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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问题回顾
封建主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冈绍夫写《何为封建主义》,以法律文书为主要材料,包括各种特权证书(charters)、敕令(capitulares)和文书程式(formulae),以及各种习惯法汇编、教会法典,辅之以编年史、年代记等叙述性史料,讨论了从狭义的封建主义;即一个自由人(封臣)对另一个自由人(封君)服从和服役(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封君对封臣保护和维持的义务,而维持的主要办法就是封赐给他一块封土。他主要从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开始追溯,讨论这种关系如何逐渐在11-13世纪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主导因素。并且以英法为例,简要追述了这种制度如何和君主制和国家的兴起相连。
同时期的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方面将目光涵盖到包括下层农民和社会心态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提出了9-11世纪和11-13世纪的分期方法。第一阶段人口凋敝、交通和货币贸易不发达,第二阶段农业发展、人口和人口流动正价,货币贸易大幅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分期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布洛赫本人虽然给出了一些概括,但在论述庄园和封建关系的发展时,他还是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中心分开论述的,很明显各地发展节奏不同。
随后在乔治杜比对马康奈地区展开具体研究时,为了致敬《封建社会》,特意按照布洛赫的理论去这一地区寻找线索,勒高夫对此书概括出了两个重要线索(看不了法语):一是城堡是封建组织的中心,在加洛林时期的伯爵、自由农民、农奴结构衰落后,11世纪兴起的新结构是以城堡领主和骑士阶层为核心的,暴力成为了重要因素。1160年(而不是11世纪),进一步的变化发生,城堡主的地位多少被权贵、王公和骑士夺去了部分权力,形成了一个趋于平衡的贵族社会,领主对隶农的控制也逐渐松弛,直到1239年马贡内被并入王室版图,古典封建制度走向终结。
苏珊雷诺兹写作《封土与封臣》,对传统的封建社会理论提出了尖锐质疑。针对狭义的封建主义,她认为传统上被认为反映了封土封臣关系出现的材料受到了16、17世纪法学家的误导,基于更深入的史料考察,12世纪以前,地产关系主要以自由持有地产为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产,12世纪后封土才构成不同于早期土地产权的产权类型,这一过程和官僚政府、职业法律和国家强化相伴随。
我的阅读尚未触及到原始材料的解读层面,但从几位学者的行文来看,除了雷诺兹提出的如何对材料中的语词进行解读这一问题之外,学界围绕具体地区状况的争论不多,更多的则是在围绕以狭义封建概念为核心在不断进行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消解。在学术尚未进步到对每一地区每一时期的情况都进行过精耕细作的研究时,的确需要一些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来反映每一时期的思考进展。另一方面,具体研究也在不断开展,所以开放性和包容性越强的体系就更有发展优势。无论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还是托马斯比森的领主权概念都比狭义的封建关系更具解释力。
乔治杜比的《三等级》
马克布洛赫和冈绍夫的研究,一个重要的不足是在论述了基本原则和概念后,只围绕核心原则的展开情况以几个国家为例稍作叙述,忽视了在漫长时空中丰富复杂的人和历史事件,对心态的描述也不深入具体,缺少时空感。虽然如布洛赫所言,家庭关系的衰落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实际社会关系远比此复杂,社会舞台上的角色也不仅有领主、骑士和隶农,各种社会、宗教团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乔治杜比写作《三等级》,就专门选取了法国北部在12世纪这一具体政治背景,以两份地方主教提出的政治构想为核心,围绕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力图勾勒出更丰富细腻的历史画面。
