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被赋予了自由，却不知如何守护他。

1 这本小册子收录了萨特1946年发表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1980年题为《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的访谈录，前者是萨特对自己理论的补充和对共产主义者、基督教徒责难的辩护。 册子很薄，只有113页，但是哲学书籍向来晦涩，穷作者之思辨，我只能以存在主义学说的门外汉身份，以管窥豹。幸运的是，这本书的针对性较强，相对1943年的《存在与虚无》少了很多对义理的抽象分析，多了些对具体问题的回答，是理解存在主义的一块敲门砖。 2 存在主义的基础，是“存在先于本质”。上帝造人或是工匠造车之初，都要有个想法和概念，可以想见一个实体在诞生之前已然是有个源体作参照的，然而人却不是，人毫无意义、源自虚无。既然如此，追寻那个本源只是更加荒谬。可以说存在主义根本不关心上帝是否存在，而只看到了本来无一物的虚无状态，这种缺失被萨特定义为绝对的自由，正冷眼观看着自己和他人的存在。 因此，只有向前探讨本质，或庸俗的说，探讨存在的意义，才能回头给过去的“我”下定义，这种意义是刷信用卡式的，未来为现在买单，也是萨特认为他的学说如此充满主观能动性的原因：我来定义我自己。 那么为什么萨特没有同尼采一样，在下定义的时候趋向酒神精神，选择狂热与生命力？相比之下，萨特更中庸，通过引入“普遍性”的概念：认为人虽孤立，却不能否人他人的存在，在一片人群之林中，每个人需要参考或预估他人的选择后再做出选择，这种境遇是相同的，如此一来，完全利己的选择将很难被做出，为了使他人非地狱，我们首先要在天堂。 这一定程度解决了存在主义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孤立关系，生出某种利他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味道，为自己的自由负责，那么也就该为别人的自由着想，否则就是自我欺骗和掩耳盗铃的行为。同时，基督教徒也无法再去抨击他的学说没有人情味了。 如此，虽然自由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人生的孤独和荒谬，但是我们在社会、人群中做出了较有正能量的选择，并没有肆意妄为，这时我们自己创造出了价值，存在于是有了意义，人总是处在人的的关系中，不能置他人于不顾，这就是书名中“人道主义”。 3 填补神性弥散后的虚无，萨特还引入了一个概念——听任，即“决定我们存在的是我们自己。而随同这种听任俱来的就是痛苦。”最好的例子是“忠孝不能两全”，这道在圣贤书中也找不出个完美答案的题目，抓住哪一头，另一头都会带来痛苦。 听任是一种“盖棺定论”。而事已至此的过程则是由一些列阴差阳错、前因后果构筑，如果我们逐步拆解，会发现过去时的我正在向这个结果逐步偏移，而这个过程有时极其艰辛，这些艰辛是累积而成痛苦的单位。除非我们不去选择，但是不选择后，命运的游走更加充满不确定，这仿佛更加令人难受。 虽然萨特一直宣扬存在主义的积极部分，但是这种主义无疑少了些畅快。存在主义的核心是自由承担全部责任，为己也为他（这里的“为他”并不是为他人着想，而是一种极强的自我意识在作祟）。我们既然没有了教堂可以祷告和忏悔，除了自己承受，别无他法。而且，无法避免的痛苦是否也预示着无处不在的失败，这样看来，实在令人压抑，好似我们努力的活，却逃不出失败的黑洞。 4 聊萨特，就不能不聊加缪，后者也算是位存在主义者，尽管他本人未曾承认。而讨论加缪，自然引出“暴力”的议题，也是关于彼时的世界时局，这是萨特和加缪绝交的的主要矛盾点。作为一种获得自由、打破旧制的手段，暴力在加缪那里其实是人民被利用和敌人攫取利益的工具，他提倡更纯粹的反抗，精神上的，甘地式的，而非行动上的反抗。 萨特则是一个革命者，认为暴力是必要的恶。而直到现实的冲击，暴力走偏，造成了他哲学上的无奈，只好表现的摇摆不定，这种无奈大概是“每个人都是孤立而竞争性”的结果，或者说，这正验证了他的失败哲学观。访谈录结尾，他只可以对未来抱着希望——来自绝望的希望：现在只是漫长演变历史中短暂的一瞬。 尽管这个希望总给人感觉是强行在向乐观靠拢。 看起来，加缪更清流，萨特更重视行动，清流使得加缪可以纯粹，虽然有点超脱世外；重行动让萨特卷入了更大的实体中，但不能左右这个实体的变化。这是孤独者的悲剧，自由的代价，孤独者没有前生后世，在冷冷的现实里。 5 今天读萨特，总有些不合时宜，他离我们好远，比时间上的计量要远，冷战之后的全球化进程太快，来不及定论萨特与加缪的争辩，但问题还在那。目前向加缪的偏向日趋明显，右走的世界更实际，更接近生活，但以生活为理想迟早会丧失理想，爱生活难免对物质上瘾，造就一个愈加庸俗化的世界，醒也无聊，醉也无聊。 2009年汤姆提克威的电影《跨国银行》里有一句台词，"We all have chioces in life, you made yours. Sometimes a man can meet his destiny on the other road he took to avoid it."在这里，好像听到了萨特的语调，回头望月，也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