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内亚转向”与“海洋转向”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日益碎片化了。断代与断代、领域与领域之间，沟壑纵横。上世纪夏曾佑、钱穆、吕思勉等学者，还能在通读乙部要籍后，以一己之力纂写通史。如今即便是写比较全面的断代史，难度也越来越大。在新材料和新观念不断涌现、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研究者只好各自为政。清史学界内部，更是直接分裂为汉文派和满文派，学术分歧加上政治影射，至今聚讼不休。
专业化、精细化确实带来了史学进步，费正清（J.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套丛书所遵循的，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留下的工作方法：每个学者都只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腋成裘，集几十人之力完成一部通史。这种写法，如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却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回归“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自2009年开始出版的这套丛书，每卷都只有一位作者，其中陆威仪（M. D. Lewis）一人，更好包揽了秦汉、南北朝、唐朝三卷。
遗憾的是，就罗威廉（W. T. Rowe）执笔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而言，这一“复古”并不太让人满意。虽然作者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那样的杰作，但地方史毕竟材料集中，容易驾驭。而此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读最近半个世纪海外清史研究的大综述，缺乏作者进一步的提炼。另外，罗氏对于新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充分，比如第十章“革命”介绍了鲁迅弃医从文的著名故事后，却没有引用王德威等人的研究，指出那张中国间谍被砍头的幻灯片，很可能是出自虚构。
但罗威廉在书中，还是抓住了清史的几个最关键面向，首先当然是新清史学派所强调的“内亚转向”：女真人野蛮精悍之血的注入，导致了濮德培（Peter Purdue）所说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罗威廉则进一步指出，清朝的征服不是简单的军事扩张，另外“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中文的读写等等”，也被移植到边疆。这是仅实行“羁縻政策”的汉唐所未曾做到的。
其次，到了清中叶，中国可能“已经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其标志是资本扩张，城市化加速以及海外贸易兴起。罗氏狠批西方中心论道：“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宥与篇幅，罗威廉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但从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却可以看到：如果将目光移向东海，就可以看到清王朝在“内亚转向”之外，也发生了某种“海洋转向”；除了军队的西进之外，还有商船的纷纷出洋。
其实不论是“内亚转向”还是“海洋转向”，都是历史学家集中地看某一类材料的结果。新清史在美国兴起，就多少是拜辛亥革命所赐。因为在清帝逊位后，旗人生计无着，被迫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包括各类书籍。当时就读于哈佛研究院、正游学北京的柯立夫（Francis Cleaves）每天出入琉璃厂书肆，大量购买廉价的满蒙文书。二战结束时，他又意外从日军手里接收了一整个屋子的相关书籍。柯立夫回国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满文资料收藏，顿时跃居美洲第一。从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来看，今日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研究独树一帜，并不令人意外。
当时也有不少满文书通过东京文求堂等古书店，被辗转卖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等研究机构，以及内藤湖南、羽田亨、田村实造等学者手中。日本学者研究满文明明比美国学者早几十年，功力也要深厚得多，为什么没有诞生类似“新清史”那样的学派呢？一是日本学者素来有较好的汉文基础（虽然近年严重退化），不需要过度强调满文材料重要性，来剑走偏锋；二是日本本土还有更加独特的历史材料，即明清以来，在长崎等港口形成的各类“唐人风说书”。
松浦章所在的关西大学，就是日本海洋史研究的重镇，整理出版了大量中日交通史料，只是大部分还不为国人所知。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中，曾著录林鵞峰编的《华夷变态》，但此书在国内至今难寻。我曾在东京山本书店见到此书59年的铅字排印版，函套离析、书脊碎裂，却要价五万多日元，只能悻悻而去。除了这本名著外，松浦章在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号外船割符账》、《唐蛮货物帐》、《通航一览》、《长崎古今集览》等书——清朝中日贸易之活跃，远超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沿海地区，福建、浙江两省最热衷于出洋，主要是因为耕地稀少。明代人口大爆炸后，生存状况更趋严峻，为了对抗官方海禁，当地士绅、商人与日本海盗联合，组成跨国武装海商集团，被政府一律称为“倭寇”。清初为了打击台湾郑成功势力，颁布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并将沿海居民全部内迁。但仍然有福建李楚、杨奎等商人，不顾禁令出海。1684年台湾平定后，政府放松管制，颁布“展海令”，海外贸易更加活跃。
