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不落忍

如果按照编年顺序去读汪曾祺的小说，其实是一件顶残酷的事情。

二十来岁时发表的几篇意识流习作，可以看成一个才华迸发的年轻人的文学模仿和试验，如《复仇》、《邂逅》、《小学校的钟声》即便不太具备可读性，但仍然可以将其语言当做新诗来咀嚼，那是五四以来文学风潮的一种习气使然，不弄点流派和主义来撑起小说框架，就无法体现那微妙的「文学性」，那时候的汪曾祺用黄永玉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蹩脚西服，但文章写的极好浑身巧思又有趣的年轻人」，黄与之在上海共处，散步交谈中，霞飞路走完了一圈话还没说够，就调头再走一圈。

直至改开以后，汪曾祺才最终成为现如今我们最熟悉的那个汪曾祺。到六十岁上，正是他身体尚还硬朗，精神健旺的当口，对一切都充满了希望，糅合古典情氛和朴素口语，一种称不上「土气」，却带点「水气」的系列回忆性质的小说便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地出现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彼时他的小说除净了感伤主义的火气，水乳交融的抒情叙事就成了独一份的写作手法，没有现成的文学参照系去定义他的「文学性」，却无意之间用这种风格创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概念和分析工具，带着偶然意味的逆潮流起笔，却上升到了一层难以预料的写作自由境界，于己于读者都可谓何其幸哉。也正是这时候的汪曾祺，才成了大多数人想起来口里会念叨几句，所私心喜欢的「那个老头儿」。

而在历经八十年代的抒情叙事巅峰期后，七十岁后汪曾祺的小说是让人颇不忍看的，也许是当他觉得之前的抒情叙事再无更宽广的空间可供挖掘，只剩无味残渣，觉得抒情过于甜腻和矫饰后，仿佛一意孤行，随后的小说便写的越来越短促潦草，越来越冷瘦枯涩，越来越着意对不伦之性的白描，而这种情形在八十年代的作品中是断乎无法想象的事情。面临着死荫吹来的阵阵寒气，那么热爱生活的汪曾祺自然感到遗憾和恐慌，只能用撕裂和暴露来抗拒，小说里似乎总飘浮着一团挥之不去的雾气，那样的语言读来竟隐隐的混合了老舍月牙暗娼淋病的绝望，陕西作家群玩谑女性性器的恣意，川端康成睡美人里江口老人对官能刺激的日系耽溺，却又无法扫净一以贯之的抒情痕迹，结果一方面使旧读者不解和失望，另一方面又难以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破坏和重建，文字的背后仿佛看得见他面颊上点点抖动的老年斑。

所以私以为汪曾祺的小说，如果私好不深，大可只读通行的一些代表作的选本，不知道后来老头儿的第三个模样，倒算是一件值得庆幸的好事，说到底，老冉冉之将至，真是令人足感畏怖，故而此时的作家宜「述而不作」，防止一生美学建构的临终崩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