公对不害性命的追求其实如出一辙，因为这样的小邦国容易治理。这里我还想引用一个被作者好熊不小心遗漏的概念——小于邓巴数的群体才有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凝聚力，超出这一范围的大群体，传统的习俗治理确实就没办法管理了。看来治理国家和制定政策确实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谋略本质上都是权宜之计。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我们是不是也能划定一个范围，让他们在给定的时空里再做出自己的假设呢？就以我比较熟悉的自由经济学派来看，斯密和李嘉图所谓的比较优势似乎是要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范围里才能做到的。在人员流动相对不容易、跨领域分工能实现的场景下，他们的主张才能得到实现。如果真的让老子那一套得了势，这两位绅士恐怕是要伤心的。如果让思想照进现实，以川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为标志的2016全球化衰退，是不是在隔着几千年的时光呼应那种主张呢？真的回到了这种想对原始的状态，孔子也会含笑九泉的。因为儒家所谓“亲亲”，也是也不过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治理范围里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这句话后来就被经师有意无意地无视了，或者引申为实际为《忠经》的《孝经》。我要是化用梭罗对清教徒刚登陆新大陆那个黄金年代描述，春秋时代大略是这样的光景：一家人聚在星光下的篝火旁，父亲严厉又慈爱，结束一天的读书后在乐器声中给儿子讲述三代先王的故事；儿子也很孝顺，戴着冠聆听父亲的教诲（不好意思在儒家这里就不如清教徒，没有女性的位置了）；至于对君主，那是是不需要用“亲亲”之礼侍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嘛。”在普天之下还不一定是王土的时代，卷而怀之才现实嘛。但是这时候又带来了一个矛盾：一个全球化衰退的世界哪里那么容易让你卷而怀之呢？卷着你又要跑到哪里去呢？这么费解的问题我是细思极恐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既然在国小民少的情况下按照习惯法就能解决问题，孔子用礼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因为孔子真的觉得这东西能提高人的道德认知水平和素质吗？看来老爷子跟康德的道德先天形成论是有冲突了。礼乐这东西看上去一副没用的样子还则罢了，还很容易成为别人攻击儒家思想的靶子。某段时间差点把孔子冲进下水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阶级和礼乐。我不信孔子自己想不通这个道理。这本书倒是给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冷的答案。
要明确的一点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最后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让作为裁判的君主相信自己。像庄子这样看得开的先秦思想家没有几个，像孟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则是因为没把话说到客户爱听的分上。你跟养鸡场老板说“鸡贵你轻”，谁听得进去呢。而其他多少有点受欢迎的各路大仙道貌岸然的话语背后必然有马基雅维利的影子，再不济也得是本《厚黑学》。
比如大多数人都以为汉初的黄老之术就是约法三章然后甩手不管，其实那时候的黄老之术是沿用秦朝的法度——这甚至是出于刘邦集团出身草莽没有修法能力的现实考虑。老子本意未必如此，但用的时候你只能这么用。毛主席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诚不我欺。
那关于儒家的礼乐，看到《淮南子》的一段引用会彻底解开这个疑惑，尽管是借着一向名声不好的管子的嘴说出来的：礼乐是为了麻痹老百姓的神经……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手段，终极目标是让老百姓不要思考执政的合法性，只管跟从就好了。所以顺便的还有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健身锻炼之类让人丧失斗志的措施。措施上，管子这一套和儒家重合了；学理上，《淮南子》又是老子的徒子徒孙……话不用说太明了吧，仅这一个例子好像就已经足够说明，表面上大相径庭的儒家道家乃至刑名阴阳家，本质上都是一回事。也难怪君主们难以抉择了，因为他们想要的，这些思想都能给，只是打哪样的幌子比较好看罢了。
