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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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9月5日启动的第二期“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主题阅读（详见本平台9月5日之推送）因考试、出访和申请的原因延搁至今，两个多月只读完了钱理群老师的《我的精神自传》和徐贲老师的这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这两本。然而，仍愿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申请之余，和朋友们一起品读各位前辈的思想著作，共同感受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的点点滴滴。
以下文字为徐贲老师《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的导读笔记，共3692字，约须花费10分钟时间。随后，我们会开始阅读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及《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并将继续以导读或书评的形式和大家汇报、分享与交流——只写给朋友的。
徐贲老师的这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最早成书于2005年4月，时隔十年之后，由三辉图书策划、修订并于2016年1月再版的《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这一书名，或许更能扣紧并概括全书的主题——知识分子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民主政治并在何种意义构建公共生活。
在开篇序言中，徐贲老师就首先把目光投射于“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这一苏格拉底之问在古代哲学中的解读——基于理性的思想和基于正义的道德，并由此逐步实现智慧（Prajna）、幸福（Sunyata）和道德（Karuna）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基于理性的思想也只有浸染道德的光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内涵）和智慧的光芒（思想最终所指向的智慧皈依），才能依托知识而生活并坚持为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的正义追求和道德理想而辩护。同时，正如原书标题所指称，从“我”的思想到“我们”的行为，从知识分子到公共政治，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的合体或许也正是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而同时兼具的内在驱动和外在期许。
本书前后四部分分别讨论了“政治和伦理现代性”、“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以及“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一如承袭徐贲老师“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集中讨论了哈贝马斯、阿伦特、布迪厄、萨义德等思想学者，交往伦理、宪政爱国主义、“平庸的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等思想关照以及二战中的纳粹德国与极权统治、70年代以来的美国民主运动与新经济浪潮、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与国族认同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等思想运动等关于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的相关话题。
在第一部分“政治和伦理现代性”中，作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先后详述了哈贝马斯关于话语理性、交往伦理与宪政、人权以及阿伦特关于极权统治下的邪恶与高尚、“平庸之恶”与公共领域等内容。
首先，在哈贝马斯借其文化政治的阐述方式对于现代性理论的解读中，他特别强调了交际行为和理性以及话语理性和话语伦理，并以“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为问题核心。在他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中，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交际行动和理性理论）构成其理性观中从意识哲学向交际哲学转折并从主体理性向主体间理性转折的重要内容，进而实现主体间共同享有理解和达成协议并增进社会团结和充分发挥语言的理想潜力。
哈贝马斯在弗莱杰（Gottlob Freg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主体间互相理解和达成共识的条件和可能，并通过将主体理论改造为主体间理性，使得理性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并向其他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并使得话语充分发挥其在民主理论中的中心位置——不仅是解决争端和促成集体行动的手段，更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检验和合理性所在。
而阿伦特在其对于极权统治下普通民众的“平庸之恶”的考察过程中，认为“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并将其对专制的邪恶问题最终聚焦于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这一命题。不同于激进的邪恶的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等特征，阿伦特将对于极权主义下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的行为心理概括为“平庸之恶”，并坚信只有善才是第一性的，邪恶是第二性的，即恶是缺乏善或是善的丧失。
进而，通过对邪恶究竟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人民又是如何深陷于这一体制而浑然不知的追问，阿伦特将问题的答案深究于个体意义下的道德内因以及通过构建“显露独特自我的场所”而有别于社会或社群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来，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于被极权政治蹂躏的人类废墟上再建尊严政治的理想和个体生存意义的反抗。
