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唐长孺先生商榷:我读《晋书·赵至传所见曹魏的士家制度》
(一) 唐长孺先生这篇文章的写作目的,原是为了通过对史料的研究考察,加深对曹魏士家制度的了解与认识。正如标题“《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所显示的那样,唐先生的思路是想以小见大,通过分析这一个个案,来窥见曹魏士家制度的运作,以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时人的影响。 然而,唐先生的写作目的却并未完全与他的行文思路相符。正如我们常常在写作与论辩中,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与环境的影响,会无意识地背离自己的原初思路。而唐先生的这篇文章也是如此。《晋书》作为唐代官修史书,距离魏晋时期已有很长一段时期;所以《赵至传》作为《晋书·列传·文苑》的一部分,在人物记载上不免简略粗疏。唐先生为了解释赵至其人的生平起伏,又不得不利用已有的史籍对曹魏士家制度的一些记载,来揣测、推断赵至个人的一些经历。由此,“利用《赵至传》来丰富对曹魏士家制度的认识”这一目的就遭到了挑战——唐先生不得不将“以此证彼”的方法替换为“互相印证”,既构建了一种观察曹魏士家制度的视角,也构建了一个对赵至生平的历史解释。 这样做自然有它独特的意义:因为历史学本来就旨在给我们提供一种知人论世的视角,让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将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考虑进去,以获得一种全面、辩证的认识。从这一点上看,这种用相关史料相互印证的做法自然是极好的。在唐先生的这篇文章中,此种政治-经济制度对人的影响也能一目了然地被人把握,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 但是这种历史解释的构建也存在它的缺陷。 一是,我们在援引历史资料时,接触到的总是不完整的、有残缺的、经过战火与岁月的洗礼而残存下来的史料。更要命的是,很多史料往往是被人有选择地保留下来,比如描写皇权政治和世家大族的史料被较多的保留下来,而一些对于民间状况的记录却不被重视而遗失。这样,我们在构建历史解释时总有资料稀缺而不得不依赖于推测的情况,唐先生用一些记载曹魏士家的史料推断赵至的生平,便是一例。虽然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量避免历史解释失真,可是由于时代、环境、个人的局限,失真的历史解释往往还是在我们的疏忽下出现。史籍记载尚且有说谎的时候,又怎么保证我们的推测一定是考虑周全了呢? 二是,历史境况往往不是由一个因素而是由多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当我们将多则史料联系起来并用逻辑加以关联、梳理了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可能把因果链条简单化,因而忽略了其他因素。譬如地理决定论者往往用地理差异解释一切,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往往认为经济关系决定了整个社会发展一样,我们也有可能疏于查证而戴上自己的有色眼镜,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下面请允许我斗胆试图列举一些唐先生的解释可能失真的地方。这些列举并不是我怀疑否定唐先生的工作成果,我只是作为一个后生,在仰望大师的同时也不想忘记脚下的沙砾。这些只是我个人的疑问,完全不会有损唐先生工作的权威性。 (二) 唐先生非常重视“出身士伍”这个概念。他说:“只有从士伍出身这一点上去了解,才能解释以后许多不合情理的叙述。”我们从《赵至传》的文本来看,“出身士伍”的确是我们理解赵至生平的核心所在,它导致了赵至一生的悲剧经历。但是,如果一切都从“出身士伍”来推断赵至一生的轨迹,则又显得有点不合理了,因为经济、政治、文化诸状况也是可以切实影响一个人的。 比如,唐先生所论述的“种种奇异行为,一言以蔽之,就是因为他出身于士家”的行为中包括了赵至“欲因入吴”的行为。可是真的如唐长孺先生所论,他入吴只是想摆脱“士息”的身份吗?阅读《赵至传》的文本,此时正是“见太守张嗣宗,甚被优遇”的时候,逃亡是否违背了太守的恩遇,陷于“不义”?逃亡之后,又势必连累父母,与《传》末所记“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的目的岂不背道而驰?而且为什么“嗣宗卒”,这种“欲因入吴”的念头就打消了,我们也是一头雾水。总而言之,这个解释似乎无法与《传》中的一些记载相吻合,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同样的情况还有唐先生对“至遂阳狂”的解释。唐先生认为,赵至的发狂“倒不是为了哄父母而是保全父母“,理由是士息的逃亡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唐先生只引用了兵士逃亡要受惩罚的法令和士息要受征发的史料,至于未受征的士息需要遭受怎样的惩罚,不详。而且赵至虽然发了狂,但仍然是”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性质仍然是逃亡。士息在发疯状态下的逃亡可以从轻处罚吗?也不详。这个推断,似乎也有点牵强附会了。 诚然,“士家制度对于兵士的残酷压迫“是导致赵至悲剧一生的决定性因素,但在某些细节问题上,我们也不宜过分草率地解读,应该将多种因素考虑进去,更审慎地构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 (三) 在我读《赵至传》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唐先生可能没有特别注意的点,那就是,赵至自己的心理性格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而这些状况也反过来导致了赵至自身的种种在常人看来很怪异的反抗行为。 《赵至传》以及现今遗留下来的《赵至叙》里都没提到赵至的家庭为何沦为士伍之家,《叙》中只说“其祖流宕客缑氏“。