对了，针对礼乐的作用这个概念，我想起来一段差不多的名言：不需要青年人有判断力和批判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美丽的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对同伴的竞争意识就行了。剥夺年轻人的思考力，根治他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的服从心才是上策。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指导者保持一种动物般的原始憎恶。让他们坚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
说话的人是希特勒，呵呵哒。
由于不是熊逸一直以来的铁杆粉丝，所以看他的书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什么特别的时间线。往往是看到哪里和它的书有相关了，就拿来做一个深入浅出的参考。至今看了几本，这本给我的感觉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了，引用前辈的出处常常重复，语言风格也有点年少轻狂的恣意。后期的几本要更加庄重凝练一些，不知道再往前倒看周易和孟子他说的时候会不会看到一个更加活泼的熊逸？网上对这个人的信息非常少，能搜到的也不过就是这么几个评价“他不爱说话”“他每次写完一本都会不满意”之类很有极客怪咖风味的描述。我想如果真的见面人们未必会喜欢作为一个个人的好熊。但就冲着这个钻进传统文化还能钻出来给人轻松讲述的才华，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反感他来的话。
好了夸了一会作者，就当是顺便夸书写得好了，借着还是要谈谈书本身的内容。
所谓《春秋大义》大略就是希望通过长久以来被作为经书和治国方针、法律依凭的《春秋经》解剖开来，从这当中分析两千年皇权政治的统治逻辑。这是一个黑暗又艰深的话题，拿出来单说不知道要打破多少想读经的人的崇敬之心。然而祛魅的过程已经成为这几年来我最享受的思维游戏，有时候是跟着材料，有时候是跟着别人的评论，有时候则是跟着自己的思路在走。总之这是一件有意思之极，又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只能归为游戏一类了。
在历史沿革的观点方面，我一直都是孟德斯鸠的信徒，坚信必然性是压倒偶然性的。前有所谓《气候改变历史》、《舌尖上的历史》之类或学术或通俗的读物打底，我对自己的这一方观点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历史的偶然性发挥作用的机遇，不过在于天下姓张姓李而已。有很多宿命论者大概都是这样的看法，我的感觉是未免消极了。与其说是冥冥中有什么东西——比方说彼得·柯文尼所提到的时间之书吧——决定的，倒不如说是人的需求决定的。屁股决定脑袋不仅体现在具体政策的实施上，也体现在知道这些政策制定的思想上。且不论书中对春秋大义本意的辨析，就儒道各家把经义传到后来完全变了味的现象来说，一句“政治改变思想”实在是让人拍手叫绝。儒家在汉武帝一朝被能言善辩的董仲舒推广开来是有一定偶然性的，因为如果道家来一位更能吹的老先生，汉初的黄老之治恐怕是能延续下去的。可是到时候我们今人看到的老庄之道大概也会变了样。运气不好的话，科举考试还会有，但是考的经典变成了《道德经》外加申不害和韩非子。《庄子》的路子实在太野，我想象不出来皇上要怎么用它作为考试题目。不过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只要皇上想要，还怕下面的人制造不出来吗？从这个比较大的角度来说，历史的必然性是所谓的“封建专制遗毒”不管披着哪个流派的外衣，内核都会是我们知道的明清儒家的那个样子。至于偶然性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就是学《公羊传》出身的董仲舒恰好比较会忽悠罢了。不知道这么说算不算是文子所说的因势利导呢？话又说回来，看董仲舒那一副神神叨叨的样子，实在也不像一个正经的儒生。儒不儒的其实也不太重要，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统治者们要的是儒生作为知识分子能够读写中国特殊文字的“卡里斯马”而已。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书记员和官僚的作用远胜于他们作为思想家的作用。
但既然是作为考辨“春秋大义”的考据书，仅仅纠结于儒道之争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回到春秋中去，把历代注经师“卖与帝王家”的阐释像油一样撇掉，看看所谓的“春秋笔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才是充满好奇心的读者翻开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市面上说儒家经典是为了修身养性、道家经典是为了养生延年的书，在我眼里显然都是在耍流氓。春秋战国乱世留下的百家争鸣，怎么可能是关注这种细枝末节的题材？他们以为那是中老年朋友圈吗？
