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与认同构建 ——读查尔斯·泰勒《现代社会想象》
一、为什么需要构建认同
在前现代社会中不同群体间交流不多,集体记忆联系着群体内成员,共同体认同得以构建。而当人们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就不同了。现代性意味着理性、自由、进步,以怀疑为特征,是对传统的超越,传统受到了冲击,旧有的价值体系开始解构,一切都要通过现代性书写才能存在,共同体向社会演进。当个体意识普遍觉醒,集体记忆的效力就被削弱,而当对集体记忆进行普遍反思,基于集体记忆的共同体认同可能被解构。当共同体认同在淡化而现代社会的群体认同未确立,人们都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找不到归属感。个体的精神上的游离会蔓延成群体的苦闷,这会导致社会的内耗乃至瘫痪。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文化的黏合剂的作用,具体地说,如何用好叙事,从而重构现代的社会的认同,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前现代时期,农业是主导产业。个体和土地有很强的依附,个体可能终其一生只与很小范围内的人有联系,而个体的住所与其祖先安息之地也不很远,个体受所在的小范围共同体规范,一生都活在传统里,无意识地参与到集体记忆的接受和传播中,可以说,前现代没有“自我”,只有“我们”,个体总是注意要“合群”,也要求别人“合群”。但在工业发展而孕育的现代社会中,个体走出小范围共同体,快速流动,工业使个体紧密联系,作为不同集体记忆的携带者的个体互相频繁接触,不同的旧有的集体记忆已不能提供秩序。这时有“自我”而找不到“我们”了。“自我”显然是与“他者”相对应的,我们常常用职业、与他人的关系回答“我是谁”,然而这种回答不令人满意。“我是我”虽不是“我是谁”的回答,但自我意识已然明显。与他人相区别是必要的,但这种区别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群体认同没有存在的基础。个体性并不难发现,个体的独特性并不需要得到他人承认才存在,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自身价值的确认离不开他人。黑格尔已提出“承认”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是社会的人,更是把社会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在查尔斯·泰勒看来,回答“我是谁”并不排斥考虑他人,而是内蕴着承认他人、得到他人承认。显然,黑格尔、马克思、查尔斯·泰勒都采取共同体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人是自我的尺度。群体认同不只是允许差异的存在,还要让个体共享一些理念,个体支持某些理念,也因而得到群体内他人的支持。与他人的差异是容易发现的,难在找到与他人的共同点。现代社会就是要建立相较于共同体认同是更高层面上的群体认同,从而形成社会的凝聚力。这群体认同要足够抽象,是个体都认同的价值的公约数,以包容不同背景的个体,指引目的一致的实践。
市场经济是有效但有缺陷的。自私自利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当时时担心被人算计、处处算计别人,人就被异化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国家就是调节市民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取消市民社会)。查尔斯·泰勒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国家、“承认”的概念,并对之进行更切近当下的现代诠释。查尔斯·泰勒在第一章就讨论了“现代道德秩序”(顺序是一种叙事手段。在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上建构现代社会)。他把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国家认为是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自治这现代社会想象的三种模式的所在地。作为公民的合作成果的秩序可以为自由提供保障。
问题的核心是公民的壮大。作为公民的个体是众中之一,而不以为他生来可以代表某个群体。公民平等而普遍地参与包括秩序确定、确保的公共事务。公民的来源是脱离了前现代共同体的个体。
二、构建认同的叙事
价值重构的风暴会渐渐平静,新的规范便呼之欲出。构建新规范的活动是一种叙事实践。但,谁来讲故事?应当是公民。话语是一种权力,诚然,精英自认为也常常被认为要肩负起建构群体认同的责任。但随着公民队伍的壮大,精英所拥有的,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信任。现代社会中的群体认同不是以少数人推广其理念而多数人服从那种极容易被误用的方式确立,虽然现代社会中仍有等级存在,但没有多少人敢像前现代的人那样张扬等级,等级更不被期望像在前现代共同体中那样代表威权。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公民平等地“直接进入的社会”。society(社会)的词源socius就是“朋友”的意思,平等是内蕴在这个词里的。平等是反等级。这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共同体的区别,所以查尔斯·泰勒说前现代的人们有着荣誉观念,而现代的人们有着尊严观念。荣誉是授予的,预设了不平等。现代社会的群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中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找不到根基。查尔斯·泰勒提出“现代社会想象”这个概念,“想象”与“理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前者去精英化,强调广泛参与。