杜比注意到Adabero和Gerard两位生活在11世纪早期的法国主教都曾在作品中提到过有关三等级理论的说法,便首先知人论世考察他们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背景。两人接替的是自加洛林以来的文化传统,即主教通过为法王洗礼、布道,向他们传播真知,发挥以人为鉴的作用。但他们生活的时代,地方城堡主兴起,这种暴力强权为整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很多威胁,恢复和平是当时法王Robert和众多地方领主和主教力图恢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不约而同的设想了这样一套政治秩序:人因罪的程度不同而有身份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国王负责征战维持和平,主教负责祈祷,并且在追求真理辨别善恶这方面为社会,两者共同领导社会。农民则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供养前两个等级。杜比随后用思想史方法回溯,揭示了这种政治设想扎根的思想传统。早在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那里,就发展出了根据罪的划分原则和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形成上下服从的结构。并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互爱来让这一秩序显得和谐。关于祈祷和征战两种职能划分的强调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几代君主们强调祈祷和征战的划分,是为了将治理世俗世界的权力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中,并将主教的权力限制在祈祷工作之内,这体现了一种君主理想。
下一步,杜比便考察了这种政治构想所针对的政治现实问题,并检验其短期和长远影响。11世纪初,随着法王罗伯特的去世,卡佩王朝权力的衰落,国王失去了对教会选举的控制,对地方领主的号召力也大不如前。教会的腐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社会上兴起了主张废除教会权威的异端。从南部兴起了另一种宣扬教会和平的概念,实质是让教会采取武力来制裁那些在教会领地上为非作歹的地方武装分子。以克鲁尼修道院为代表的传统也逐渐兴起,在教会内部,一方面他们主张修士是社会的第四个等级,在精神层面上因纯洁性比其他三个等级更加高贵。另一方面修道文化的社会构想带有忽视此岸世界的特点,他们不主张以世俗世界为核心建立一套秩序,而强调所有人精神转向的重要性。面对混乱的环境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诉求,两位主教都力图通过强调国王和主教的作用,重振教会权威,让所有人各安其职,回应各种社会呼声,将混乱的秩序带回正轨。
在第13章,乔治杜比特别回应了封建革命问题。他指出,从11世纪的档案材料中来看,封建革命的确发生了,这尤其体现在大量词语的使用上。比如在集会中的武士,被更多的称为骑士(caballarius)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miles)。这些变化对当时的人来说,对也是陌生的,进而是有待适应的,两位主教的主张就可以算作是一种对封建革命的时代回应。不过杜比针对这一地区的情况,进一步强调新兴起的武装力量以城堡为中心,占据了广泛的军事经济权力,随之形成的经济单位,与其称作封土,不如称作领土。这些领主越来越难以被国王限制,并且进一步开垦荒地,吸收了自由农民为依附农民。骑士则成为这种领主权扩张的重要依凭,主要来自城堡保护下的富裕家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教士和修士两个阶层不得不联合起来,争取在领主权威下的独立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财产来源又需要领主下的骑士阶层来保障获得。两方关系微妙,但都是依附农民的领导者。杜比进一步指出了这一时期对农业劳动的看法出现了转变:随着领主在农业上的开拓,精英们逐渐承认农民的劳作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形容第三等级的词也逐渐从pauper转变到villanus,两位主教也多少赞美了农民劳作的积极意义,认为他们可以用过用心耕作,承受身体劳累来得到救赎,尽管他们天然因不纯洁而占有较低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三等级”概念有为逐渐扩张发展的领主制度摇旗呐喊的意味。在对第三等级的态度上,两位主教和之前提及的活跃在当时的上帝和平主义者和修道改革派基本相同,他们的关键差别在于采用何种方式保护教会领主的权利:两位主教坚持传统的加洛林观点,将这种希望寄予在主教权威的尊重和君主权利的复兴之上。
然而,两位主教的主张在12世纪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1030到1120年间是属于修道院的时代。克鲁尼修会的教士们看重的是精神世界的转变,而并非对现实秩序的修正,三等级理论即使被注意到,也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教会外部,克鲁尼修会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商业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好景不长,1120年,克鲁尼修会就逐渐处理不好和教士的关系,精进的修道理想逐渐为权力财富所腐蚀。