所谓春秋大义可能也比较简单，在大一统皇权语境下怎么解释的经书，在春秋的原意里你给他倒过来就完了。对于春秋时期小邦国的治理范围而言，把梅因在《古代法》里所谓的习俗推而广之显然是足够的。老子对小国寡民的追求和亶公对不害性命的追求其实如出一辙，因为这样的小邦国容易治理。这里我还想引用一个被作者好熊不小心遗漏的概念——小于邓巴数的群体才有互相之间的信任和凝聚力，超出这一范围的大群体，传统的习俗治理确实就没办法管理了。看来治理国家和制定政策确实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所有的谋略本质上都是权宜之计。凯恩斯与哈耶克之争，我们是不是也能划定一个范围，让他们在给定的时空里再做出自己的假设呢？就以我比较熟悉的自由经济学派来看，斯密和李嘉图所谓的比较优势似乎是要在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范围里才能做到的。在人员流动相对不容易、跨领域分工能实现的场景下，他们的主张才能得到实现。如果真的让老子那一套得了势，这两位绅士恐怕是要伤心的。如果让思想照进现实，以川普上台和英国脱欧为标志的2016全球化衰退，是不是在隔着几千年的时光呼应那种主张呢？真的回到了这种想对原始的状态，孔子也会含笑九泉的。因为儒家所谓“亲亲”，也是也不过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治理范围里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这句话后来就被经师有意无意地无视了，或者引申为实际为《忠经》的《孝经》。我要是化用梭罗对清教徒刚登陆新大陆那个黄金年代描述，春秋时代大略是这样的光景：一家人聚在星光下的篝火旁，父亲严厉又慈爱，结束一天的读书后在乐器声中给儿子讲述三代先王的故事；儿子也很孝顺，戴着冠聆听父亲的教诲（不好意思在儒家这里就不如清教徒，没有女性的位置了）；至于对君主，那是是不需要用“亲亲”之礼侍奉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嘛。”在普天之下还不一定是王土的时代，卷而怀之才现实嘛。但是这时候又带来了一个矛盾：一个全球化衰退的世界哪里那么容易让你卷而怀之呢？卷着你又要跑到哪里去呢？这么费解的问题我是细思极恐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一直很怀疑一件事，既然在国小民少的情况下按照习惯法就能解决问题，孔子用礼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是因为孔子真的觉得这东西能提高人的道德认知水平和素质吗？看来老爷子跟康德的道德先天形成论是有冲突了。礼乐这东西看上去一副没用的样子还则罢了，还很容易成为别人攻击儒家思想的靶子。某段时间差点把孔子冲进下水道，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阶级和礼乐。我不信孔子自己想不通这个道理。这本书倒是给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冷的答案。
要明确的一点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最后目的不是为了说服对方，而是为了让作为裁判的君主相信自己。像庄子这样看得开的先秦思想家没有几个，像孟子这样不招人待见的则是因为没把话说到客户爱听的分上。你跟养鸡场老板说“鸡贵你轻”，谁听得进去呢。而其他多少有点受欢迎的各路大仙道貌岸然的话语背后必然有马基雅维利的影子，再不济也得是本《厚黑学》。
比如大多数人都以为汉初的黄老之术就是约法三章然后甩手不管，其实那时候的黄老之术是沿用秦朝的法度——这甚至是出于刘邦集团出身草莽没有修法能力的现实考虑。老子本意未必如此，但用的时候你只能这么用。毛主席一句“百代都行秦政法”诚不我欺。
那关于儒家的礼乐，看到《淮南子》的一段引用会彻底解开这个疑惑，尽管是借着一向名声不好的管子的嘴说出来的：礼乐是为了麻痹老百姓的神经……当然这只是一个辅助手段，终极目标是让老百姓不要思考执政的合法性，只管跟从就好了。所以顺便的还有让老百姓吃饱穿暖、健身锻炼之类让人丧失斗志的措施。措施上，管子这一套和儒家重合了；学理上，《淮南子》又是老子的徒子徒孙……话不用说太明了吧，仅这一个例子好像就已经足够说明，表面上大相径庭的儒家道家乃至刑名阴阳家，本质上都是一回事。也难怪君主们难以抉择了，因为他们想要的，这些思想都能给，只是打哪样的幌子比较好看罢了。
对了，针对礼乐的作用这个概念，我想起来一段差不多的名言：不需要青年人有判断力和批判力。只要给他们汽车，摩托车，美丽的明星，刺激的音乐，流行的服饰，以及对同伴的竞争意识就行了。剥夺年轻人的思考力，根治他们服从领导者的命令的服从心才是上策。让他们对批判国家，社会，和指导者保持一种动物般的原始憎恶。让他们坚信那是少数派和异端者的罪恶。让他们都有同样的想法。让他们认为想法和大家不一样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
说话的人是希特勒，呵呵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