在第二部分“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中从“知识场域”的角度出发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通过对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部分以及文化资源不足以形成知识分子与政治、经济权力争夺独立自足的能力的阶级基础的认定，布迪厄得出了普遍知识分子阶级无法形成的基本结论。进而，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争夺象征合法性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分歧，尽管不同于班达（J. Benda）意义下知识分子作为“守护社会灵魂的僧侣”、萨特意义下知识分子应当是“全方位的思想者”抑或韦伯意义下的“专门知识分子”，布迪厄并不否认知识分子生活中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内容即追求知识的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只能表现为完全的超脱或全方位的介入，而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以及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杜威基于社群主义的教育观和实践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不是终极性的现实，而永远是需要不断注入活力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和民主化社会的理想，因而民主社会的教育应当对所有的公民平等开放，而且应当以公民教育为核心，帮助每个学生选择人生的事业，并把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作为群体生存规划的有机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民主应以提高和培养公民民主素质为本。于此基础之上，布迪厄进一步发展了教育场域在其文化社会学中的分析研究，并将其关注点着眼于教育作为维持和再生产当下社会等级的文化作用。
在第三部分“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中，作者在介绍完文化相对论和价值相对论的殊同、宽容作为自由主义基本伦理价值在厘清与道德绝对论或无原则道德多元论、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冷淡以及邪恶、权利、法制等概念边界时所遭遇的困惑之后，将目光投注于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与国族认同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关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戈所反映的现代公民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认同。
就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的问题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所涌现出的“阐释焦虑”在某种意义上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我是谁”和“我们是谁”背后的认同（identity）问题——中国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人又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就认同本身，或许也有同一性或等同、确认和归属以及赞同或同意等依次递减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解释。而关于中国的“阐释焦虑”或“认同危机”，既包括对于与“亚洲意识”相联结的文化传统主义和文化本土主义已经或正在丧失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传统仪式和本质精神的忧虑，也包括对于中国当今社会受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所呈现出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价值危机的关切，还包括作为前两种危机的更深层次原因的在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关于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的讨论。
最终，作者回到了哈贝马斯关于民族主义作为前共和时代的族群认同的观点，认为只有将真正爱国主义的国族认同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团结和归属意识以及其所包含的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才能重新构建社会道德再生所必须的基质土壤和共同理想。而在“左右之争”的思想讨论中，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学术为谁服务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将其划分为民族民粹主义、体制外和反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犬儒主义等包含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等两大阵营。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和解，在秦晖老师的论证下，在“个人应为其自身利益评价的主体”这一命题下成为可能。
在第四部分“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中，作者首先讨论了在齐泽克意义下从low trust到no trust的现代社会中四处弥漫的现代犬儒主义这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不同于Diogenes意义下非欲、无信、戏谑的“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当现代犬儒主义遭遇后极权社会和消费社会，它已不再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励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或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或不认同的接受，而成为后极权统治下“新说法”（Newspeak）式的、由依赖意识形态的谎言而控制的不容说理的政治犬儒主义以及假面社会下社会普遍的冷漠、欺诈、虚伪和腐败及其所招致的灵魂溃败。最终，在政治高压和市场神话的双重挤压下，犬儒主义丧失了其最后一丝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和诚实道德。