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破旧立新，开启新时代
世间万物，在恒久的时空中，一直呈现着分裂与统一的形式，这是就局部中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言。但就整体来看，它们从来都是一体的、系统的、变化的、发展的。局部产生的破裂、变动、重建都隶属于整体统一的范畴，所以，研究与认识这个世界，也只有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时，思考而得的结论才会更加客观、全面、准确。
我不记得是何时知道《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的，但它对我后来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中学开始就学习中国历史与简略的世界史，但直到我看过《大国崛起》后，才将以前了解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模糊地串联了起来。虽说《大国崛起》只有相当于12集电视剧的时间容量，但它所讲述的历史内容，在我看过的其他同类作品中，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替代它。
在中古时期的多半时间里，世界很多地方呈封闭状态，人类多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而大家也有一个错误的共识，即“天圆地方”的认识。城邦与国家之间不论是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或外交活动，相比现在都是十分微弱的。即使从中国东汉起，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将东西方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受到很多诸如科技、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东西方也无法进行普遍意义的、长久稳定的贸易与沟通。
自近代十三、四世纪起，东西方之间的广泛交流与沟通因为航海技术的极大发展得以实现。从这时起，可以说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逐步成就了一个个世界级强国的诞生。
十五世纪前半叶始，地处欧洲西南部的小国葡萄牙因为成熟的航海技术，在恩里克王子的主持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扬帆远航的探索历程。他们的船队曾经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了当时的印度。趁着欧洲其他国家深陷战争的空隙，葡萄牙借助航海与武力，通过贸易、掠夺殖民地财富等方式聚拢起了空前丰厚的财富。其后，强国西班牙从战争中抽出身子，也参与到争夺海上霸权的行列中。葡萄牙与西班牙经过协商，将世界一分为二，葡萄牙向南航行，西班牙向北航行，各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地时期。
葡萄牙与西班牙忽视工商业的发展，只是借助海洋强权，通过掠夺殖民地聚拢财富。挥霍无度与站不住脚的综合实力终于把它们赶下了强国舞台。后来，小国荷兰通过建立完善的经济贸易制度，借助有利的地理优势，登上历史舞台。继之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与启蒙运动，东西德的统一，日本1868年后进行的明治维新，沙俄与苏联时期的奋起图强，直至成为世界最强一极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国家曾借助武力、贸易、工业或科技优势，成为影响与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引擎，它们谱写的不论是战争抑或辉煌，都对整个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放眼中国历史，则常常被先辈们称作“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诚然，历史朝代的不断更迭，往往伴随着无数的战争与苦难。而灾难尤为深重的时代，莫过于从1840年起的近代史。清代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遭遇欧美列强争霸世界的时代风暴。自1840年起，中国便成为欧美列强垂涎三尺的一块肥肉。它们肆意发动战争、侵夺中国人民、威迫利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与耻辱。落后就要挨打，衰落的清朝王室面对列强，常常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先后都遭致惨败。这是国耻，也是教训。国耻与教训两者结合起来，必将催生出华夏子孙救亡图强的熊熊烈焰。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志之士为了变革图强，发起了戊戌变法，也称维新变法。因为封建守旧势力的极力阻挠，最后变法遭致失败。但它对其后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变革翻开了新篇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在二十世纪初的前20年间，中国各界人士为了救亡强国，展开了一场场破旧立新的全面式社会变革。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自此，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开始传播，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势力逐渐壮大。
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要找一个词汇来指代这个时期，毫无疑问是以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为核心的五四运动。一直以来，我都对五四运动充满兴趣，但从未详细去了解。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所著的《五四运动史 1919.5.4》圆了我这个心愿，当然，令我欣喜而振奋的是，这才是一个开始。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一书的导言中就人们常常混淆概念的“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做了详细的区分与解释。他说，五四事件仅仅是狭义地指代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而五四运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包括了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及新式知识分子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内容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倘若要全面理清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其历史意义，就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加以思考和分析。
