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站在渡口的中国知识分子
很久以来，我对中国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前半叶的集体左转甚为困惑，尤其是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仿佛在某个时候，突然扑上去拥抱了共产主义。
读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有些地方豁然开朗：如果说，1949年，全体知识分子的心悦诚服集体叩拜有一个起源的话，这个起源无疑是梁启超。
跟妄图修复中国儒家传统的前一辈知识分子们不同，出生在广东，常年接触西方新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在政治和外交中的困境，他认识到这种困境的解决之道是对文化彻底革新，而不是从传统中挖掘新式武器。
梁启超站在渡口，往前一步海阔天空，后退则毫无出路。
当然，现实还要复杂得多，从小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他，不可能完全割裂与传统之间的纽带。于是他的思想难免染上困惑、纠结、迷茫的色彩。比如，梁一直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游移，在日本流亡期间一度与革命派来往密切。
在开创新思想方面，梁启超至少有两个贡献：
第一，确立了天下观念到国家观念的转变，由此奠定了国家思想一系列体系的萌芽。
第二，中国思想谱系中政治和道德的分野从梁开始，在梁那一辈人之前，国家（王朝）的政治和道德目的是一体的，一个王朝的首要目的是社会治理的和谐，即施仁政，而不是经济强盛，梁启超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结合西方思想，确立富强为国家目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这对于他固然是不幸，但在日本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又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就是在此期间，梁阅读了卢梭的著作，这成为影响他日后思想体系的重大事件。梁接受了卢梭的自由观，但也无力弥补其严重缺陷。按照以赛亚·柏林的分类，自由有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两种，卢梭的自由理论无疑是积极的自由，也即贡当斯所谓的古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肇始于古希腊，之后在欧洲大陆开花结果，它强调建构主义，更多的是侧重于通过自由达成某种目的，亦即free to。
而消极的自由思想在英美发展壮大，它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强调如何避免强权对个人权利的侵蚀，亦即free from。
显然，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诞生土壤，尽管当代新儒家不断有学者出来撰文说明儒家也有自由主义，但是消极的自由是中国思想谱系中最为欠缺的一环。以梁启超所处的环境，他当然无力对此辨别，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无力辨别欧陆建构主义自由观里的集体主义成分，他们的焦虑点在于如何让中国强盛，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求助于独裁专制。
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在美国之行后，反倒对自由民主制感到失望的思想根源。梁最大的政治关心是如何实现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提高政治参与度。但美国人远离政治生活、政党分赃制与他的认识相抵触。此外，美国的华人社团也让他大失所望，这些社团对公共事务淡漠，却热衷于争辩，有些甚至沦为个别人的权力工具。
从美国回到日本，梁启超开始激烈批评自由民主制，在政治思想上转向认同开明专制。1907年3月，《新民丛报》被一场大火焚毁，之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梁启超终于失去了思想领袖的地位。与前辈相比，五四一代学人很多求学于国外，受训于更系统的西方知识体系，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在反传统上也更彻底。但承前启后的梁启超还是对他们的思想印迹施加了某种影响，以至于今日回过头看思想史，更加理解了他们最后拥抱强权专制的思想脉络。
读完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有些地方豁然开朗：如果说，1949年，全体知识分子的心悦诚服集体叩拜有一个起源的话，这个起源无疑是梁启超。
跟妄图修复中国儒家传统的前一辈知识分子们不同，出生在广东，常年接触西方新事物的梁启超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在政治和外交中的困境，他认识到这种困境的解决之道是对文化彻底革新，而不是从传统中挖掘新式武器。
梁启超站在渡口，往前一步海阔天空，后退则毫无出路。
当然，现实还要复杂得多，从小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他，不可能完全割裂与传统之间的纽带。于是他的思想难免染上困惑、纠结、迷茫的色彩。比如，梁一直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游移，在日本流亡期间一度与革命派来往密切。
在开创新思想方面，梁启超至少有两个贡献：
第一，确立了天下观念到国家观念的转变，由此奠定了国家思想一系列体系的萌芽。
第二，中国思想谱系中政治和道德的分野从梁开始，在梁那一辈人之前，国家（王朝）的政治和道德目的是一体的，一个王朝的首要目的是社会治理的和谐，即施仁政，而不是经济强盛，梁启超从经世致用的传统出发，结合西方思想，确立富强为国家目标。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这对于他固然是不幸，但在日本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系统，实现了思想上的升华，又可以说是一件幸事。
就是在此期间，梁阅读了卢梭的著作，这成为影响他日后思想体系的重大事件。梁接受了卢梭的自由观，但也无力弥补其严重缺陷。按照以赛亚·柏林的分类，自由有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自由两种，卢梭的自由理论无疑是积极的自由，也即贡当斯所谓的古代的自由，这种自由观肇始于古希腊，之后在欧洲大陆开花结果，它强调建构主义，更多的是侧重于通过自由达成某种目的，亦即free to。
而消极的自由思想在英美发展壮大，它深深扎根于个人主义，强调如何避免强权对个人权利的侵蚀，亦即free from。
显然，中国没有个人主义的诞生土壤，尽管当代新儒家不断有学者出来撰文说明儒家也有自由主义，但是消极的自由是中国思想谱系中最为欠缺的一环。以梁启超所处的环境，他当然无力对此辨别，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也无力辨别欧陆建构主义自由观里的集体主义成分，他们的焦虑点在于如何让中国强盛，不管用什么方法，哪怕求助于独裁专制。
这也是梁启超为什么在美国之行后，反倒对自由民主制感到失望的思想根源。梁最大的政治关心是如何实现一个团结强大的民族国家、提高政治参与度。但美国人远离政治生活、政党分赃制与他的认识相抵触。此外，美国的华人社团也让他大失所望，这些社团对公共事务淡漠，却热衷于争辩，有些甚至沦为个别人的权力工具。
从美国回到日本，梁启超开始激烈批评自由民主制，在政治思想上转向认同开明专制。1907年3月，《新民丛报》被一场大火焚毁，之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崭露头角，梁启超终于失去了思想领袖的地位。与前辈相比，五四一代学人很多求学于国外，受训于更系统的西方知识体系，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在反传统上也更彻底。但承前启后的梁启超还是对他们的思想印迹施加了某种影响，以至于今日回过头看思想史，更加理解了他们最后拥抱强权专制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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