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走近“多面手”罗兰·巴特

文/吴情

谈起罗兰·巴特，很多人想必都听说过那个命题“作者已死”，尽管不一定知晓其中三昧。“作者已死”不是宣判真实的作者死亡，而是主张将“作者”的意图、目的剔除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领域，也即不以作者为中心，而以文本为中心，强调读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巴特曾因激进言论饱受诟病，身后在大众文化中竟蜕变为文化偶像，历史似乎总这般吊诡。

《罗兰·巴特》（Barthes: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美国康奈尔大学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世界文学领域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著，一本关于罗兰·巴特其人其作的阅读指南。在卡勒看来，罗兰·巴特是一个“多面手”，对人类社会诸多看似自然的现象（“从文学、时尚、摔跤和广告，到自我、历史和自然等概念”）充满了好奇精神和探索意识，但更多情况下，巴特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他虽自称“文学符号研究的教授”，但其成就，远不止于此。

巴特首先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或许是唯一纯正的结构主义者，他倡导对文化现象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巴特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术语，“扮演了公共实验者的角色”，将文学符号化，他认为，研究者不应“重构作品的讯息，而是关注它的体系”，而文学符号的科学研究，必须抓住四点：其一，要“试图用语言学术语来描述文学语言，从而抓住文学结构的特点”；其二，要“发展一种‘叙事学’，辨认叙事的组成部分及其在不同的叙事技巧中可能采取的组合办法”；其三，要弄清“文学意义如何取决于某种文化之前的话语所产生的文化代码”；其四，要弄明白“我们如何理解一个文本，这一尝试使得人们不再把文学看作表征或交流，而是由文学秩序和文化的话语代码所生产的一系列形式”。

巴特还是一个敏锐的批评理论家。巴特生活的年代，学院派批评以作者为中心的倾向严重。可巴特认为，“致力于文学史研究的教授们痴迷于研究作者及其所作所为，却忽视了真正需要历史答案的问题”，那就是作者“所处的时代，文学功能或者文学制度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论拉辛》）在他看来，“在联系作者和作品的时候”，学院派批评家“必须依赖一种心理学”，哪怕这常常意味着胆怯和唐突。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巴特还是一个作家。他对人类社会诸多看似自然的现象的浓厚兴趣，让人印象深刻。他是结构主义者，但“所谓的‘后结构主义’有很多内容在结构主义作品中已经明显表露了出来”。或许，作家这一身份，始终贯穿着巴特的一生。他的前期作品有不少是应别人的要求而写作，而后期作品更多是“为了写而写”，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愉悦”。对巴特来说，“文本是愉悦的客体”，思想上的创新和收获也是一种愉悦，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所谓“求知是人类的天性”的观点。

在评价巴特的历史地位时，卡勒写道，“巴特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大人物，是一位现代大师。”而“在法国之外，巴特继萨特之后，成为法国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然而，卡勒注意到，巴特在身后成为文化偶像后，当代的崇拜者中却存在一种倾向：“想忘却作为理论家的巴特，转而营造作为作家的巴特”，这令人遗憾，因为早年的巴特“不仅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符号研究，而且特别关注我们习以为常或者不屑一顾的现象”，“毫无顾忌地热爱着语言和风格”。对巴特而言，写作（以及由此带来的声望）是获取经济来源的手段，但更多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以写作来寻找为“自然”假象遮蔽的文化现象，也以写作来寻求生活的质感和生命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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