相比而言，在五四运动庞杂无序的各项内容中，我对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改革内容最感兴趣。在此，我也想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谈谈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 新文化运动
谈到新文化运动，就得说说“旧文化”。所谓旧文化，我的理解是，它是以文言文为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综合了社会、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范畴的综合文化。（自西汉汉武帝时，汉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用儒家文化思想作为社会制度与伦理道德标尺的历史朝代，也被近现代称作封建主义社会（当然，封建主义社会不仅限于这段历史时期）。何为封建？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经济史》中写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的意思。”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社会一切事物的标尺后，也就成为巩固皇权与贵族阶级利益的工具。所以封建主义社会也就是贵族社会，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是与这种社会制度相悖的。简而言之，旧文化是一种腐朽的阶级文化，它与近现代所广泛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思想文化完全相反。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文化也就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必为时人所弃。
非常时代，必有非常之人。中国近代史上，英才辈出。有一种说法我是十分认同的，即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近代中国既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与侵略，也不得不应对国内封建守旧势力，可谓困难重重。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也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就国内封建残余势力而言，自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后，被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发生了两次复辟帝制的倒退事件，同时各地军阀势力抬头，彼此明争暗斗。国内一时呈现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就国际局势而言，日本在1915年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二十一条“”条款内容--------------------------------------------->>>>>>>>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二十一条”，也称《民四条约》。
条约全文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该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条如下：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车谬][车曷]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款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款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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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有志之士，开始扛起了沉重的历史重担。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民主、科学与自由文化思想的熏陶，对中国当时乌烟瘴气的局面充满愤慨与失望。尽管在当时前后的各项改革运动中，有新式知识分子阶层、新兴工商业者、城市工人阶级与无土地的农民及失业者等不同的社会力量，但其中新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急先锋”与“弄潮儿”的角色，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
在《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先生主张将1917年-1921年间定为五四运动的时间范畴，因为当时的主要事件大多集中发生在这段时期内。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同年秋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自1917年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加强了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胡适与蒋孟麟从美国归国，也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领袖集团。
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就职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大力改革教育局面。同年初，他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同时聘用大量具有先进思想与丰厚学识的学者，如钱玄同、刘复、沈尹默、胡适、周作人、吴虞、鲁迅、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陈大齐、马寅初、王星拱等等。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坚持学术自由，提倡“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加之《新青年》与《新潮》等先进刊物对新思想文化的积极传播，不仅是北大等校内教授、学者与学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因其新思想的宣传，展现出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情形。
当时，文化界的新式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西方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其中民主被称为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英文为：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因斯先生（科学英文为：Science）。具体来讲，新式知识分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起文学革命，二是介绍西方思想并重估传统文化。
