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真心者则为受压迫者，读《霍小玉传》和《李娃传》
霍小玉传》和《李娃传》要放在一起来看，并不是因为什么“都歌颂了低贱女子对爱情的忠贞，揭露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践踏”，或者什么“都写了唐朝才子佳人的故事，反映了唐朝士人的精神面貌”，这些共产体的文艺评论还要继续践踏中国文艺多久。。。
要放在一起来看，是因为互为补充。读了《李娃传》，才能不骂李益软弱，明白他得知母亲已定下表妹卢氏为亲时“逡巡不敢辞让”其实深可同情。今人以今人之爱情观，骂他竟然一丁点力争的意思都不表示，绝情负心软弱如此。但《霍小玉传》明明白白告诉今人，他胆敢争取，其后果统计规律上很显著，就是他父亲一巴掌拍死。“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还好那毙在此不是死，而是扑倒意思。父亲不知道他为妓女流落街头时，尚还洒泪于亡子，知道亡子没亡，就干脆打死，免得他丢人显眼。为一个妓女丧志？那种大逆不道，轻则不给你寄钱了，重则打死打伤永世不见。唐朝门族、等级观念如此伤筋动骨，谁敢抗争？郑生也算是“消极抗争”了，心中至情，被李娃设计逐出妓院后没有立即写信回家骗父亲讨要些银子，而是情苦念重，抑郁不得出离，故身心颠沛流离。李益也有消极抗争，他假托要为给百万聘礼筹钱，“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他就挨时间。他以为时间可治愈小玉之恨，“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期望”。他不是不力争，而是他非常明白惨局，郑生都浑身溃烂了都。他只是在矛盾中无声地痛苦，虽身未受鞭笞，而心已受千百遍。
当然，今人会说，既然《李娃传》里的郑生可以为李娃亡产败金，连功名都不考了，那么霍小玉的男人就不能放弃些什么？可见还是李益贪心功名，一攀高门，所以负心。说是这样说，说得好像悲剧是由个人的选择中来。但以我愚见，《李娃传》和《霍小玉传》的悲剧，都只是结构性的，还不是个性的。
李益和郑生的行为不同，并不因个性的不同，而因在同一结构的不同位置。李益本就是闻名天下，“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唐史上真有其人的；“先达丈人，翕然推伏”，在唐代科举制度里，社会名声好，有前辈引荐的，阅卷的就会给个高分儿，因为阅卷是不“弥封”的，李益的考前自我营销显然是到位的、成功的。何况李益已经“以进士擢第”，只不过由进士到当官还需要经过“科目选”，已有进士出身身份的，选一科目考合格，才能授官，所以李益有了三年的等待期。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人的本能会让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李益清楚自己在等待之间想要的不过是风花雪月感官富足人生正途之外的游戏，故事第一句就道明了，他内心“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不过是看得起自己的风流，想要一场风流，也因此才会在霍小玉提出“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後玅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於此足矣”时，他感到惭愧。小玉是真爱，可以放弃自己，成全他想要迎娶“五姓女”的门阀地位心，而自己古佛青灯度残生，小玉可以如此至情，豁达，他却只是自矜风调，一场游戏，所以他羞愧。但他清楚自己的前程，只要不搞出什么迎娶前罪臣霍王爷的小女、如今的倡妓的大新闻，就一定会走向人生巅峰。话说回来，有几个人肯为了一个女子，放弃自己的人生巅峰？你会为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就放弃做谷歌的总裁的机会吗？你会为了一个地位卑下但合你心意的女子，就放弃创造阿里巴巴神话的机会吗？人对自我的成就总是有极高的幻想，这可以驱逐其他一切幻想。
