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布朗肖：永远在外部

（《社会科学报》 2017-02-09 1545期 “人物” ）

在中国，对布朗肖系统而有深度的译介和研究，始于他去世之后。德里达在那篇著名的挽词《永别了，列维纳斯》中提到列维纳斯和布朗肖的友谊时说：“对我们大多数人，特别是对我本人，这种绝对忠诚，堪称楷模的思想友谊，布朗肖与列维纳斯之间的友谊，乃是一份恩典，一件礼物；出于不止一种理由，它仍然值得我们这个时代的祷告，它是一个幸运的事件，也是降临在那些能有幸成为他们二位中任何一位的朋友的人的祝福”，这为我们认识布朗肖和当代法国思想界的关系打开了一个窗口。

稍微了解一点法国思想界的人，说起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罗兰·巴特、德里达，大概都觉得耳熟能详。然而莫里斯·布朗肖才是二十世纪法国思想文化界真正神秘的隐士，他的思想影响了上面罗列的这些享有巨名的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个被称为“深渊的回响”的存在。他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吗？但他的文本中充满了自相矛盾，他还爱写小说。他是一个文学家吗？可是他文字中的玄想选超过一般哲学家的思考范畴。米歇尔·福柯甚至公开表达对布朗肖的迷恋，他曾对朋友说，年轻时梦想成为布朗肖，并因此一直模仿他的行文方式、语言习惯，以及思维模式。对国内的读者来说，布朗肖的形象始终是暧昧不明的，正如他的文辞艰深晦涩，总是让读者在难以准确理解之后顿生退却之心。意大利哲学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就曾在一次讲座中坦言：“我读过布朗肖，但不知道如何使用他”，这是大部分读者的困惑。在我们对哲学粗浅的认识和期待中，哲学家，或者说思想家的理论应该是完整的、有体系的概念集合，然而布朗肖打乱了写作的固有习惯，他反理论反规则，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反写作。他用消解语言、写作、文学的意义的方式，实际上向读者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正确的写作和阅读的态度，它不应当局限于任何一种文体和形式，它应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外部世界，作者连同写作一起匿名，其目的就在于去除经验，还原一个语言所独立构成的自身的意义世界。

碎片化：“隐蔽的”语言的介入

布朗肖对语言的思考是贯穿在其所有作品之中的，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小说、文学评论还是时政文章，作者最后的关注点都汇集在了同一个问题上：语言。布朗肖的早期写作是从文字的物质属性（materiality）的角度来理解语言和文字的，例如它们的声音、形状与韵律。1943年，在他首次发表的文章《诗与语言》（Poetry and Language）中，有如下言论：

假如活跃的生活习惯和决心真的能够发挥作用，把日常语言里的所有物质实在性都清除出去的话，我们便十分能够理解为何诗人要拒斥这种语言了。我们同样理解，诗人希望恢复语言自身的价值，他想把它变成可见的，他想把它从所有试图消灭它的东西那里带开。即便如此，假设诗歌真的必须关心文字里所有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专注于图像、数字、韵律、音节的轮廓(contour of syllable)，那么我们仍然要问，想要以如此方式存在的一种语言，它的复兴(resurrection)究竟意图为何?

此后，他对文字的物质性的强调，经由黑格尔的否定性概念得到发展后，进入到一种关于文字之内核的缺席的思索之中。从表面上来看，语言作为中介，它首要的状态即是“在场”，尤其是文字的物质性在场，应当是其最本质的属性。我们进行阅读这一活动，文字绝不可能消失不见，它逗留下来，作为传达作者思想的武器。

但布朗肖在追求语言的理想状态时，逐渐发现了文字存在的矛盾所在。从语言的信息模式出发，布朗肖看到了语言的两种理想状态。一种是内心的思想独白，另一种是日常所使用的简单的标记。前者，心灵与自己直接交流，不需要借助任何外在介质，十分纯粹；而后者，有助于肃清日常交流的所有暧昧和含混不明的地方。由此看来，文字（或是语言）反而成了是传递信息的障碍，由于不能反映交流者的意图，而造成了困惑和混乱。根据这种观点，“倘若心灵之间能有一种直接的交流，倘若存在一种纯粹的语言，那么文字所造成的坏影响就能被减到最少。”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一种纯粹的语言，而当语言不再只是表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它的意图又指向什么?