要想实现新兴事物得到广泛的宣传与运用，就必须破除无用的旧事物，也就是破旧立新。在进行文学革命时，为了满足中国国民的实际需求，新式知识分子一致决定，废弃文言文并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教育。胡适认为，文言文是已经死亡的语言，死语言是无法做出活文学的。为此，他曾提出“八不主义”来阐释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与期待。为了推进文学革命进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面声援胡适，一面极力推广他的新文学理念。也是从这时开起，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尝试用白话文写作诗歌与小说。如周氏兄弟都曾写过诗歌。在介绍西方思想并重估传统文化方面，一来大肆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不适时宜的东西，二来用白话翻译引进了大量欧美作品。如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库普林、显克微支（波兰）、屠格涅夫、泰戈尔、左拉、福楼拜、歌德等名家作品，都曾被大量译介到中国。
尽管新文化运动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一批来自“桐城派”、“文选派”作家学者的反对与阻挠，但新文化、新思想的洪水波涛滚滚，正是顺应时代需求的结果。所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势力逐渐走向静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成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理念，解放了当时及后来人们的思想。也为1919年的“五四事件”埋下了伏笔。
** 五四运动的背景与原因
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其背景是复杂的，促成的因素也有很多。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四事件”的爆发也应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自1940年始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后的一次集中式爆发。不过，这次事件也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①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款和巴黎和会做出的山东决议案激发了中国国民的爱国热情。②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根据民主与科学的观点，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以期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诉求。
♦♦♦ 五四事件
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秘密协约：民四条约。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中三巨头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秘密决定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件事激起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1919年5月4日当天，北京13所学校的约3000名学生（根据当时目击者与相关文献记录表述，也有很多不同数据，如有1000、1300、5000、15000人等等不同说法，但综合对比得出3000人的数据最为可靠）参加了游行示威。当天1点30分左右，3000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他们手执自制的小旗子，向民众散发传单；随后，他们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行抗议，后又焚烧曹汝霖的住宅。从开始的队列齐整，到后来的骚乱和现场失控。
许多知识分子也积极支持并参与到5月4日及其后的抗议中。6月11日，陈独秀遭到拘捕，被关押了83天后，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他。
♦♦♦ 五四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广泛宣传民主、科学与自由的思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封建主义文化，解放了民众思想。它对中国科学、宗教、道德、文学、音乐及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1919年的五四事件也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的。
按照周策纵先生的说法，从1917年至1921年间的五四运动，极大地革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同时为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领导与策划下，中国于1921年创建了共产党，为后来新中国的成立埋下了一颗火种。
另外，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书中写到一位研究中国女性生活史的作家说：“倘若中国妇女有独立人格的话，应该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而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五四事件”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政治活动。男女开始合校，自由婚姻、性道德与节制生育等先进文化理念被广泛宣传。诸种社会新风貌，由此而始、不一而足。
五四运动，若用一句话来总结，便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不记得是何时知道《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的，但它对我后来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中学开始就学习中国历史与简略的世界史，但直到我看过《大国崛起》后，才将以前了解的支离破碎的历史片段模糊地串联了起来。虽说《大国崛起》只有相当于12集电视剧的时间容量，但它所讲述的历史内容，在我看过的其他同类作品中，恐怕还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替代它。