相比之下，郑生是什么角色呢，不过是个自小有些聪明、赴京赶考的秀才，顶多是带的钱够他在京城花两年，钱多得让他父亲以为他是“以多财为盗所害”，但前途还未定，声名也谈不上，更因为跟李娃混了一年，也没在科举界用功做自我营销，科举无望了，钱花得也差不多了，对李娃是“倒过去”的情感依附关系。
是郑生需要李娃更多一点，而霍小玉需要李益更多一点。
古今世界一样，谁站在被需要的位置，谁就有主动权。
所以李益选择放弃，李娃选择放弃，李益不看好他和霍小玉的爱情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李娃不看好郑生这个人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其实是这个逻辑。
假若霍小玉也同样不以爱情为首位，那么他和李益，不过是好聚好散，不会有什么悲剧，但恰恰霍小玉当爱情为生命，这才让李益震惊，霍小玉对爱情的那种坚韧不拔让他震惊，因为他没有。
而假若郑生也同样没有那么多情，如果他不是“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而是立即托书给父亲让他寄点钱来，想必他随便编几句话，半年的生活费还是骗得来的，那么他和李娃后来也没有故事了。但他没有，他只是日夜的悲伤，他和霍小玉是一样的，把爱情看得很重呢，即使过去了几个月，仍然在悲戚里，“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
所以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未必总是一方是受害受压迫者而另一方总是强者，未必总是这样，人是从结构中受益还是受害还要看人在其中的态度，对其他人的依附。在《霍小玉传》里女人是受压迫者，而在《李娃传》里男人是受压迫者，其本质是一样，动了真心，产生了依附，因而动真心者成受压迫者。
读了《李娃传》，才能明白一个地位卑贱女子能说出“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的话，真正是“有一仙人，谪在下界”，霍小玉就是仙女一枚，并且她对李益动心了。李娃那样的不过是妖姿要妙，又“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就是有色，有钱，又只为了钱，因为她明白和士人的恋爱是不能当真的，士人们没得势时喜欢她们，得势了就要娶高门贵族的女子，“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李娃一开始就很理智，她肯定不会为了一个郑生这样的人物就像霍小玉那样死去活来的做了厉鬼也不放过李益。
所以李娃的骗郑生，设计逐他出门，也是深刻同情的。但是郑生对她动心了，已经到心愿和她有子嗣的地步了，所以李娃可以用“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的借口轻易地骗得他流落街头。
还是那句话，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霍小玉传》里，压迫者李益终受内心折磨。《李娃传》里，郑生其实和霍小玉一样，个性的结局本该是为情死的，但是白行简对他大概有十万分的同情，让他和李娃在雪夜乞食相逢，李娃感其至情，终对他“晨昏得以温凊，某愿足矣”，压迫者李娃终于救赎了罪过。
《李娃传里》两情在磨难之后，其父因她于他有恩而诚意赞成婚事，其实还是结构性的。如果霍小玉不死，将来战乱中救李益，李益也可感念其恩情，说服他父母。所以终究，两个故事是同样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也可成同一种结构性的喜剧。
结构还是那个结构，唐朝的门阀观念之下士大夫和倡妓之间的爱情。能使这一结构有故事的，必有宁为情而死的个性。但悲剧之因，不因个性，而因结构；而悲剧里，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