当时从宁波出发赴日本长崎，最快只需三四天，远比中国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交通要便利。由于成本高、风险大，清朝的海船经营，通常采取共同出资的“合伙”或“合股”办法。商人一旦入伙，都能根据股份，分到船舱里相应的空间，藉此将货物运到日本。至于他们自己，则没有必要亲自渡海，只需聘用行商代理即可。这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契约关系，在民间文书中被称为“倩”，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松浦章指出，乾隆至道光年间，唐船“由多数商人建造一艘船的初期状态，逐渐向货主与船主相分离的公司运营这样的经营模式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货主和船主，一个负责交易，一个负责运输，两者借助“牙行”，即中间商相互联系，彼此根本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牙行”除了做中介业务外，还兼营仓库、住宿，同时日本方面也有类似的“批发店”存在，可与之业务对接。信用体系的发达便利了融资，中国商人若资金不足，甚至还可以向日方借贷。在这种全新的跨国商业模式的组织下，海洋贸易摆脱了熟人关系的限制，将资本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模式，被当时人称为“公司”。松浦章在此做了精彩的考证，指出“公司”并不是与company对应的外来词，因为在十七世纪的清初公文中，已经出现了“公司货物”一词，所以“公司”这个词汇，“至少自清初以来，即已作为一种具有企业集团、企业组织含义的中国词汇被人们所使用。” 也就是说，即使不受近代西方的影响，前近代中国也可以独立发展出了公司组织。
但当时德川政权对于中日贸易，始终采取限制态度。1634年，日本规定中国船只只能进入长崎贸易；1689年，进一步限制每年中国船只的数量。1715年，德川幕府更是出台“海舶互市新例”，并一直延续到幕府末年，此法律规定：中国船只必须持有幕府颁给的“信牌”才能入港展开贸易，否则就勒令原船返航。“信牌”令人想起明代颁给日方的“勘合”，两者都是为了限制海外贸易。在此之后，唐船的出发地，逐渐被固定在以乍浦为中心的江浙地区。
但为什么是德川政府，而不是清政府限制中日贸易呢？因为对于清政府来说，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铜钱需求量大，本国已不敷开采，要保证日常流通，必须依赖日本的进口。日方则担忧本国的白银和铜不断流向中国，危害到本国利益，必须加以防备。在这场“贸易战”中，清政府亲自提供资本，指定官商赴日，以货物交换铜斤，只是返航后必须全部上缴政府，禁止私自贩卖。对于其它零星百货，则放任自由。官民合作，各取所需。
鉴于一艘唐船货物的利润高达二十倍，所以无论官商、民商，都允许船员自带货物。除了伙长、总管、舵工以外，杉板工、香工、值库、押工等各个岗位的船员，都会不计一切，尽量携带货物以谋利，日方称之为“特别卖”。他们带去中药、丝织品和瓷器，换取硫磺、白银和海产品。今天中国人食用海参的传统，就是十八世纪日本的“俵物”涌入后才形成的。
从江户初期到幕府末期，总共有六千多艘中国商船进入日本。这些唐船的货主，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就有山西和徽州商人。十九世纪初，还有像刘景筠那样的杭州人，长期居住在长崎，搜集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运回国内，包括《群书治要》、《史记评林》、《佚存丛书》等。另外，中国经师所看重的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荻生徂徕《论语征》，也经过他的手输入。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文化学习者的日本，清朝时已经有能力反过来影响中国思想界了。
所以罗威廉才说，以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做法，是“隐含恶意”的，因为它无异是暗示，1840年前的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和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在中日航线上的发生故事，足以推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支持，早已超出了传统的朝贡体系，不待坚船利炮来打开国门。
自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大分流”理论以来，学者们已经普遍相信，18世纪清朝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欧洲要高。李伯重的实证研究，更是指出嘉庆末年松江府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素称富庶的荷兰齐平。离开了蓬勃的海外贸易，清朝内部的这一商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与欧洲血腥的海外扩张同时，中国移民也开始在东南亚扎根。虽然清政府对这些子民不闻不问，但辛亥前夕，化外之民们还是通过资助革命党的方式，让“中心”见识到了“边缘”的力量。