但是《传》和《叙》中都提到了赵至母亲说的”汝先世本非微贱“一语,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推论赵至的祖先也曾是豪门望族,后来辗转流落不得已成为士家。 家世的没落以及”遂为士伍“带来的社会地位低下,使赵至的家庭有了巨大的羞耻感。与这种羞耻感伴随而生的则是对于自身状况的不满足和对自身身份的不认同,因为士家制度”子弟世代为兵“的规定,阻碍了这个阶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可能,使得他们只得永远维持这种低贱的社会等级。 这一点在《赵至传》的开头就有很明显的体现。赵至的母亲在少年时就逼赵至立志摆脱这种低贱的社会地位:“缑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与母同观。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贱,世乱流离,遂为士伍耳。尔后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诣师受业。”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家庭对赵至的期待,那就是摆脱士家身份,晋升成为统治阶层。可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与其说是一种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奢望,因为它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 在社会的普遍歧视和家庭的期待下,赵至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家庭对赵至的期待是一个几乎无法实现的“欲望”,赵至的心理承担着巨大的内疚感。《赵至传》载:“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师怪问之,至曰:我小未能荣养,使老父不免勤苦。师甚异之。“看到父亲的辛勤劳作竟然到了令赵至“投书而泣”的程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赵至当时承受着多么大的内疚! 这种内疚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演化,逐渐发展成为埃里克森所说的“认同感危机”。埃里克森的观点是,青少年必须建立基本的社会和职业认同感,否则就会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感到困惑。这种认同感能给青少年提高更好的条件以发展自己的能力,用以防御负罪感、焦虑等不良情绪,并为自己的“自我”提供除旧布信的机会。而如果没有建立这种认同感,就会导致认同感混乱,使个体最终变得压抑和失去自信。埃里克森认为这种危机一般在青春期早期到来,而大约在15~18岁结束。 按常理来说,士家制度下的青少年(士息)并不会在认同感上出现严重的危机。士家制度”子弟世代为兵“的规定,会普遍导致士息出现“认同感早闭”,从而提早结束危机。可是在赵至的个例中,我们看到事实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赵至的母亲自小就给赵至灌输“尔后能如此不?”的观念,阻止他向对士伍认同感方面的发展,乃至让赵至“诣师受业“,做出读书人的样子。赵至的父亲作为屯田兵忙于农事,却执拗地让赵至从师读书,以至于赵至”闻父耕叱牛声,投书而泣。“,这不仅是让赵至在道德上承担巨大的内疚(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孝治天下”),更坚定了赵至日后脱离“士息”身份的决心。 对于赵至来说,此时不仅有对士伍的不认同导致他的认同感危机出现。《晋书·食货志》所记,16岁为正丁,大体上相当于法律上的成年时期。如果到了这个年龄而没有摆脱士息的身份,就有被征发的可能,而一旦被征发,赵至的仕宦梦基本就此破灭。 就在这时,家里的言行不一,直接导致了赵至的认同感危机爆发出来。在赵至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嵇康的认同之后,家里人却阻止了他的进一步游学打算。《赵至传》载: “后乃亡到山阳,求康不得而还。又将远学,母禁之,至遂阳狂,走三五里,辄追得之。” 《叙》的记载更生动详细一点: “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 这就是唐长孺先生解释为“赵至装疯保全父母”的地方,我却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我认为“阳狂”可能并不是真正的“假装发疯“,而是认同感混乱与巨大压力导致的一种短暂的精神失常。”阳“这个字可能是嵇绍个人的一种主观判断,而非当时的实情。赵至为自己进入仕途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承受了那么大的压力,最终却还是受到”士息“的限制,无法”欲以宦学立名,期于荣养“,这种精神上的打击,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社会环境没有给赵至提供一个延缓期让赵至能积极探索自己的认同状态,于是赵至最终还是出走来追寻自己的游学梦。先是追随嵇康,后来又追随张嗣宗,赵至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当上了州从事。然而我们看到,士息制度也造成了赵至未能依照当时的意识形态赡养与回报父母,形成了新的内疚感。“未能荣养“的痛楚,最终把赵至推向了毁灭。 我们看到,士家制度独有的严酷和剥削性质是怎样在历史上左右一个人的命运的,又是如何在历史上发挥其独有的作用的。曹魏政权为了保障有足够的士兵和农耕者,不惜将人民如此严厉地束缚在土地上。这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与观点。
【武大史院的同学们,这篇文章我已经交过了,你们可以参考,不要照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