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法读书笔记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乃近代启蒙维新之先驱，政治活动家与学术大师。《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任公意达中西，批阅典籍所成的史学理论著作。正如本书自序所言“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此书乃梁任公呕心沥血之作。书成于民国十年，当是时，就历史背景而言，正是朝代鼎革，旧秩序道德尚在，新思想规范待建的时期。而对于梁启超本人来说，五四运动之影响未退，学术发展不可避免受到政治活动干预，思想界不自觉割裂为“启蒙派”与“非启蒙派”两大对垒，梁启超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地位，缺乏政治发言权。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不得不回归典籍案牍的未竟事业，梳理古籍史书，上溯史学源头，重估史料，是谓“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则重加鉴别，以沽定其价值”。同时考辩近今学术史之嬗变，“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求得新史发展之方向感，同时汲取西方科学实证求真的史学观念，革新主观之观念，意图提要钩弦，得到治史新线，建立一种足以涵盖包蕴新知旧说，中外史法的历史研究法。次即为本书之成果所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鉴别、史迹之论次六个部分。整本书的线索也由此清晰展开，先沽定史学意义，讨论史学范围，得一新史之简要轮廓，在上溯古史，指出过去史学界之流弊陋习，从而提出旧史改造方案，重辩史料，论次史迹，最终得一继往开来之新史。
与梁任公1902年在所著《新史学》事事以进化论与阐述起点和目标预设，“茫然空泛”不同，本书对于史学有着较为明确客观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第一部分：史学之定义
在第一章中，作者又详细阐述了这个定义之中蕴含的四个维度: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之活动之资鉴。书中做了如下的说明:史也者，即为“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就是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本身是一个叙述的过程“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之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见与今日也”。人类之赓续活动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在界定史之范围，不谈人之活动，人之功业成就，而谈“人类社会”，即“凡在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显性、断灭性者，皆非史之范围”在这一赓续活动中，存在着历史叙述的因果关系“而昔之成绩皆为因，今之成绩为果，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
从一开始进入历史学的大门，我就时刻都在思索历史本身究竟是什么，该怎样定义历史，我们现在学习的历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思考的同时我阅读了相关的书籍，《历史三调》《历史是什么》、甚至是勒庞的《乌合之众》都有对于历史本身的讨论，我对于这一话题本身的感触一方面就算发生在一秒之前，我们也无法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所谓的历史事实，仅仅是一个笑话或者一种教化。按照西方传统的观念，在希罗多的之前编年史便已经出现了，而史学的概念是对历史的分析才将希罗多德看做西方第一个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经提过”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在因果链与价值观中的构建与叙述。另一方面持有一定价值观的叙述者本身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不是形式科学、对象科学和技术科学，我们是在研究人类本身，上述三种科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互为客体的，而历史学本身两者之间是互相交融、互相塑造的，历史并非是线性或者时性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共时的存在。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那就是目前那些抗日神剧，草根历史本身绝不能算是历史，而是一种价值态度，而是我们所处这段历史的史料。而本书在第一章的定义无疑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指导。
第二部分，旧史学之回顾及改造设想