但乍浦-长崎航线的中日贸易，为什么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呢？除了1820年代的“道光萧条”、广州十三行的崛起外，还因为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苏州等地后，江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凋敝之下，传统的海外贸易自然也日趋萎缩。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横滨取代长崎成为最主要港口，但在英、法、荷兰等欧洲商人的强势竞争下，中国商人已经不可能恢复往日的荣光。永禄五年（1562），唐船第一次造访长崎内户町码头，三百年后的文久元年（1861），只有两艘唐船进入长崎港。五个甲子的轮回后，传统中日贸终于走到了尽头。
（已发表于第797期《经济观察报》。）
专业化、精细化确实带来了史学进步，费正清（J. K. Fairbank）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就是最好的例子。这套丛书所遵循的，是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留下的工作方法：每个学者都只写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积腋成裘，集几十人之力完成一部通史。这种写法，如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的“哈佛中国史”系列，却似乎有意扭转这种趋势，回归“成一家之言”的传统。自2009年开始出版的这套丛书，每卷都只有一位作者，其中陆威仪（M. D. Lewis）一人，更好包揽了秦汉、南北朝、唐朝三卷。
遗憾的是，就罗威廉（W. T. Rowe）执笔的《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而言，这一“复古”并不太让人满意。虽然作者有《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那样的杰作，但地方史毕竟材料集中，容易驾驭。而此书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读最近半个世纪海外清史研究的大综述，缺乏作者进一步的提炼。另外，罗氏对于新研究成果的借鉴也不充分，比如第十章“革命”介绍了鲁迅弃医从文的著名故事后，却没有引用王德威等人的研究，指出那张中国间谍被砍头的幻灯片，很可能是出自虚构。
但罗威廉在书中，还是抓住了清史的几个最关键面向，首先当然是新清史学派所强调的“内亚转向”：女真人野蛮精悍之血的注入，导致了濮德培（Peter Purdue）所说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罗威廉则进一步指出，清朝的征服不是简单的军事扩张，另外“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特殊产物，如父系的家庭制度、财产诸子均分制、乱伦禁忌、婚丧礼俗、定居农业、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与户籍制度，对中文的读写等等”，也被移植到边疆。这是仅实行“羁縻政策”的汉唐所未曾做到的。
其次，到了清中叶，中国可能“已经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其标志是资本扩张，城市化加速以及海外贸易兴起。罗氏狠批西方中心论道：“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为‘商业先锋’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的好处，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宥与篇幅，罗威廉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证。但从日本学者松浦章的《清代海外贸易史研究》中却可以看到：如果将目光移向东海，就可以看到清王朝在“内亚转向”之外，也发生了某种“海洋转向”；除了军队的西进之外，还有商船的纷纷出洋。
其实不论是“内亚转向”还是“海洋转向”，都是历史学家集中地看某一类材料的结果。新清史在美国兴起，就多少是拜辛亥革命所赐。因为在清帝逊位后，旗人生计无着，被迫变卖家产维持生计，包括各类书籍。当时就读于哈佛研究院、正游学北京的柯立夫（Francis Cleaves）每天出入琉璃厂书肆，大量购买廉价的满蒙文书。二战结束时，他又意外从日军手里接收了一整个屋子的相关书籍。柯立夫回国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满文资料收藏，顿时跃居美洲第一。从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来看，今日哈佛大学内亚与阿尔泰学研究独树一帜，并不令人意外。
当时也有不少满文书通过东京文求堂等古书店，被辗转卖到日本，入藏东洋文库、京都大学图书馆等研究机构，以及内藤湖南、羽田亨、田村实造等学者手中。日本学者研究满文明明比美国学者早几十年，功力也要深厚得多，为什么没有诞生类似“新清史”那样的学派呢？一是日本学者素来有较好的汉文基础（虽然近年严重退化），不需要过度强调满文材料重要性，来剑走偏锋；二是日本本土还有更加独特的历史材料，即明清以来，在长崎等港口形成的各类“唐人风说书”。
松浦章所在的关西大学，就是日本海洋史研究的重镇，整理出版了大量中日交通史料，只是大部分还不为国人所知。谢国桢在《晚明史籍考》中，曾著录林鵞峰编的《华夷变态》，但此书在国内至今难寻。我曾在东京山本书店见到此书59年的铅字排印版，函套离析、书脊碎裂，却要价五万多日元，只能悻悻而去。除了这本名著外，松浦章在书中，还大量引用了《号外船割符账》、《唐蛮货物帐》、《通航一览》、《长崎古今集览》等书——清朝中日贸易之活跃，远超我们的想象。