但居然到最后，《李娃传》不但不称赞郑生至情，还赞李娃“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也不知道唐朝士族的思维是怎么回事，反正明朝冯梦龙是明眼人，在《情史》里转录《李娃传》为《荥阳郑生》并文后曰：“世览《李娃传》者，无不多娃之义。夫娃何义乎？方其坠鞭流盼，唯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唯恐生之不固。乃至金尽局设，与姥朋奸，反唯恐生之不去。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幸生忍羞耐苦，或一旦而死于邸，死于凶肆，死于箠楚之下，死于风雪之中，娃意中已无郑生矣。肯为下一滴泪耶？绣襦之裹，盖由平康滋味，尝之已久，计所与往还，情更无如昔年郑生者，一旦惨于目而怵于心，遂有此豪举事耳。生之遇李厚，虽得此报，犹恨其晚。乃李一收拾生，而生遂以汧国花封报之。生不幸而遇李，李何幸而复遇生耶？”
说了这么多哦，其实就一个理，《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并没有个性的悲剧，只有结构性的悲剧，唯独一种个性，是用情至深的个性，但但凡是个爱情故事，也必然须有用情至深之人，所以也不算什么个性，所以这两个唐传奇，终究是结构性的悲剧，是唐朝士大夫阶层对科举、门族的痴心，是一个时代对于成功的幻念可以抹杀一些美好的东西，而时代对人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多，让人无法抗拒。放到如今，这样结构性的悲剧也还是有，但是少了，毕竟时代人口流动特别大，你想要逃脱亲朋好友的品头论足是很简单，迁徙，到北上广，到其他二线城市，一份工作，结婚生子，过年可以不回家，一年不回家，十年不回家，接父母亲人来玩一玩就行了，谁也不要管谁太多，更何况，也管不着，大家不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不过一年见一回，过过嘴瘾，多问你几句，社会习俗的压力已经不是制度性的束缚了，你怎么想，怎么看，全凭自己个性，总盯着负面看的，就骂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但其实都是个性的问题。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都应该归结为个性的问题，但这个时代的文艺还十分钟情于结构性的问题。电视剧里演的全都是什么天帝、皇帝、王公贵族，和什么民间女子，或者家族关系一定要嫁给别人的女子之间的情愁，那些社会结构而致的悲剧的确深恸人心，但这个时代不同了，人格个性的不同、所致的选择不同、结局不同甚至悲喜剧的差别，应该有更加触动灵魂的力量。是的，这个时代的中国开始讲灵魂了，个体了，也应该多一些关于个体人格、选择的悲喜剧成为主流了，不要再让那些成为小众文艺片了。
要放在一起来看，是因为互为补充。读了《李娃传》，才能不骂李益软弱，明白他得知母亲已定下表妹卢氏为亲时“逡巡不敢辞让”其实深可同情。今人以今人之爱情观，骂他竟然一丁点力争的意思都不表示，绝情负心软弱如此。但《霍小玉传》明明白白告诉今人，他胆敢争取，其后果统计规律上很显著，就是他父亲一巴掌拍死。“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还好那毙在此不是死，而是扑倒意思。父亲不知道他为妓女流落街头时，尚还洒泪于亡子，知道亡子没亡，就干脆打死，免得他丢人显眼。为一个妓女丧志？那种大逆不道，轻则不给你寄钱了，重则打死打伤永世不见。唐朝门族、等级观念如此伤筋动骨，谁敢抗争？郑生也算是“消极抗争”了，心中至情，被李娃设计逐出妓院后没有立即写信回家骗父亲讨要些银子，而是情苦念重，抑郁不得出离，故身心颠沛流离。李益也有消极抗争，他假托要为给百万聘礼筹钱，“事须求贷，便托假故，远投亲知，涉历江、怀，自秋及夏”。他就挨时间。他以为时间可治愈小玉之恨，“生自以辜负盟约，大愆回期，寂不知闻，欲断期望”。他不是不力争，而是他非常明白惨局，郑生都浑身溃烂了都。他只是在矛盾中无声地痛苦，虽身未受鞭笞，而心已受千百遍。