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是语言动物或自我诠释的动物,因此不难理解他会在《现代社会想象》中专章讨论叙事。我们在叙事中获得意义,而且长期以来的认同是基于叙事。未来,认同也要通过叙事及其接受形成。历史是叙事的产物,尤其当一群人习惯性地试图追溯与另一群人的共同起源以产生认同时。而如今,叙事要向前看而非向后看,因为现代社会在承认差异性的存在的基础上建构群体认同,马克斯·韦伯是以说“价值是善的分裂概念”。美德和善同样可接受,而不是回避个体表现出的差异而试图回归至多带来很有限的前进动力的原始的共同起源。回避差异便是制造压抑,这种一元思潮若发展到极致便是扼杀个体性而形成极权政治。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叙事也要是开放的,即叙事要是查尔斯·泰勒提出的“具有成长潜能的范畴”。“具有成长潜能”就是未竟,这种叙事激动人心,催人奋进,这样的范畴持续地使人们团结起来。群体认同未必时时处处被强调,但它每次被“唤醒”都显示出强大力量。查尔斯·泰勒提到进步、革命、国家三种叙事模式,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将现状看成一个演进过程中的片段,是人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当下秩序的合法性来着其与世俗社会的紧密联系,这区别于前现代的神话。前现代的神话所提供的规范是超验的事物在此时的呈现,这种解释不再能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信服。
西方世界内部的现代化路径尚且不尽相同,也就不应期望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具体实现形式一致。现代性并没有单一途径。查尔斯·泰勒强调对话而非独白,这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而且适用于国际。各国可以相互借鉴,以自己的形式实现现代化。各国都不放松国内共同价值观的建构,我国不仅长期有“四个现代化”的叙事,而且当前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具有成长潜能的范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建设的某些成功经验(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设计。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从外国借鉴而来的)。中国人民当然也赞同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主权,但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阶段,西方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只可以有西方模式。中国人民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这一根本的自信,正在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凝聚力量构建着认同。欧洲长期被视为政治、社会建设的典范,但近期欧盟内部的变故、英国内部就脱欧出现的分歧说明其群体认同并非完善。查尔斯·泰勒指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人想象合理原则已实现而忽视某些事实,如,把在民主政体中的弱势群体视为自外于民主。美国大选中选民的分歧乃至对选举结果有效性的怀疑,都折射出群体认同仍显脆弱(英国内部出现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分裂。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应该调低选民年龄标准,让来日方长的年轻人决定国家未来而不是让许多行将就木者投票)。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理念深入人心、制度不断完善的事实不代表现代社会已然完备。在未来,如何强化国家层面上的群体认同仍需要各国探索。
在前现代社会中不同群体间交流不多,集体记忆联系着群体内成员,共同体认同得以构建。而当人们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就不同了。现代性意味着理性、自由、进步,以怀疑为特征,是对传统的超越,传统受到了冲击,旧有的价值体系开始解构,一切都要通过现代性书写才能存在,共同体向社会演进。当个体意识普遍觉醒,集体记忆的效力就被削弱,而当对集体记忆进行普遍反思,基于集体记忆的共同体认同可能被解构。当共同体认同在淡化而现代社会的群体认同未确立,人们都面临身份认同危机,找不到归属感。个体的精神上的游离会蔓延成群体的苦闷,这会导致社会的内耗乃至瘫痪。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文化的黏合剂的作用,具体地说,如何用好叙事,从而重构现代的社会的认同,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前现代时期,农业是主导产业。个体和土地有很强的依附,个体可能终其一生只与很小范围内的人有联系,而个体的住所与其祖先安息之地也不很远,个体受所在的小范围共同体规范,一生都活在传统里,无意识地参与到集体记忆的接受和传播中,可以说,前现代没有“自我”,只有“我们”,个体总是注意要“合群”,也要求别人“合群”。但在工业发展而孕育的现代社会中,个体走出小范围共同体,快速流动,工业使个体紧密联系,作为不同集体记忆的携带者的个体互相频繁接触,不同的旧有的集体记忆已不能提供秩序。这时有“自我”而找不到“我们”了。“自我”显然是与“他者”相对应的,我们常常用职业、与他人的关系回答“我是谁”,然而这种回答不令人满意。“我是我”虽不是“我是谁”的回答,但自我意识已然明显。与他人相区别是必要的,但这种区别要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否则群体认同没有存在的基础。个体性并不难发现,个体的独特性并不需要得到他人承认才存在,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英国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自身价值的确认离不开他人。黑格尔已提出“承认”的概念,马克思主义主张人是社会的人,更是把社会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最基本内容。在查尔斯·泰勒看来,回答“我是谁”并不排斥考虑他人,而是内蕴着承认他人、得到他人承认。显然,黑格尔、马克思、查尔斯·泰勒都采取共同体主义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他人是自我的尺度。群体认同不只是允许差异的存在,还要让个体共享一些理念,个体支持某些理念,也因而得到群体内他人的支持。与他人的差异是容易发现的,难在找到与他人的共同点。现代社会就是要建立相较于共同体认同是更高层面上的群体认同,从而形成社会的凝聚力。这群体认同要足够抽象,是个体都认同的价值的公约数,以包容不同背景的个体,指引目的一致的实践。