在中古时期的多半时间里，世界很多地方呈封闭状态，人类多以农牧业为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而大家也有一个错误的共识，即“天圆地方”的认识。城邦与国家之间不论是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或外交活动，相比现在都是十分微弱的。即使从中国东汉起，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将东西方联系在了一起。但是受到很多诸如科技、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东西方也无法进行普遍意义的、长久稳定的贸易与沟通。
自近代十三、四世纪起，东西方之间的广泛交流与沟通因为航海技术的极大发展得以实现。从这时起，可以说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逐步成就了一个个世界级强国的诞生。
十五世纪前半叶始，地处欧洲西南部的小国葡萄牙因为成熟的航海技术，在恩里克王子的主持之下，开始了艰难的扬帆远航的探索历程。他们的船队曾经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了当时的印度。趁着欧洲其他国家深陷战争的空隙，葡萄牙借助航海与武力，通过贸易、掠夺殖民地财富等方式聚拢起了空前丰厚的财富。其后，强国西班牙从战争中抽出身子，也参与到争夺海上霸权的行列中。葡萄牙与西班牙经过协商，将世界一分为二，葡萄牙向南航行，西班牙向北航行，各自开启了大航海时代的殖民地时期。
葡萄牙与西班牙忽视工商业的发展，只是借助海洋强权，通过掠夺殖民地聚拢财富。挥霍无度与站不住脚的综合实力终于把它们赶下了强国舞台。后来，小国荷兰通过建立完善的经济贸易制度，借助有利的地理优势，登上历史舞台。继之以英国工业革命，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与启蒙运动，东西德的统一，日本1868年后进行的明治维新，沙俄与苏联时期的奋起图强，直至成为世界最强一极的美利坚合众国。这些国家曾借助武力、贸易、工业或科技优势，成为影响与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强大引擎，它们谱写的不论是战争抑或辉煌，都对整个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放眼中国历史，则常常被先辈们称作“多灾多难的华夏民族。”诚然，历史朝代的不断更迭，往往伴随着无数的战争与苦难。而灾难尤为深重的时代，莫过于从1840年起的近代史。清代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遭遇欧美列强争霸世界的时代风暴。自1840年起，中国便成为欧美列强垂涎三尺的一块肥肉。它们肆意发动战争、侵夺中国人民、威迫利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与耻辱。落后就要挨打，衰落的清朝王室面对列强，常常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先后都遭致惨败。这是国耻，也是教训。国耻与教训两者结合起来，必将催生出华夏子孙救亡图强的熊熊烈焰。
清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志之士为了变革图强，发起了戊戌变法，也称维新变法。因为封建守旧势力的极力阻挠，最后变法遭致失败。但它对其后的思想解放与政治变革翻开了新篇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在二十世纪初的前20年间，中国各界人士为了救亡强国，展开了一场场破旧立新的全面式社会变革。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自此，自由与民主的思想开始传播，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势力逐渐壮大。
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要找一个词汇来指代这个时期，毫无疑问是以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为核心的五四运动。一直以来，我都对五四运动充满兴趣，但从未详细去了解。著名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所著的《五四运动史 1919.5.4》圆了我这个心愿，当然，令我欣喜而振奋的是，这才是一个开始。
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一书的导言中就人们常常混淆概念的“五四运动”与“五四事件”做了详细的区分与解释。他说，五四事件仅仅是狭义地指代发生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而五四运动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包括了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及新式知识分子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这些内容彼此之间是密不可分的，倘若要全面理清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及其历史意义，就必须将它们综合起来加以思考和分析。
相比而言，在五四运动庞杂无序的各项内容中，我对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改革内容最感兴趣。在此，我也想以新文化运动为主线，谈谈五四运动的前因后果。
♦♦♦ 新文化运动
谈到新文化运动，就得说说“旧文化”。所谓旧文化，我的理解是，它是以文言文为表现形式、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一种综合了社会、政治、哲学、伦理道德等范畴的综合文化。（自西汉汉武帝时，汉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确立了孔孟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用儒家文化思想作为社会制度与伦理道德标尺的历史朝代，也被近现代称作封建主义社会（当然，封建主义社会不仅限于这段历史时期）。何为封建？钱穆先生在其著作《中国经济史》中写道：“封建，中文之意，即‘封土建国’的意思。”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社会一切事物的标尺后，也就成为巩固皇权与贵族阶级利益的工具。所以封建主义社会也就是贵族社会，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念，是与这种社会制度相悖的。简而言之，旧文化是一种腐朽的阶级文化，它与近现代所广泛宣扬的民主、自由等思想文化完全相反。因此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旧文化也就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必为时人所弃。