当然，今人会说，既然《李娃传》里的郑生可以为李娃亡产败金，连功名都不考了，那么霍小玉的男人就不能放弃些什么？可见还是李益贪心功名，一攀高门，所以负心。说是这样说，说得好像悲剧是由个人的选择中来。但以我愚见，《李娃传》和《霍小玉传》的悲剧，都只是结构性的，还不是个性的。
李益和郑生的行为不同，并不因个性的不同，而因在同一结构的不同位置。李益本就是闻名天下，“丽词嘉句，时谓无双”，唐史上真有其人的；“先达丈人，翕然推伏”，在唐代科举制度里，社会名声好，有前辈引荐的，阅卷的就会给个高分儿，因为阅卷是不“弥封”的，李益的考前自我营销显然是到位的、成功的。何况李益已经“以进士擢第”，只不过由进士到当官还需要经过“科目选”，已有进士出身身份的，选一科目考合格，才能授官，所以李益有了三年的等待期。他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人的本能会让自己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李益清楚自己在等待之间想要的不过是风花雪月感官富足人生正途之外的游戏，故事第一句就道明了，他内心“自矜风调，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不过是看得起自己的风流，想要一场风流，也因此才会在霍小玉提出“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迨君壮士之秋，犹有八岁。一生欢爱，愿毕此期。然後玅选高门，以谐秦晋，亦未为晚，妾便舍弃人事，剪发披缁，夙昔之愿，於此足矣”时，他感到惭愧。小玉是真爱，可以放弃自己，成全他想要迎娶“五姓女”的门阀地位心，而自己古佛青灯度残生，小玉可以如此至情，豁达，他却只是自矜风调，一场游戏，所以他羞愧。但他清楚自己的前程，只要不搞出什么迎娶前罪臣霍王爷的小女、如今的倡妓的大新闻，就一定会走向人生巅峰。话说回来，有几个人肯为了一个女子，放弃自己的人生巅峰？你会为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就放弃做谷歌的总裁的机会吗？你会为了一个地位卑下但合你心意的女子，就放弃创造阿里巴巴神话的机会吗？人对自我的成就总是有极高的幻想，这可以驱逐其他一切幻想。
相比之下，郑生是什么角色呢，不过是个自小有些聪明、赴京赶考的秀才，顶多是带的钱够他在京城花两年，钱多得让他父亲以为他是“以多财为盗所害”，但前途还未定，声名也谈不上，更因为跟李娃混了一年，也没在科举界用功做自我营销，科举无望了，钱花得也差不多了，对李娃是“倒过去”的情感依附关系。
是郑生需要李娃更多一点，而霍小玉需要李益更多一点。
古今世界一样，谁站在被需要的位置，谁就有主动权。
所以李益选择放弃，李娃选择放弃，李益不看好他和霍小玉的爱情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李娃不看好郑生这个人在自己人生中的位置，其实是这个逻辑。
假若霍小玉也同样不以爱情为首位，那么他和李益，不过是好聚好散，不会有什么悲剧，但恰恰霍小玉当爱情为生命，这才让李益震惊，霍小玉对爱情的那种坚韧不拔让他震惊，因为他没有。
而假若郑生也同样没有那么多情，如果他不是“生怨懑，绝食三日，遘疾甚笃，旬余愈甚”，而是立即托书给父亲让他寄点钱来，想必他随便编几句话，半年的生活费还是骗得来的，那么他和李娃后来也没有故事了。但他没有，他只是日夜的悲伤，他和霍小玉是一样的，把爱情看得很重呢，即使过去了几个月，仍然在悲戚里，“每听其哀歌，自叹不及逝者，辄呜咽流涕，不能自止”。
所以在同一个社会结构里，未必总是一方是受害受压迫者而另一方总是强者，未必总是这样，人是从结构中受益还是受害还要看人在其中的态度，对其他人的依附。在《霍小玉传》里女人是受压迫者，而在《李娃传》里男人是受压迫者，其本质是一样，动了真心，产生了依附，因而动真心者成受压迫者。