如果说在早期与萨特关于文学语言的论争中，由于布朗肖尚名不见经传，导致他的许多思想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么此后他也始终不曾放弃追寻这种纯粹的、自然语言。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明确指出：语言具有双重状态——自然状态和本质状态。“自然的言说‘与事物的实在有关’。‘叙述、说明，乃至描绘’使事物在场，‘表现出’它们。本质的话语却使事物远离我们，使事物消失”。自然状态，指的是语言的天然状态，即所谓“原初语言”，声音的或文字的；而本质状态指的是语言的抽象状态，也即思维的或观念的。布朗肖认为：“言语（speech）具有一种不仅能够再现而且能够毁灭的功能。它致使事物消失不见，它让客体不在场，它把它消灭掉。” 一方面，命名把词语变成了实在的概念，同时也把不可见变成可见，另一方面，话语又将实在变为精神，将可见之物重新转变为不可见之物。因此，布朗肖说：“去言说本质上就是去将可见之物转变为不可见之物；……去言说就是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于其中词语需要空间去回荡和被听到，……里尔克曾在一篇法文文章中写道，‘如果不是靠创造不在场和不可见的语言，人们又怎么能够承担和拯救可见之物呢？’”然而随之产生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话语的缺失也暗示了“介入”的概念并非踏入此意识领域的唯一路径。去言说让人们陷入沉默而无话可说，言说者们无力也无意呈现一段哪怕只是短暂的思想演变的历史，更不用说某一阶段的理论之全貌了。而其他存在物又想通过言说成为存在，如布朗肖所言：“语言不再是某人的语言，于其中无人讲话。……相反，好像是语言自身在言说自己”。

正是这样一种在布朗肖看来是“隐蔽的”语言，不仅仅在它已经超出的“不可理论化”的全体性中，而且也如同隐匿在矿山、洞穴的地方，在这些地点中，语言化作了物件，内部成了外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运用语言来解密语言成了一种必要。也正是基于此，从战后结构主义的思潮中涌现出来的哲学家，他们口中有关语言的认识，总是和别的思想（符号学、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紧密地交织起来，语言是重复和生产，也是责任和判断，语言它关乎一切。而这一切的碎片，即是文字，文字所标记的每一个瞬间，是为了让读者在复燃的阅读欲望中，寻找用写作来抵抗一切的可能。

《灾异的书写》：写作还是沉默？

语言是写作得以实现的媒介，然而物质化的文字形成的物质化的文本，却是布朗肖表达沉默的一种方式。在《文学空间》中他如此说道：“诗歌——文学——似乎与某种不能中断的话语相连，因为这种话语并不说话，但它存在。……然而，诗人是听到了这种的话语的人，他使自己成为这一话语的聆听者和中介者，他通过言说这一话语而使之沉默无声。”在写作还是沉默之间，作家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索，直到晚年他的一部格言式、碎片化的文论集《灾异的书写》问世，终于向人们传达了一种态度。

《灾异的书写》主要涉及布朗肖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灾异、词源学等的思考，其中同样延续了他多年来对文学、书写、死亡的关系的深刻思考，他坚持用“书写”来表达一种他认为无法用文字来理解的问题，这是他的魅力所在，也是他带给读者的折磨。作者把奥斯维辛当作灾异，那么，灾异是什么？“灾异是一种馈赠。”它不是我们预先思考征兆就可以避免的对象，灾异总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外。我们试图理解灾异，灾异却剥夺了我们思考的权利。但是灾异对我们来说，又有一种意外的温柔，因为它总是不和我们同处在一个时代，它可能让你感受到某种威胁，然而这威胁总体来说是友好的。这是灾异作为一种中性意义存在的特点，它伴随的结果，是藏匿和遗忘，不留一丝记忆。正是为了灾异造成的“缺席”和沉默，作家开始了他艰难的书写。在这本书中，以对奥斯维辛的思考为主调，布朗肖弹奏出了一曲有关写作与沉默的变奏。