非常时代，必有非常之人。中国近代史上，英才辈出。有一种说法我是十分认同的，即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近代中国既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封锁与侵略，也不得不应对国内封建守旧势力，可谓困难重重。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也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时代背景下开展的。就国内封建残余势力而言，自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后，被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发生了两次复辟帝制的倒退事件，同时各地军阀势力抬头，彼此明争暗斗。国内一时呈现极度混乱的“分裂状态”。就国际局势而言，日本在1915年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苛刻的“二十一条”，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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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晋见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历时五个月交涉，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这些条款称中“二十一条”，也称《民四条约》。
条约全文
第一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互愿维持东亚全局之和平，并期将现存两国友好善邻之关系益加巩固，兹以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诺，凡山东省内并其沿海一带土地及各岛屿，无论何项名目，概不让与或租与别国。
第三款中国政府允准，日本国建造由烟台或龙口接连胶济路线之铁路。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诺，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起见，从速自开山东省内各主要城市作为商埠；其应开地方另行协定。
第二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因中国承认日该国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享有优越地位，兹议定条款如下：
第一款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第二款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为盖造商工业应用之房厂，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第三款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第四款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矿开采权，许与日本国臣民。至于拟开各矿，另行商订。
第五款中国政府应允，关于左开各项，先经日本国政府同意而后办理：
一、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允准他国人建造铁路，或为建造铁路向他国借用款项之时。
二、将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各项税课作抵，由他国借款之时。
第六款中国政府允诺，如中国政府在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聘用政治、财政、军事各顾问教习，必须先向日本国政府商议。
第七款中国政府允将吉长铁路管理经营事宜，委任日本国政府，其年限自本约画押之日起，以九十九年为期。
第三号
日本国政府及中国政府，顾于日本国资本家与汉冶萍公司现有密切关系，且愿增进两国共通利益，兹议定条款如左：
第一款两缔约国互相约定，俟将来相当机会，将汉冶萍公司作为两国合办事业；并允如未经日本国政府之同意，所有属于该公司一切权利产业，中国政府不得自行处分，亦不得使该公司任意处分。
第二款中国政府允准，所有属于汉冶萍公司各矿之附近矿山，如未经该公司同意，一概不准该公司以外之人开采；并允此外凡欲措办无论直接间接对该公司恐有影响之举，必须先经该公司同意。
第四号
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兹定立专条如下：
中国政府允准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一概不让与或租与他国。
第五号
第一款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
第二款所有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
第三款向来日中两国，屡起警察案件，以致酿成[车谬][车曷]之事不少，因此须将必要地方之警察，作为日中合办，或在此等地方之警察署，须聘用多数日本人，以资一面筹划改良中国警察机关。
第四款中国向日本采办一定数量之军械（譬如在中国政府所需军械之半数以上），或在中国设立中日合办之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买日本材料。
第五款中国允将接连武昌与九江、南昌路线之铁路，及南昌、杭州，南昌、潮州各路线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国。
第六款在福建省内筹办铁路，矿山及整顿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之时，先向日本国协议。
第七款中国允认日本国人在中国有布教之权。
（一）两订约国互相约定，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并南满洲及安奉两铁路期限，均扩展至九十九年为期。
（二）日本国臣民，在南满洲东内蒙古，盖造商工业应用之厂房，或为耕作，可得其需要土地之租借权，或所有权。
（三）日本国臣民，得在南满洲东内蒙古，任便居住往来，并经营商工业等各项生意。
（四）中国政府，允将在南满洲及东内蒙古各矿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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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中国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有志之士，开始扛起了沉重的历史重担。他们大多接受过西方民主、科学与自由文化思想的熏陶，对中国当时乌烟瘴气的局面充满愤慨与失望。尽管在当时前后的各项改革运动中，有新式知识分子阶层、新兴工商业者、城市工人阶级与无土地的农民及失业者等不同的社会力量，但其中新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急先锋”与“弄潮儿”的角色，在他们的领导下，中国展开了一场持久而广泛的文化、思想解放运动。
在《五四运动史》中，周策纵先生主张将1917年-1921年间定为五四运动的时间范畴，因为当时的主要事件大多集中发生在这段时期内。
1915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国，同年秋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一次根本性改革运动的起点。1916年，蔡元培从法国回国，自1917年着手北京大学的改组。这两者大大加强了改革运动的实力。1917年夏，胡适与蒋孟麟从美国归国，也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领袖集团。