其后的书写，梁任公先生总结了旧史学的特点与流弊并且逐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出口，其一是读者失衡，梁任公提到“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层，故其效果亦亦如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其二是“历史为死人——古人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作耶？”这里作者试图讨论的是历史的价值观问题，若为古人所做，那么著史目的就在于记载功德，隐恶扬善，以一家之价值思想为中心删改历史，而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态度十分明确——“得直言曰为生人耳”作者强调的是摒弃价值观束缚下的历史，不能以人外求史，要追本溯源，求得所谓“历史之人格”，叙述其情态，史迹，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本身，从而呼求“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学界改造之一大要义也”其三是界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古时之历史大有包含各科之意，所谓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这是史学一重要流弊，范围广则有所取舍，往往留义理而舍史料，并且在这一取舍的过程之中，很有可能干扰其他学科之发展运行，而现今史学之改造，是将历史从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概念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作者举出例子，譬如天文学，音乐、战争戏曲等等诸多领域，历史要研究阐释的是这些学科的发展渊源过程而非这些学科本身，所以说史学之改造还在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个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犯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之版图之事项”所以说在史学范围缩小的同时，又明确了史学之意义所在，划定了史料范围，故而这一改造是“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于史之内矣”以缩小为扩充，大大促进史学之发展。其四,“吾侪今日所渴求之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作者认为旧史之一巨大流弊在于过分强调主观的目的，因文见道，以明道经世为史学目的，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强史就我”。大大违背了应有的“为历史而治历史”之原则，这一特点体现在孔子之著《春秋》之中，所谓春秋之秉笔直书，不过不应权势所迫，坚持教化道德，并不是记录本来，反之《春秋》却为尊者讳，为亲着讳，故而有“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以现代史学的角度，《春秋》是经而非史，故而应当持有鉴定衡平的态度，极其忠实的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其恰如本来，所谓画我须是我，“夫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其五，人类活动相而注重情态，改造的方向在于重估史料，即“吾侪以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摒弃而湮灭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等认为原公认之史料——例如正史，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估价”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词，不想联属。作者指出旧史这一流弊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之中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往叙事多以一事起止为限制，事与事之间不想联属，所以历史的对象在于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人类活动之状态综合，故而梁任公说：“善为史者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和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片。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于变为断幅。”这样对于史学的界定与改造，作者又在第三章自然而然提出了“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建立新的专门史的期待。
第三部分：史料与史迹之探讨
讨论完了史学之意义与旧史学的改造之后，在本书的第三部分，顺理成章的针对历史学的血肉——史料与史迹展开讨论。在第四章《说史料》中，作者首先大体界定了何为史料——“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也。”同时，指出了史料搜集之不易，一方面“所谓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都有史料的价值”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史料曾经遭受数次灭顶之灾，所谓书有十厄便是实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著作者价值观的影响，大多史料未经勘定辨伪，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俞少，次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这就体现在历史学研究的微妙之处，就是研究过程可能也是塑造过程，越清晰的事实或许可能是离历史真实最远的方向。