沉默是书写的必要。为什么？这是布朗肖与维根斯坦相反的地方。沉默是语言发出之前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布朗肖那里，他会说出人们所不能说的事情，而正是出于此，“书写发现其资源和必要”。比如婴儿、流着口水的人、傻子、流眼泪的人，甚至那些站不住的、会倒下的人，他们一个字也说不出，他们可能离不断流动的话语更近，却离那些足以持久保持的写作更远，从这个意义上说，布朗肖完成了这些人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被书写的沉默，是沉默者思考的产物。没有人能看得见他们，甚至他们自己。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堆成金字塔形状的死去的匿名的脸，是灾异带来的藏匿，是整个集中营平静的沉默。这些面容无法看见自己，无法言说自己，通过写作，布朗肖提醒我们注意，这些被摧毁的人已经失去了外在形象，化作隐形，即使人们看见他们，或者他们在言说，也只能通过他者的声音，永远都在他们自己之外的某种声音。而这声音，却常常是在责备、质疑，强迫他们对曾在无意识中承受的沉默的厄运负责。那么布朗肖是在为这些不能的言说的面容代言吗？他并未做出这样简单的说明。但当他反复强调自己“凭借语言的丧失来言说”时，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他的一种意图：写作对抗遗忘，写作是让沉默发声的唯一途径。

或许有人会说，在布朗肖的文本中，语言并不一定能反映表述对象。如果我们承认，哲学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本体论”哲学――近代“认识论”转向――现代“语言学转向”的演变过程。那么在布朗肖这里，语言经由语言学转向，在反思了语言的本质之后，语言实际上获得了空前的地位。众所周知，布朗肖对语言的反思主要是经由马拉美的诗歌。布朗肖认为，语言和对象之间永远存在着空白，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文本没有办法再现或还原现实。基于此，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是他所关注的对象。

语言表述的对象是什么。先来听听巴塔耶的看法吧：“布朗肖的作品具有一个唯一的对象，那就是沉默，并且，作者的确让我们听到了沉默，几乎就像威尔斯让我们看见了他的隐身一样。”（《沉默与文学》）布朗肖在《来自墓外的目光》中也说：“最深刻的言论正出自于那种源于言说不可能性的眩晕”，我们在《灾异的书写》中也能够看到，言论的动机以及它的单一的主题，源自其自身的不可见性和不可能性。记述不是对叙事事件的叙述，而是事件本身，是对事件的接近，事件被迫发生之地。书中涉及的大多数事件都早已被作者的前人书写、分析过了，因此新鲜感并不是它所追求的东西。它追求的，更像是在和平年代里回忆远古战场：带着一点点的全知视角和难以磨灭的激情，其本意是提醒。

集中营，象征着一个不可见的过去，然而正是它自身的这一性质，让它超越世界，呈现在永远可见的历史中。这里没有上帝的拯救，只有对一系列价值被摧毁的现状的忍耐：“双重的忍耐……可说的，不可说的忍耐。”然而真实的情况总会更恐怖，比那些经历过生死的人的描述更悲惨。布朗肖提到奥斯维辛里的一个年轻的囚犯，他被免去同尸体接触的义务，却要在纳粹党卫军执行枪决的时候，固定好犯人的头以便刽子手能更容易地将子弹射进脖子里。而他用观察人在面临死亡时的一举一动的方法来抵抗内心的恐惧。作家的写作就如同生还者的回忆，无限接近，但永远无法重现。唯有用书写，提醒大家保持无限的警醒，同时不忘死者的无辜受难。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些灾难，正如语言无法完美地叙述。文学作为见证都是不可能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要忘记，而同时你将永不知晓”，写作的魅力，隐藏在历史无法言传的苦难与秘密之中。