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梳理了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弱者抵抗”在权力关系中的论述、巴坎（E. Barkan）关于“国家道歉”在转型正义中的研究、文化经济中的文化生产、东欧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前后的众相和作为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文化批评在历史认同与记忆遗忘中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本书所介绍、铺叙、梳理和讨论的上述思想内容，或许都回归到与新书题目相称的思想主题——知识分子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民主政治并在何种意义构建公共生活。诚如徐贲老师在其序言结尾处所述，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作的建设性参与，尽管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但知识分子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将这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作为本期“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主题阅读的第二本，或许并不只是绕不过去的关怀。
以下文字为徐贲老师《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的导读笔记，共3692字，约须花费10分钟时间。随后，我们会开始阅读许纪霖老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及《启蒙如何起死回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困境》，并将继续以导读或书评的形式和大家汇报、分享与交流——只写给朋友的。
徐贲老师的这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最早成书于2005年4月，时隔十年之后，由三辉图书策划、修订并于2016年1月再版的《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这一书名，或许更能扣紧并概括全书的主题——知识分子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民主政治并在何种意义构建公共生活。
在开篇序言中，徐贲老师就首先把目光投射于“何为美好生活”（good life）这一苏格拉底之问在古代哲学中的解读——基于理性的思想和基于正义的道德，并由此逐步实现智慧（Prajna）、幸福（Sunyata）和道德（Karuna）的统一。在此过程中，基于理性的思想也只有浸染道德的光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道德内涵）和智慧的光芒（思想最终所指向的智慧皈依），才能依托知识而生活并坚持为生活在“一种不为私利所扭曲的公共真实之中”的正义追求和道德理想而辩护。同时，正如原书标题所指称，从“我”的思想到“我们”的行为，从知识分子到公共政治，理性思考与公共关怀的合体或许也正是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知识分子而同时兼具的内在驱动和外在期许。
本书前后四部分分别讨论了“政治和伦理现代性”、“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以及“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一如承袭徐贲老师“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和深入的现实洞察力”，集中讨论了哈贝马斯、阿伦特、布迪厄、萨义德等思想学者，交往伦理、宪政爱国主义、“平庸的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现代犬儒主义等思想关照以及二战中的纳粹德国与极权统治、70年代以来的美国民主运动与新经济浪潮、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与国族认同以及20世纪后半叶的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等思想运动等关于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的相关话题。
在第一部分“政治和伦理现代性”中，作者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先后详述了哈贝马斯关于话语理性、交往伦理与宪政、人权以及阿伦特关于极权统治下的邪恶与高尚、“平庸之恶”与公共领域等内容。
首先，在哈贝马斯借其文化政治的阐述方式对于现代性理论的解读中，他特别强调了交际行为和理性以及话语理性和话语伦理，并以“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为问题核心。在他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中，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交际行动和理性理论）构成其理性观中从意识哲学向交际哲学转折并从主体理性向主体间理性转折的重要内容，进而实现主体间共同享有理解和达成协议并增进社会团结和充分发挥语言的理想潜力。
哈贝马斯在弗莱杰（Gottlob Freg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主体间互相理解和达成共识的条件和可能，并通过将主体理论改造为主体间理性，使得理性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并向其他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并使得话语充分发挥其在民主理论中的中心位置——不仅是解决争端和促成集体行动的手段，更是民主制度运作的检验和合理性所在。
而阿伦特在其对于极权统治下普通民众的“平庸之恶”的考察过程中，认为“邪恶的问题将成为战后欧洲知识分子生活的根本问题”，并将其对专制的邪恶问题最终聚焦于专制制度下的个人负有怎样的道德责任这一命题。不同于激进的邪恶的不可罚、不可恕和不可知等特征，阿伦特将对于极权主义下非人力量面前的自暴自弃和自我矮化的行为心理概括为“平庸之恶”，并坚信只有善才是第一性的，邪恶是第二性的，即恶是缺乏善或是善的丧失。
进而，通过对邪恶究竟是如何成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以及人民又是如何深陷于这一体制而浑然不知的追问，阿伦特将问题的答案深究于个体意义下的道德内因以及通过构建“显露独特自我的场所”而有别于社会或社群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来，并在此基础上试图于被极权政治蹂躏的人类废墟上再建尊严政治的理想和个体生存意义的反抗。
在第二部分“知识分子和公民政治”中，作者首先介绍了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在文化社会学领域中从“知识场域”的角度出发对于知识分子的研究。通过对知识分子作为统治阶级中被统治的部分以及文化资源不足以形成知识分子与政治、经济权力争夺独立自足的能力的阶级基础的认定，布迪厄得出了普遍知识分子阶级无法形成的基本结论。进而，布迪厄认为，知识分子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争夺象征合法性的斗争中，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分歧，尽管不同于班达（J. Benda）意义下知识分子作为“守护社会灵魂的僧侣”、萨特意义下知识分子应当是“全方位的思想者”抑或韦伯意义下的“专门知识分子”，布迪厄并不否认知识分子生活中最基本、最不可缺少的内容即追求知识的自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自由只能表现为完全的超脱或全方位的介入，而是知识分子的“大群体政治”——有意识地选择揭露现实社会不平等结构和权力再生机能的研究项目，批判地对待知识实践以及有选择地在一些高能见度的政治问题上有所参与。