在这之后，作者详述了得史料之途径，一曰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而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可以分为三部分，曰现存之实迹、曰转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在这三者之中，作者又做了琐碎而简单的分类，后作者得出结论，器物之史料是历史之补充——“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次小部分之片段耳”所以说这类史料只能称作“一端”而已，而第二部分文字记录的史料，这部分详细探讨了如何看待历史学最为重要的支柱文字史料，首先提到了旧史，有前一部分对于旧史流弊的梳理和对其相对应的改造设想，那么对于原本被奉为史实的正史，作者的态度也是不言自明了，作者提出旧时史学界推崇《新五代史》之文以载道，因文见义，却以魏收所著《魏书》收录烦杂，体例不精而称之秽固。在梁任公眼中恰恰相反，他提出了史料与史书之畛域边界，“若作史读，唯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一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唯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做史读，则现存数万卷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唯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正所谓古人记录的是史料，而我们构建的是历史，譬如《水浒》等小说，绝对不可能认为是宋朝时期的事实，可是其本身却是明朝时期十分重要之史料，从其中蛛丝马迹，语言逻辑可以窥得当是时之社会百态，那么再有一个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春秋》，《春秋》一书为经而非史得到公认，然而章学诚有云：“六经皆史。”微言大义，但是一个方面的解释便是六经本身所秉持的价值观是后世书写历史，是僵硬之史迹化为活态之体相之“史料”。这一概念的划分，使得史学定义得以明确，亦是史学范围得以扩充，使得史学研究更为方便系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随后列举了诸多文字史料，譬如关系史迹之政治文件、史部之外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缕文、外国人著述等等，并一一有针对性的做出了评价。史料的辨别定义之后，本书详细叙述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与史迹之论次。常见之搜集史料之法譬如散见史料交错，取之汇总得其结论、以一专题主线一以贯之，搜集史料，构建历史脉络，以得到历史之长线因果；消极史料的搜集补充推导，得其结果。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鉴别史料之法核心在于去主观之误谬，局部的幻觉。在这一部分，作者举了诸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左传》中记载有名之五大战，为史之人无不下意识认为其为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按其史书记载，五役皆一日而毕也，战线殆无过百里者，究其实质，不过是“比得今日两村之械斗”而后作者叙述史迹之论次为“事实与事实之间，判断其联属因果”不惮繁重举例，运用前文所提及之史学思想，构筑历史脉络，举一反三，鉴往知来。
本书是史学之巨著，以笔者之学识经历难以系统性的指出本书的疏漏，但是在阅读中仍然有疑惑不解之地，我认为，作者在界定史学时运用了过于宽泛的方式，他注意避免了原有进化论优先的桎梏，着重强调史之“活动”，只是活动本身是外延太广的词汇，几乎无所不包，在求得公允客观的同时丧失了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很难实施。同时作者虽然反对旧史中以文载道，因文见义，可是此书本身就是试图以新史改造旧史，以国民视角代替官阀智识阶层视角，求得客观公理公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左右历史记述的过程。所以感觉作者在著文时想要面面俱到，却丧失了其具体性与可行性。当然这部巨著的观点在当时已是思想十分进步，大大推动了史学之独立发展，书中观点之丰富，举例之详实，语言之生动，令人折服。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共分为六章，分别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鉴别、史迹之论次六个部分。整本书的线索也由此清晰展开，先沽定史学意义，讨论史学范围，得一新史之简要轮廓，在上溯古史，指出过去史学界之流弊陋习，从而提出旧史改造方案，重辩史料，论次史迹，最终得一继往开来之新史。
与梁任公1902年在所著《新史学》事事以进化论与阐述起点和目标预设，“茫然空泛”不同，本书对于史学有着较为明确客观之定义：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
第一部分：史学之定义