12世纪的后半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君主权力的增强;学校的兴起,为宫廷提供了更多技术人士;思想领域对理想世界的关心也逐渐转移到了对物质世界秩序的考量。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增强,三等级理念又一次得到了重视。重要的差异在于,由于这一时期君主的兴起依赖于骑士制度的建立,所以骑士阶层在理论上被置于教士和劳动者之上,与君主紧密相连,分享荣誉,这种变化后的三等级理念出现在当时的许多写作中。
商品和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更加深远的变化。银的重要性下降,金的重要性急剧提升,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对金钱的贪欲所侵蚀。国王需要黄金来征召军队维持日常开销,依靠地产和武力的骑士虽然名义上地位很高,但实际地位下降,真正重要的是这样一些人:商人、放高利贷者、货币交换商、专业记账的教士等等再商业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国王无可避免的要和这些人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状态下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严重,权贵们也不再以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下层劳动者,只有寄生在别人劳动成果上的生活方式才被认为是体面的。矛盾的尖锐造成了大量农民的反抗运动,以至当时社会的很多文化人士都注意到,整个社会已经分裂成两股相互对抗的势力,所谓的封建社会概念也崩溃了,杜比随后在当时的文学材料中展开了新的论述。
对这一时段的法国史不熟,对杜比的具体观点无法评论,但从史事的角度来看,杜比在本书中未必有什么重大发现。不过他的核心思路与传统的封建社会观察视角最为不同的一点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文学材料,并且精准的把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生平、所处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局势结合在一起,恢复历史亲历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反思。因为原本这些材料可能是以人物传记、政治献词之类的形式呈现,乍看之下和现代学者对历史的思考关注点不同,杜比的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了这些思想作品的历史反思价值。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封建社会(最广泛意义上的使用)的发展变化,应该是这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另一种观察封建社会问题的思路。
封建主义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冈绍夫写《何为封建主义》,以法律文书为主要材料,包括各种特权证书(charters)、敕令(capitulares)和文书程式(formulae),以及各种习惯法汇编、教会法典,辅之以编年史、年代记等叙述性史料,讨论了从狭义的封建主义;即一个自由人(封臣)对另一个自由人(封君)服从和服役(主要是军役)的义务,以及封君对封臣保护和维持的义务,而维持的主要办法就是封赐给他一块封土。他主要从墨洛温和加洛林王朝时期开始追溯,讨论这种关系如何逐渐在11-13世纪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主导因素。并且以英法为例,简要追述了这种制度如何和君主制和国家的兴起相连。
同时期的马克布洛赫写《封建社会》,一方面将目光涵盖到包括下层农民和社会心态的方方面面,一方面提出了9-11世纪和11-13世纪的分期方法。第一阶段人口凋敝、交通和货币贸易不发达,第二阶段农业发展、人口和人口流动正价,货币贸易大幅发展,反过来促进了人际关系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分期的重要性可能被高估了,因为布洛赫本人虽然给出了一些概括,但在论述庄园和封建关系的发展时,他还是以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中心分开论述的,很明显各地发展节奏不同。