此外，作者还讨论了杜威基于社群主义的教育观和实践主义的民主观，认为民主不是终极性的现实，而永远是需要不断注入活力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以及民主化的进程和民主化社会的理想，因而民主社会的教育应当对所有的公民平等开放，而且应当以公民教育为核心，帮助每个学生选择人生的事业，并把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作为群体生存规划的有机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发展民主应以提高和培养公民民主素质为本。于此基础之上，布迪厄进一步发展了教育场域在其文化社会学中的分析研究，并将其关注点着眼于教育作为维持和再生产当下社会等级的文化作用。
在第三部分“价值认同和群体意识”中，作者在介绍完文化相对论和价值相对论的殊同、宽容作为自由主义基本伦理价值在厘清与道德绝对论或无原则道德多元论、道德虚无主义或道德冷淡以及邪恶、权利、法制等概念边界时所遭遇的困惑之后，将目光投注于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左右之争”与国族认同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关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戈所反映的现代公民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认同。
就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的问题而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中所涌现出的“阐释焦虑”在某种意义上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我是谁”和“我们是谁”背后的认同（identity）问题——中国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中国人又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人。而就认同本身，或许也有同一性或等同、确认和归属以及赞同或同意等依次递减的三种不同层次的解释。而关于中国的“阐释焦虑”或“认同危机”，既包括对于与“亚洲意识”相联结的文化传统主义和文化本土主义已经或正在丧失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传统仪式和本质精神的忧虑，也包括对于中国当今社会受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大众文化的影响所呈现出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价值危机的关切，还包括作为前两种危机的更深层次原因的在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关于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的讨论。
最终，作者回到了哈贝马斯关于民族主义作为前共和时代的族群认同的观点，认为只有将真正爱国主义的国族认同体现为公民们因分享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表现出来的团结和归属意识以及其所包含的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热情，才能重新构建社会道德再生所必须的基质土壤和共同理想。而在“左右之争”的思想讨论中，知识分子群体对于中国向何处去、学术为谁服务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将其划分为民族民粹主义、体制外和反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犬儒主义等包含于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等两大阵营。而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和解，在秦晖老师的论证下，在“个人应为其自身利益评价的主体”这一命题下成为可能。
在第四部分“文化批评和大众文化”中，作者首先讨论了在齐泽克意义下从low trust到no trust的现代社会中四处弥漫的现代犬儒主义这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不同于Diogenes意义下非欲、无信、戏谑的“以无所求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当现代犬儒主义遭遇后极权社会和消费社会，它已不再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励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或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不反抗的清醒或不认同的接受，而成为后极权统治下“新说法”（Newspeak）式的、由依赖意识形态的谎言而控制的不容说理的政治犬儒主义以及假面社会下社会普遍的冷漠、欺诈、虚伪和腐败及其所招致的灵魂溃败。最终，在政治高压和市场神话的双重挤压下，犬儒主义丧失了其最后一丝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和诚实道德。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梳理了斯科特（James C. Scott）关于“弱者抵抗”在权力关系中的论述、巴坎（E. Barkan）关于“国家道歉”在转型正义中的研究、文化经济中的文化生产、东欧知识分子在斯大林时代的极权主义统治前后的众相和作为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的文化批评在历史认同与记忆遗忘中的基础性作用。
最后，本书所介绍、铺叙、梳理和讨论的上述思想内容，或许都回归到与新书题目相称的思想主题——知识分子应当以何种方式介入民主政治并在何种意义构建公共生活。诚如徐贲老师在其序言结尾处所述，文化批评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社会环境下以公民身份对他的群体所作的建设性参与，尽管公开参与和讨论并非总能自动产生开明的共识，但知识分子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一种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作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将这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作为本期“知识分子与时代心灵”主题阅读的第二本，或许并不只是绕不过去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