读了《李娃传》，才能明白一个地位卑贱女子能说出“不邀财货，但慕风流”的话，真正是“有一仙人，谪在下界”，霍小玉就是仙女一枚，并且她对李益动心了。李娃那样的不过是妖姿要妙，又“与通之者，多贵戚豪族，所得甚广，非累百万，不能动其志也”，就是有色，有钱，又只为了钱，因为她明白和士人的恋爱是不能当真的，士人们没得势时喜欢她们，得势了就要娶高门贵族的女子，“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李娃一开始就很理智，她肯定不会为了一个郑生这样的人物就像霍小玉那样死去活来的做了厉鬼也不放过李益。
所以李娃的骗郑生，设计逐他出门，也是深刻同情的。但是郑生对她动心了，已经到心愿和她有子嗣的地步了，所以李娃可以用“与郎相知一年，尚无孕嗣。常闻竹林神者，报应如响”的借口轻易地骗得他流落街头。
还是那句话，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霍小玉传》里，压迫者李益终受内心折磨。《李娃传》里，郑生其实和霍小玉一样，个性的结局本该是为情死的，但是白行简对他大概有十万分的同情，让他和李娃在雪夜乞食相逢，李娃感其至情，终对他“晨昏得以温凊，某愿足矣”，压迫者李娃终于救赎了罪过。
《李娃传里》两情在磨难之后，其父因她于他有恩而诚意赞成婚事，其实还是结构性的。如果霍小玉不死，将来战乱中救李益，李益也可感念其恩情，说服他父母。所以终究，两个故事是同样一个结构性的悲剧，也可成同一种结构性的喜剧。
结构还是那个结构，唐朝的门阀观念之下士大夫和倡妓之间的爱情。能使这一结构有故事的，必有宁为情而死的个性。但悲剧之因，不因个性，而因结构；而悲剧里，动真心者是受压迫者。
但居然到最后，《李娃传》不但不称赞郑生至情，还赞李娃“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也不知道唐朝士族的思维是怎么回事，反正明朝冯梦龙是明眼人，在《情史》里转录《李娃传》为《荥阳郑生》并文后曰：“世览《李娃传》者，无不多娃之义。夫娃何义乎？方其坠鞭流盼，唯恐生之不来。及夫下榻延欢，唯恐生之不固。乃至金尽局设，与姥朋奸，反唯恐生之不去。天下有义焉如此者哉！幸生忍羞耐苦，或一旦而死于邸，死于凶肆，死于箠楚之下，死于风雪之中，娃意中已无郑生矣。肯为下一滴泪耶？绣襦之裹，盖由平康滋味，尝之已久，计所与往还，情更无如昔年郑生者，一旦惨于目而怵于心，遂有此豪举事耳。生之遇李厚，虽得此报，犹恨其晚。乃李一收拾生，而生遂以汧国花封报之。生不幸而遇李，李何幸而复遇生耶？”
说了这么多哦，其实就一个理，《霍小玉传》和《李娃传》并没有个性的悲剧，只有结构性的悲剧，唯独一种个性，是用情至深的个性，但但凡是个爱情故事，也必然须有用情至深之人，所以也不算什么个性，所以这两个唐传奇，终究是结构性的悲剧，是唐朝士大夫阶层对科举、门族的痴心，是一个时代对于成功的幻念可以抹杀一些美好的东西，而时代对人的条条框框如此之多，让人无法抗拒。放到如今，这样结构性的悲剧也还是有，但是少了，毕竟时代人口流动特别大，你想要逃脱亲朋好友的品头论足是很简单，迁徙，到北上广，到其他二线城市，一份工作，结婚生子，过年可以不回家，一年不回家，十年不回家，接父母亲人来玩一玩就行了，谁也不要管谁太多，更何况，也管不着，大家不再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不过一年见一回，过过嘴瘾，多问你几句，社会习俗的压力已经不是制度性的束缚了，你怎么想，怎么看，全凭自己个性，总盯着负面看的，就骂这个社会压力太大，但其实都是个性的问题。这个时代有很多的故事都应该归结为个性的问题，但这个时代的文艺还十分钟情于结构性的问题。电视剧里演的全都是什么天帝、皇帝、王公贵族，和什么民间女子，或者家族关系一定要嫁给别人的女子之间的情愁，那些社会结构而致的悲剧的确深恸人心，但这个时代不同了，人格个性的不同、所致的选择不同、结局不同甚至悲喜剧的差别，应该有更加触动灵魂的力量。是的，这个时代的中国开始讲灵魂了，个体了，也应该多一些关于个体人格、选择的悲喜剧成为主流了，不要再让那些成为小众文艺片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