蔡元培从1917年1月4日就职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后，开始大力改革教育局面。同年初，他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同时聘用大量具有先进思想与丰厚学识的学者，如钱玄同、刘复、沈尹默、胡适、周作人、吴虞、鲁迅、李大钊、高一涵、陶孟和、陈大齐、马寅初、王星拱等等。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坚持学术自由，提倡“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加之《新青年》与《新潮》等先进刊物对新思想文化的积极传播，不仅是北大等校内教授、学者与学生，乃至整个中国社会都因其新思想的宣传，展现出了一幅欣欣向荣的情形。
当时，文化界的新式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西方怀疑主义、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其中民主被称为德莫克拉西先生（民主英文为：Democracy），科学被称为赛因斯先生（科学英文为：Science）。具体来讲，新式知识分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发起文学革命，二是介绍西方思想并重估传统文化。
要想实现新兴事物得到广泛的宣传与运用，就必须破除无用的旧事物，也就是破旧立新。在进行文学革命时，为了满足中国国民的实际需求，新式知识分子一致决定，废弃文言文并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教育。胡适认为，文言文是已经死亡的语言，死语言是无法做出活文学的。为此，他曾提出“八不主义”来阐释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理解与期待。为了推进文学革命进程，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面声援胡适，一面极力推广他的新文学理念。也是从这时开起，大量新式知识分子尝试用白话文写作诗歌与小说。如周氏兄弟都曾写过诗歌。在介绍西方思想并重估传统文化方面，一来大肆批判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不适时宜的东西，二来用白话翻译引进了大量欧美作品。如易卜生、斯特林堡、安徒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库普林、显克微支（波兰）、屠格涅夫、泰戈尔、左拉、福楼拜、歌德等名家作品，都曾被大量译介到中国。
《新青年》第1号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开篇内容
尽管新文化运动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一批来自“桐城派”、“文选派”作家学者的反对与阻挠，但新文化、新思想的洪水波涛滚滚，正是顺应时代需求的结果。所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势力逐渐走向静寂。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与成功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理念，解放了当时及后来人们的思想。也为1919年的“五四事件”埋下了伏笔。
** 五四运动的背景与原因
爆发于1919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其背景是复杂的，促成的因素也有很多。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五四事件”的爆发也应该被认为是中华民族自1940年始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后的一次集中式爆发。不过，这次事件也有两方面的直接原因：①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款和巴黎和会做出的山东决议案激发了中国国民的爱国热情。②知识分子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根据民主与科学的观点，提出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价值重估，以期建设一个新中国的诉求。
♦♦♦ 五四事件
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秘密协约：民四条约。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会中三巨头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秘密决定将一战战败国德国在中国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件事激起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救亡图存的爱国热情。
记录在《凡尔赛条约》中的有关巴黎和会三巨头秘密决定将德国在中
1919年5月4日当天，北京13所学校的约3000名学生（根据当时目击者与相关文献记录表述，也有很多不同数据，如有1000、1300、5000、15000人等等不同说法，但综合对比得出3000人的数据最为可靠）参加了游行示威。当天1点30分左右，3000名学生聚集在天安门，他们手执自制的小旗子，向民众散发传单；随后，他们涌向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行抗议，后又焚烧曹汝霖的住宅。从开始的队列齐整，到后来的骚乱和现场失控。
许多知识分子也积极支持并参与到5月4日及其后的抗议中。6月11日，陈独秀遭到拘捕，被关押了83天后，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他。
♦♦♦ 五四运动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广泛宣传民主、科学与自由的思想，可以说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封建主义文化，解放了民众思想。它对中国科学、宗教、道德、文学、音乐及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1919年的五四事件也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的。
按照周策纵先生的说法，从1917年至1921年间的五四运动，极大地革新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同时为后来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政治、思想基础。在陈独秀与李大钊的领导与策划下，中国于1921年创建了共产党，为后来新中国的成立埋下了一颗火种。
另外，五四运动的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书中写到一位研究中国女性生活史的作家说：“倘若中国妇女有独立人格的话，应该归功于《新青年》的介绍，而五四运动提供了这项成就的钥匙。”“五四事件”后，女子开始参加学生运动、出席社会、政治活动。男女开始合校，自由婚姻、性道德与节制生育等先进文化理念被广泛宣传。诸种社会新风貌，由此而始、不一而足。
五四运动，若用一句话来总结，便是：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座丰碑，为中国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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