在第一章中，作者又详细阐述了这个定义之中蕴含的四个维度:活动之体相、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现代一般人之活动之资鉴。书中做了如下的说明:史也者，即为“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者也。”就是历史的记录与书写本身是一个叙述的过程“凡史迹皆人类过去活动之僵迹也，史家之能事，乃在将僵迹变为活化，因其结果以推得其情态，使过去时代之现在相再见与今日也”。人类之赓续活动这一点的提出，实际上是在界定史之范围，不谈人之活动，人之功业成就，而谈“人类社会”，即“凡在人类活动在空际含孤立性，在时际含偶显性、断灭性者，皆非史之范围”在这一赓续活动中，存在着历史叙述的因果关系“而昔之成绩皆为因，今之成绩为果，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
从一开始进入历史学的大门，我就时刻都在思索历史本身究竟是什么，该怎样定义历史，我们现在学习的历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思考的同时我阅读了相关的书籍，《历史三调》《历史是什么》、甚至是勒庞的《乌合之众》都有对于历史本身的讨论，我对于这一话题本身的感触一方面就算发生在一秒之前，我们也无法还原已经发生过的事实，所谓的历史事实，仅仅是一个笑话或者一种教化。按照西方传统的观念，在希罗多的之前编年史便已经出现了，而史学的概念是对历史的分析才将希罗多德看做西方第一个历史学家，钱乘旦教授曾经提过”发生的是过去，写出来的才是历史“，历史的意义就在于建立在因果链与价值观中的构建与叙述。另一方面持有一定价值观的叙述者本身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不是形式科学、对象科学和技术科学，我们是在研究人类本身，上述三种科学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互为客体的，而历史学本身两者之间是互相交融、互相塑造的，历史并非是线性或者时性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共时的存在。举一个最浅显的例子，那就是目前那些抗日神剧，草根历史本身绝不能算是历史，而是一种价值态度，而是我们所处这段历史的史料。而本书在第一章的定义无疑给了我极大的启发与指导。
第二部分，旧史学之回顾及改造设想
其后的书写，梁任公先生总结了旧史学的特点与流弊并且逐一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出口，其一是读者失衡，梁任公提到“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者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智识阶层，故其效果亦亦如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其二是“历史为死人——古人作耶？为生人——今人或后人作耶？”这里作者试图讨论的是历史的价值观问题，若为古人所做，那么著史目的就在于记载功德，隐恶扬善，以一家之价值思想为中心删改历史，而在这一问题上，作者的态度十分明确——“得直言曰为生人耳”作者强调的是摒弃价值观束缚下的历史，不能以人外求史，要追本溯源，求得所谓“历史之人格”，叙述其情态，史迹，历史中的人和事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历史本身，从而呼求“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本位的历史，实史学界改造之一大要义也”其三是界定史学范围，以收缩为扩充，古时之历史大有包含各科之意，所谓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这是史学一重要流弊，范围广则有所取舍，往往留义理而舍史料，并且在这一取舍的过程之中，很有可能干扰其他学科之发展运行，而现今史学之改造，是将历史从一个大而无当无所不包的概念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作者举出例子，譬如天文学，音乐、战争戏曲等等诸多领域，历史要研究阐释的是这些学科的发展渊源过程而非这些学科本身，所以说史学之改造还在于“史家一面宜将其旧领土一一划归各个科学之专门，使为自治的发展，勿侵犯其权限；一面则以总神经系——总政府自居，凡活动之相悉摄取而论列之。乃至前此亘古未入之版图之事项”所以说在史学范围缩小的同时，又明确了史学之意义所在，划定了史料范围，故而这一改造是“节精力于史之外，而善用于史之内矣”以缩小为扩充，大大促进史学之发展。其四,“吾侪今日所渴求之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作者认为旧史之一巨大流弊在于过分强调主观的目的，因文见道，以明道经世为史学目的，最终的结果无非是“强史就我”。大大违背了应有的“为历史而治历史”之原则，这一特点体现在孔子之著《春秋》之中，所谓春秋之秉笔直书，不过不应权势所迫，坚持教化道德，并不是记录本来，反之《春秋》却为尊者讳，为亲着讳，故而有“知我罪我，其唯春秋”“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所以以现代史学的角度，《春秋》是经而非史，故而应当持有鉴定衡平的态度，极其忠实的搜集史料，极忠实以叙论之，使其恰如本来，所谓画我须是我，“夫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其五，人类活动相而注重情态，改造的方向在于重估史料，即“吾侪以为极可宝贵之史料，其为旧史所摒弃而湮灭以终古者实不知凡几，吾等认为原公认之史料——例如正史，殆有一大部分须为之估价”其六，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词，不想联属。