市场经济是有效但有缺陷的。自私自利并不会给人带来幸福,当时时担心被人算计、处处算计别人,人就被异化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国家就是调节市民社会的弊端(国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取消市民社会)。查尔斯·泰勒继承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国家、“承认”的概念,并对之进行更切近当下的现代诠释。查尔斯·泰勒在第一章就讨论了“现代道德秩序”(顺序是一种叙事手段。在现代道德秩序的基础上建构现代社会)。他把作为道德共同体的国家认为是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自治这现代社会想象的三种模式的所在地。作为公民的合作成果的秩序可以为自由提供保障。
问题的核心是公民的壮大。作为公民的个体是众中之一,而不以为他生来可以代表某个群体。公民平等而普遍地参与包括秩序确定、确保的公共事务。公民的来源是脱离了前现代共同体的个体。
二、构建认同的叙事
价值重构的风暴会渐渐平静,新的规范便呼之欲出。构建新规范的活动是一种叙事实践。但,谁来讲故事?应当是公民。话语是一种权力,诚然,精英自认为也常常被认为要肩负起建构群体认同的责任。但随着公民队伍的壮大,精英所拥有的,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信任。现代社会中的群体认同不是以少数人推广其理念而多数人服从那种极容易被误用的方式确立,虽然现代社会中仍有等级存在,但没有多少人敢像前现代的人那样张扬等级,等级更不被期望像在前现代共同体中那样代表威权。现代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公民平等地“直接进入的社会”。society(社会)的词源socius就是“朋友”的意思,平等是内蕴在这个词里的。平等是反等级。这是现代社会与前现代共同体的区别,所以查尔斯·泰勒说前现代的人们有着荣誉观念,而现代的人们有着尊严观念。荣誉是授予的,预设了不平等。现代社会的群体认同的构建过程中的自以为是的优越找不到根基。查尔斯·泰勒提出“现代社会想象”这个概念,“想象”与“理论”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前者去精英化,强调广泛参与。
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是语言动物或自我诠释的动物,因此不难理解他会在《现代社会想象》中专章讨论叙事。我们在叙事中获得意义,而且长期以来的认同是基于叙事。未来,认同也要通过叙事及其接受形成。历史是叙事的产物,尤其当一群人习惯性地试图追溯与另一群人的共同起源以产生认同时。而如今,叙事要向前看而非向后看,因为现代社会在承认差异性的存在的基础上建构群体认同,马克斯·韦伯是以说“价值是善的分裂概念”。美德和善同样可接受,而不是回避个体表现出的差异而试图回归至多带来很有限的前进动力的原始的共同起源。回避差异便是制造压抑,这种一元思潮若发展到极致便是扼杀个体性而形成极权政治。现代社会是动态的,叙事也要是开放的,即叙事要是查尔斯·泰勒提出的“具有成长潜能的范畴”。“具有成长潜能”就是未竟,这种叙事激动人心,催人奋进,这样的范畴持续地使人们团结起来。群体认同未必时时处处被强调,但它每次被“唤醒”都显示出强大力量。查尔斯·泰勒提到进步、革命、国家三种叙事模式,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将现状看成一个演进过程中的片段,是人们长期努力的结果,当下秩序的合法性来着其与世俗社会的紧密联系,这区别于前现代的神话。前现代的神话所提供的规范是超验的事物在此时的呈现,这种解释不再能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信服。
西方世界内部的现代化路径尚且不尽相同,也就不应期望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的具体实现形式一致。现代性并没有单一途径。查尔斯·泰勒强调对话而非独白,这不仅适用于国家内部,而且适用于国际。各国可以相互借鉴,以自己的形式实现现代化。各国都不放松国内共同价值观的建构,我国不仅长期有“四个现代化”的叙事,而且当前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具有成长潜能的范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我们注意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建设的某些成功经验(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借鉴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设计。住房公积金制度就是从外国借鉴而来的)。中国人民当然也赞同市场经济、公共领域和人民主权,但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阶段,西方率先进入现代社会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只可以有西方模式。中国人民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这一根本的自信,正在并将继续影响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凝聚力量构建着认同。欧洲长期被视为政治、社会建设的典范,但近期欧盟内部的变故、英国内部就脱欧出现的分歧说明其群体认同并非完善。查尔斯·泰勒指出了一个问题:有些人想象合理原则已实现而忽视某些事实,如,把在民主政体中的弱势群体视为自外于民主。美国大选中选民的分歧乃至对选举结果有效性的怀疑,都折射出群体认同仍显脆弱(英国内部出现精英群体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分裂。部分美国人甚至认为应该调低选民年龄标准,让来日方长的年轻人决定国家未来而不是让许多行将就木者投票)。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现代性理念深入人心、制度不断完善的事实不代表现代社会已然完备。在未来,如何强化国家层面上的群体认同仍需要各国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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