随后在乔治杜比对马康奈地区展开具体研究时,为了致敬《封建社会》,特意按照布洛赫的理论去这一地区寻找线索,勒高夫对此书概括出了两个重要线索(看不了法语):一是城堡是封建组织的中心,在加洛林时期的伯爵、自由农民、农奴结构衰落后,11世纪兴起的新结构是以城堡领主和骑士阶层为核心的,暴力成为了重要因素。1160年(而不是11世纪),进一步的变化发生,城堡主的地位多少被权贵、王公和骑士夺去了部分权力,形成了一个趋于平衡的贵族社会,领主对隶农的控制也逐渐松弛,直到1239年马贡内被并入王室版图,古典封建制度走向终结。
苏珊雷诺兹写作《封土与封臣》,对传统的封建社会理论提出了尖锐质疑。针对狭义的封建主义,她认为传统上被认为反映了封土封臣关系出现的材料受到了16、17世纪法学家的误导,基于更深入的史料考察,12世纪以前,地产关系主要以自由持有地产为主,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地产,12世纪后封土才构成不同于早期土地产权的产权类型,这一过程和官僚政府、职业法律和国家强化相伴随。
我的阅读尚未触及到原始材料的解读层面,但从几位学者的行文来看,除了雷诺兹提出的如何对材料中的语词进行解读这一问题之外,学界围绕具体地区状况的争论不多,更多的则是在围绕以狭义封建概念为核心在不断进行话语体系的建构和消解。在学术尚未进步到对每一地区每一时期的情况都进行过精耕细作的研究时,的确需要一些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来反映每一时期的思考进展。另一方面,具体研究也在不断开展,所以开放性和包容性越强的体系就更有发展优势。无论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关系为核心还是托马斯比森的领主权概念都比狭义的封建关系更具解释力。
乔治杜比的《三等级》
马克布洛赫和冈绍夫的研究,一个重要的不足是在论述了基本原则和概念后,只围绕核心原则的展开情况以几个国家为例稍作叙述,忽视了在漫长时空中丰富复杂的人和历史事件,对心态的描述也不深入具体,缺少时空感。虽然如布洛赫所言,家庭关系的衰落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增强是这时期的一个重要线索,但实际社会关系远比此复杂,社会舞台上的角色也不仅有领主、骑士和隶农,各种社会、宗教团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乔治杜比写作《三等级》,就专门选取了法国北部在12世纪这一具体政治背景,以两份地方主教提出的政治构想为核心,围绕社会的权力结构变动,力图勾勒出更丰富细腻的历史画面。
杜比注意到Adabero和Gerard两位生活在11世纪早期的法国主教都曾在作品中提到过有关三等级理论的说法,便首先知人论世考察他们的思想内容和时代背景。两人接替的是自加洛林以来的文化传统,即主教通过为法王洗礼、布道,向他们传播真知,发挥以人为鉴的作用。但他们生活的时代,地方城堡主兴起,这种暴力强权为整个地区的和平造成了很多威胁,恢复和平是当时法王Robert和众多地方领主和主教力图恢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不约而同的设想了这样一套政治秩序:人因罪的程度不同而有身份的差别,在此基础上,国王负责征战维持和平,主教负责祈祷,并且在追求真理辨别善恶这方面为社会,两者共同领导社会。农民则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供养前两个等级。杜比随后用思想史方法回溯,揭示了这种政治设想扎根的思想传统。早在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那里,就发展出了根据罪的划分原则和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进一步形成上下服从的结构。并通过不同等级之间的互爱来让这一秩序显得和谐。关于祈祷和征战两种职能划分的强调可以追溯到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政治文化,几代君主们强调祈祷和征战的划分,是为了将治理世俗世界的权力牢牢把握在君主手中,并将主教的权力限制在祈祷工作之内,这体现了一种君主理想。
下一步,杜比便考察了这种政治构想所针对的政治现实问题,并检验其短期和长远影响。11世纪初,随着法王罗伯特的去世,卡佩王朝权力的衰落,国王失去了对教会选举的控制,对地方领主的号召力也大不如前。教会的腐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社会上兴起了主张废除教会权威的异端。从南部兴起了另一种宣扬教会和平的概念,实质是让教会采取武力来制裁那些在教会领地上为非作歹的地方武装分子。以克鲁尼修道院为代表的传统也逐渐兴起,在教会内部,一方面他们主张修士是社会的第四个等级,在精神层面上因纯洁性比其他三个等级更加高贵。另一方面修道文化的社会构想带有忽视此岸世界的特点,他们不主张以世俗世界为核心建立一套秩序,而强调所有人精神转向的重要性。面对混乱的环境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理想诉求,两位主教都力图通过强调国王和主教的作用,重振教会权威,让所有人各安其职,回应各种社会呼声,将混乱的秩序带回正轨。