作者指出旧史这一流弊实际上是在强调历史之中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往叙事多以一事起止为限制，事与事之间不想联属，所以历史的对象在于整个的，成套的，有生命的，有机能的人类活动之状态综合，故而梁任公说：“善为史者驭事实也，横的方面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和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于变为碎片。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于变为断幅。”这样对于史学的界定与改造，作者又在第三章自然而然提出了“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建立新的专门史的期待。
第三部分：史料与史迹之探讨
讨论完了史学之意义与旧史学的改造之后，在本书的第三部分，顺理成章的针对历史学的血肉——史料与史迹展开讨论。在第四章《说史料》中，作者首先大体界定了何为史料——“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也。”同时，指出了史料搜集之不易，一方面“所谓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者本已不多，所留之痕又未必都有史料的价值”而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了某些政治目的，史料曾经遭受数次灭顶之灾，所谓书有十厄便是实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著作者价值观的影响，大多史料未经勘定辨伪，在这一方面，作者提到“时代愈远，则史料遗失愈多而可征信者俞少，次常识所同认也，虽然不能谓近代便多史料，不能谓愈近代之史料即愈近真”这就体现在历史学研究的微妙之处，就是研究过程可能也是塑造过程，越清晰的事实或许可能是离历史真实最远的方向。
在这之后，作者详述了得史料之途径，一曰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而文字记录以外者又可以分为三部分，曰现存之实迹、曰转述之口碑，曰遗下之古物，在这三者之中，作者又做了琐碎而简单的分类，后作者得出结论，器物之史料是历史之补充——“器物本人类活动结果中之一小部分，且其性质已纯为固定的，而古代孑遗之物又不过次小部分之片段耳”所以说这类史料只能称作“一端”而已，而第二部分文字记录的史料，这部分详细探讨了如何看待历史学最为重要的支柱文字史料，首先提到了旧史，有前一部分对于旧史流弊的梳理和对其相对应的改造设想，那么对于原本被奉为史实的正史，作者的态度也是不言自明了，作者提出旧时史学界推崇《新五代史》之文以载道，因文见义，却以魏收所著《魏书》收录烦杂，体例不精而称之秽固。在梁任公眼中恰恰相反，他提出了史料与史书之畛域边界，“若作史读，唯患其不简严，简严乃能一吾趋向，节吾精力。若作史料读，唯患其不杂博。杂博乃能扩吾范围，”“史部以外之群籍，以旧史做史读，则现存数万卷史部书皆可谓为非史，以旧史作史料读，则岂唯此数万卷者皆史料，举凡以文字形诸记录者，盖无一而不可于此中得史料也。”正所谓古人记录的是史料，而我们构建的是历史，譬如《水浒》等小说，绝对不可能认为是宋朝时期的事实，可是其本身却是明朝时期十分重要之史料，从其中蛛丝马迹，语言逻辑可以窥得当是时之社会百态，那么再有一个例子就是上文提到的《春秋》，《春秋》一书为经而非史得到公认，然而章学诚有云：“六经皆史。”微言大义，但是一个方面的解释便是六经本身所秉持的价值观是后世书写历史，是僵硬之史迹化为活态之体相之“史料”。这一概念的划分，使得史学定义得以明确，亦是史学范围得以扩充，使得史学研究更为方便系统。在这一部分中，作者随后列举了诸多文字史料，譬如关系史迹之政治文件、史部之外群籍、类书及古逸书辑本、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金石及其他缕文、外国人著述等等，并一一有针对性的做出了评价。史料的辨别定义之后，本书详细叙述了史料的搜集与鉴别与史迹之论次。常见之搜集史料之法譬如散见史料交错，取之汇总得其结论、以一专题主线一以贯之，搜集史料，构建历史脉络，以得到历史之长线因果；消极史料的搜集补充推导，得其结果。某时代有某种现象，谓之积极的史料，某时代无某种现象，谓之消极的史料。鉴别史料之法核心在于去主观之误谬，局部的幻觉。在这一部分，作者举了诸多有趣的例子，比如《左传》中记载有名之五大战，为史之人无不下意识认为其为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按其史书记载，五役皆一日而毕也，战线殆无过百里者，究其实质，不过是“比得今日两村之械斗”而后作者叙述史迹之论次为“事实与事实之间，判断其联属因果”不惮繁重举例，运用前文所提及之史学思想，构筑历史脉络，举一反三，鉴往知来。
本书是史学之巨著，以笔者之学识经历难以系统性的指出本书的疏漏，但是在阅读中仍然有疑惑不解之地，我认为，作者在界定史学时运用了过于宽泛的方式，他注意避免了原有进化论优先的桎梏，着重强调史之“活动”，只是活动本身是外延太广的词汇，几乎无所不包，在求得公允客观的同时丧失了系统的史学理论体系，很难实施。同时作者虽然反对旧史中以文载道，因文见义，可是此书本身就是试图以新史改造旧史，以国民视角代替官阀智识阶层视角，求得客观公理公例，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价值观左右历史记述的过程。所以感觉作者在著文时想要面面俱到，却丧失了其具体性与可行性。当然这部巨著的观点在当时已是思想十分进步，大大推动了史学之独立发展，书中观点之丰富，举例之详实，语言之生动，令人折服。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