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新兴大国崛起——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中的英国和法国

国家民族化和外交战略成熟化

因为在此一时期，其他后来才出现的欧洲强国尚未出现，我们需要从中发现影响外交战略转变的重大因素，从而更好了解外交战略之发展的内在逻辑。笔者就举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两个例子以作探讨。

百年战争（公元1337年-1453年）。这一战争源起于法国王室与英国王室因姻亲关系而对法国土地的争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以英国的撤出大陆和法国的领土归于完整而结束。但它对两国的外交战略方面的影响各有不同：英国不是短暂的撤出大陆领土的争夺而是永久性的撤出——无论是地理上的原因还是现实对手的阻挡（它的在历史上的战略对手分别是荷兰、西班牙、法国、德国甚至是远在欧洲大陆另一端的俄罗斯）。这一战略的转变将成为影响以后数百年而至于今日的战略局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同时退出了对欧洲大陆的战略权势的争夺——“退一步进两步”正是英国绅士们的拿手好戏，反而让它们的战略政策无比的理性、成熟和臻于完美（相对于其他争夺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而对于守住领土的法国而言，更重要的则在于其法兰西民族精神的奠定。圣女贞德以死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民族精神，成为法兰西灵魂的组成部分，既预示着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即将形成和外交战略的成熟，也预示着它将以超强的意志和热情去实施和完成既定战略目标——无论是法兰西斯一世、路易十四时期的红衣主教黎塞留或是路易十五和拿破仑·波拿巴还有戴高乐将军，在他们身上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这就是这一战争的一体两面，深刻影响着各自国家的对外战略走向。

玫瑰战争（公元1455年-1485年）。如果说百年战争是英国解除外部战略威胁的一次重大尝试的话，那么这一战争则是确立英国政体和进而确定其后世外交战略的点睛之笔。百年战争只是让英国暂时退出外部权势的争夺，但玫瑰战争让英国的政体和政治秩序都趋于稳固，这既影响了日后其他国家的政体和政治秩序，也奠定了英国战略优势之一——政治上的成熟导致了英国霸权的先发优势，而且是从十六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二战及二战结束。这就是这场战争对于英国的重要战略意义。

这个经历了两场战争的不列颠国家先使外部环境趋于稳定，再使内政加以巩固，以图自立自强于欧洲大陆之外而坐观战略形势之变化。如此看来，其后来得以统一英伦三岛，而国势——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都臻于至盛，正是其战略发展之必然。我们可以发现，对外战略之成功起到了重大作用——有时是关键性的（如法王路易十五时期援助低地国家和拿破仑战争时期实施顽强的大陆封锁，还有一战时期向大陆施以全面援助和二战时期的包括领土本部的全力参与，后二者确实是关乎国家存亡之秋也）。归根结底，英国其作为一个隔离于欧洲诸国而其战略权势最终得以发展和壮大，完美体现了对内战略和对外战略相结合的程度和准确度。

小结

在对中世纪时期的欧洲世界外交战略这一问题叙述和分析的过程中，笔者相信仍有不足和纰漏之处，但几近达到笔者之极限。笔者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中影响战略全局之历史事件作出相应战略层面之分析，并使人们相信，这些事件和过程确实产生了至关重要之影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本人已觉满足。

首先，中世纪在以战略权势的急剧变化中开始，在教会与诸国家的不断斗争中，其战略权势由弱变强，由强而相持，由相持而渐趋衰弱。君权与神权，国家与教会二者相互依附，相互依托，相互蚕食，又相互制约。王权与民族国家，就是在这种战略夹缝之中形成和发展壮大起来的。代表新兴力量的事物往往以悄无声息忽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现在战略斗争的大棋局中，不可阻挡，只得顺应。查理曼统一起来的大帝国的崩溃，其原因亦非简单的在于被他的三个孙儿瓜分这么简单，而是是因为其内在长期动荡混乱而形成了诸多地方势力，而后者之强大以至于形成强大之战略权势是前者所始料未及的。另外，这种瓜分而享天下的观念尚未脱离蛮族之习气。前者形成的战略权势对比和后者所造成的历史惯性就这样不可阻挡的走到了一起。只能说，“形势比人强”，战略态势深刻影响着战略前景。

其次，权势永无顶峰，权势达到其发展之瓶颈之时，就会选择突破瓶颈，不然，只有坐以待毙。教会自然选择前者：它发动天主教诸国联合以攻伐异教徒，名义是保护圣墓和基督教的尊严，实质是为巩固自己相对于世俗君权的战略力量之优势和继续增加自己现实的利益。各国君主为之奔走甚至是献出性命无非是增加自己的威望和加强其国家在天主教世界里的权势，其战略意图自然与教会无二。这就是对外战略变化之一个转折，是象征着拥有权力魔杖之后的基督教会要求掌控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发展趋势，是对内战略遇到瓶颈而必然寻求对外战略转变的必然要求。而当十字军东征衰落和消亡之后，就要求对域外势力的战略转变和同时对基督教会权势的战略转变，这是同一根锁链上的两个环节。这当然也是教皇权势相对于君主权势的战略优势及其发动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所造成的“对外战略对内化”的必然表现，这一巨大变化，当然也是欧洲世界外交战略成熟化的重大标志。之后发生的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即是对此结果的反应，而且起到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最后，我们把眼光从宗教方面转回到正常的国家外交战略上面。因为，众所周知的是，而且笔者在本书第一部分已清楚介绍，经历漫长的中世纪的混乱与愚昧，在之后发生的如大航海、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伟大事变的中间数百年里，欧洲面貌发生巨变，崭新的复杂的而又精妙的对外战略使其权势最终几乎统治着凡有人类居住的整个世界（直到上世纪，我们才开始慢慢理解其中成功之处。这对我们，实在是一个鞭策！）。我们将以这一时期也就是近代欧洲外交战略之演变为下一部分的主要探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