在第13章,乔治杜比特别回应了封建革命问题。他指出,从11世纪的档案材料中来看,封建革命的确发生了,这尤其体现在大量词语的使用上。比如在集会中的武士,被更多的称为骑士(caballarius)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人(miles)。这些变化对当时的人来说,对也是陌生的,进而是有待适应的,两位主教的主张就可以算作是一种对封建革命的时代回应。不过杜比针对这一地区的情况,进一步强调新兴起的武装力量以城堡为中心,占据了广泛的军事经济权力,随之形成的经济单位,与其称作封土,不如称作领土。这些领主越来越难以被国王限制,并且进一步开垦荒地,吸收了自由农民为依附农民。骑士则成为这种领主权扩张的重要依凭,主要来自城堡保护下的富裕家庭。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教士和修士两个阶层不得不联合起来,争取在领主权威下的独立和自由。但另一方面,他们的财产来源又需要领主下的骑士阶层来保障获得。两方关系微妙,但都是依附农民的领导者。杜比进一步指出了这一时期对农业劳动的看法出现了转变:随着领主在农业上的开拓,精英们逐渐承认农民的劳作在此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形容第三等级的词也逐渐从pauper转变到villanus,两位主教也多少赞美了农民劳作的积极意义,认为他们可以用过用心耕作,承受身体劳累来得到救赎,尽管他们天然因不纯洁而占有较低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三等级”概念有为逐渐扩张发展的领主制度摇旗呐喊的意味。在对第三等级的态度上,两位主教和之前提及的活跃在当时的上帝和平主义者和修道改革派基本相同,他们的关键差别在于采用何种方式保护教会领主的权利:两位主教坚持传统的加洛林观点,将这种希望寄予在主教权威的尊重和君主权利的复兴之上。
然而,两位主教的主张在12世纪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1030到1120年间是属于修道院的时代。克鲁尼修会的教士们看重的是精神世界的转变,而并非对现实秩序的修正,三等级理论即使被注意到,也被置于次要地位。在教会外部,克鲁尼修会和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商业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好景不长,1120年,克鲁尼修会就逐渐处理不好和教士的关系,精进的修道理想逐渐为权力财富所腐蚀。
12世纪的后半阶段,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君主权力的增强;学校的兴起,为宫廷提供了更多技术人士;思想领域对理想世界的关心也逐渐转移到了对物质世界秩序的考量。伴随着君主权力的增强,三等级理念又一次得到了重视。重要的差异在于,由于这一时期君主的兴起依赖于骑士制度的建立,所以骑士阶层在理论上被置于教士和劳动者之上,与君主紧密相连,分享荣誉,这种变化后的三等级理念出现在当时的许多写作中。
商品和货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更加深远的变化。银的重要性下降,金的重要性急剧提升,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对金钱的贪欲所侵蚀。国王需要黄金来征召军队维持日常开销,依靠地产和武力的骑士虽然名义上地位很高,但实际地位下降,真正重要的是这样一些人:商人、放高利贷者、货币交换商、专业记账的教士等等再商业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国王无可避免的要和这些人联合起来。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状态下对劳动者的剥削更加严重,权贵们也不再以积极的眼光去看待下层劳动者,只有寄生在别人劳动成果上的生活方式才被认为是体面的。矛盾的尖锐造成了大量农民的反抗运动,以至当时社会的很多文化人士都注意到,整个社会已经分裂成两股相互对抗的势力,所谓的封建社会概念也崩溃了,杜比随后在当时的文学材料中展开了新的论述。
对这一时段的法国史不熟,对杜比的具体观点无法评论,但从史事的角度来看,杜比在本书中未必有什么重大发现。不过他的核心思路与传统的封建社会观察视角最为不同的一点是:充分利用各种形式的文学材料,并且精准的把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生平、所处环境、创作时的具体局势结合在一起,恢复历史亲历者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反思。因为原本这些材料可能是以人物传记、政治献词之类的形式呈现,乍看之下和现代学者对历史的思考关注点不同,杜比的工作的意义主要在于揭示了这些思想作品的历史反思价值。通过历史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封建社会(最广泛意义上的使用)的发展变化,应该是这本书最大的理论贡献,是另一种观察封建社会问题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