在中国沿海地区，福建、浙江两省最热衷于出洋，主要是因为耕地稀少。明代人口大爆炸后，生存状况更趋严峻，为了对抗官方海禁，当地士绅、商人与日本海盗联合，组成跨国武装海商集团，被政府一律称为“倭寇”。清初为了打击台湾郑成功势力，颁布了严格的海禁政策，并将沿海居民全部内迁。但仍然有福建李楚、杨奎等商人，不顾禁令出海。1684年台湾平定后，政府放松管制，颁布“展海令”，海外贸易更加活跃。
当时从宁波出发赴日本长崎，最快只需三四天，远比中国沿海与内陆之间的交通要便利。由于成本高、风险大，清朝的海船经营，通常采取共同出资的“合伙”或“合股”办法。商人一旦入伙，都能根据股份，分到船舱里相应的空间，藉此将货物运到日本。至于他们自己，则没有必要亲自渡海，只需聘用行商代理即可。这种委托和被委托的契约关系，在民间文书中被称为“倩”，当时已经非常普遍。
松浦章指出，乾隆至道光年间，唐船“由多数商人建造一艘船的初期状态，逐渐向货主与船主相分离的公司运营这样的经营模式转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货主和船主，一个负责交易，一个负责运输，两者借助“牙行”，即中间商相互联系，彼此根本不需要知道对方是谁。“牙行”除了做中介业务外，还兼营仓库、住宿，同时日本方面也有类似的“批发店”存在，可与之业务对接。信用体系的发达便利了融资，中国商人若资金不足，甚至还可以向日方借贷。在这种全新的跨国商业模式的组织下，海洋贸易摆脱了熟人关系的限制，将资本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模式，被当时人称为“公司”。松浦章在此做了精彩的考证，指出“公司”并不是与company对应的外来词，因为在十七世纪的清初公文中，已经出现了“公司货物”一词，所以“公司”这个词汇，“至少自清初以来，即已作为一种具有企业集团、企业组织含义的中国词汇被人们所使用。” 也就是说，即使不受近代西方的影响，前近代中国也可以独立发展出了公司组织。
但当时德川政权对于中日贸易，始终采取限制态度。1634年，日本规定中国船只只能进入长崎贸易；1689年，进一步限制每年中国船只的数量。1715年，德川幕府更是出台“海舶互市新例”，并一直延续到幕府末年，此法律规定：中国船只必须持有幕府颁给的“信牌”才能入港展开贸易，否则就勒令原船返航。“信牌”令人想起明代颁给日方的“勘合”，两者都是为了限制海外贸易。在此之后，唐船的出发地，逐渐被固定在以乍浦为中心的江浙地区。
但为什么是德川政府，而不是清政府限制中日贸易呢？因为对于清政府来说，国内商品经济迅速发展，铜钱需求量大，本国已不敷开采，要保证日常流通，必须依赖日本的进口。日方则担忧本国的白银和铜不断流向中国，危害到本国利益，必须加以防备。在这场“贸易战”中，清政府亲自提供资本，指定官商赴日，以货物交换铜斤，只是返航后必须全部上缴政府，禁止私自贩卖。对于其它零星百货，则放任自由。官民合作，各取所需。
鉴于一艘唐船货物的利润高达二十倍，所以无论官商、民商，都允许船员自带货物。除了伙长、总管、舵工以外，杉板工、香工、值库、押工等各个岗位的船员，都会不计一切，尽量携带货物以谋利，日方称之为“特别卖”。他们带去中药、丝织品和瓷器，换取硫磺、白银和海产品。今天中国人食用海参的传统，就是十八世纪日本的“俵物”涌入后才形成的。
从江户初期到幕府末期，总共有六千多艘中国商船进入日本。这些唐船的货主，来自中国各地，其中就有山西和徽州商人。十九世纪初，还有像刘景筠那样的杭州人，长期居住在长崎，搜集中国已经失传的古籍运回国内，包括《群书治要》、《史记评林》、《佚存丛书》等。另外，中国经师所看重的山井鼎《七经孟子考文》、荻生徂徕《论语征》，也经过他的手输入。之前一直作为中国文化学习者的日本，清朝时已经有能力反过来影响中国思想界了。
所以罗威廉才说，以鸦片战争作为划分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的做法，是“隐含恶意”的，因为它无异是暗示，1840年前的中国“是孤立、排外的、无法接纳基于对等主权与相互尊重之上的民族国家体制，且根本上受制于对文化和仪式的要求，而非响应实际的国家利益。”在中日航线上的发生故事，足以推翻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清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支持，早已超出了传统的朝贡体系，不待坚船利炮来打开国门。
自彭慕兰（K. Pomeranz）提出“大分流”理论以来，学者们已经普遍相信，18世纪清朝的平均生活水平比欧洲要高。李伯重的实证研究，更是指出嘉庆末年松江府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素称富庶的荷兰齐平。离开了蓬勃的海外贸易，清朝内部的这一商业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与欧洲血腥的海外扩张同时，中国移民也开始在东南亚扎根。虽然清政府对这些子民不闻不问，但辛亥前夕，化外之民们还是通过资助革命党的方式，让“中心”见识到了“边缘”的力量。
但乍浦-长崎航线的中日贸易，为什么后来没有延续下去呢？除了1820年代的“道光萧条”、广州十三行的崛起外，还因为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苏州等地后，江南地区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凋敝之下，传统的海外贸易自然也日趋萎缩。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横滨取代长崎成为最主要港口，但在英、法、荷兰等欧洲商人的强势竞争下，中国商人已经不可能恢复往日的荣光。永禄五年（1562），唐船第一次造访长崎内户町码头，三百年后的文久元年（1861），只有两艘唐船进入长崎港。五个甲子的轮回后，传统中日贸终于走到了尽头。
（已发表于第797期《经济观察报》。）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