布朗肖的晚期作品总是充满了列维纳斯式的伦理思想以及对他者的责任问题。《灾异的书写》中作家反复提到“责任”。布朗肖对“责任”的看法是矛盾的，正如他一贯的矛盾想法那样。关于灾异或灾变事件的思考，这不是作家的独创，这起码在历史学领域应当成为一个反思的主题。然而布朗肖关注的是思考灾异的效用和方式。如果关于灾异的思考在本质上没有消灭思考，那么只会让人们对于这种思考会给生活带来的后续结果不再忧虑。更简单地说，就是思考仅仅成了沉默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并且是一种不以话语表现出来的沉默。

那么作家对灾异的思考背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提醒，或者说警惕。如果用纯粹的历史学的眼光来看，那么就像不久前科大卫在接受新书《明清社会和礼仪》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不管你如何处理，历史不会跑掉。即使你想办法遗忘，它也在你的深处控制住你。历史不是在你以外的一个东西。”事实上，遗忘总是走在记忆前面。于是，作家由思考到写作，都是出于一种“必须”，必须要这么做，必须要不停地这么做。要提醒记忆的过度缺席，要警惕历史的不停毁灭。布朗肖的书写因此而承担着无言之人性的沉默，在那个迫近却又遥不可及的过去，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在场，在事件里，在集中营里，在最后时刻的平常日子里。我们看着，我们思索着，直到“沉默取代不了它，只剩下不再知道怎么闭嘴”。

布朗肖在关注灾异的同时，也关注死亡。死亡，是集中营的常态，书写，则在另一个维度，和死亡成为朋友。他论及卡夫卡，曾表达过书写与死亡的关系，唯有在死亡面前自制，并与死亡建立主宰关系时，书写才是可能的。若在死亡前失态，失控，那么死亡便从笔下的字词抽离，书写者不再书写，而是呐喊，是一种没人听见或者感受的笨拙、混乱的呐喊。正是面对死亡时的冷静，使得布朗肖更能清楚地透过他的描述对象们维持一个清醒的视线。他清楚，“欲使作品表达更多东西的人将一无所获，他会发现作品不表达任何东西。”依赖于作品而生活的人，或是为创作，或是为阅读，都属于那个只表达存在这词的东西的孤独。

写作的价值是“思考”

在布朗肖的作品中，无论是他对自己还是对他者文本的分析，我们都读不到他对文本价值的评判，他关注文学（或者说文字）的可能性本身，而从不发出哪位作家更优秀、哪部小说更好这一类的断言。“写作就意味着使自身成为那无法终止的言说的回声”，这是他将写作和作家严格区分的态度，不过，在这句话之后，布朗肖接着说道，“由于其不能终止，为了能够成为其回声，我必须要以某种方式使其沉默”。

为何“不能终止”？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作家的一种暗示。他的那种似乎抛掉了一切言说的意义的语言，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激情和欲望的表达。所以布朗肖不断发问，“为什么依然需要一本书”、“为什么依然有这些书”，身为不停说话的存在者，我们已经永远被剥夺了同历史直接对话、沟通的机会，书（即文学、写作）为我们提供建立某种关系的机会，而“思考”，是我们对这一馈赠的唯一回礼。布朗肖告诫人们：“学习带着痛苦思考。”思考看似是即时的，但它却和研究相关联，必须要思考，必须创造一切易于思考的条件，并始终警惕，要有超越一切的警觉。这种又思考而带来的警觉，是言语之后的沉默，也是沉默背后的永恒。

在布朗肖的著作勒口上，通常都有他的自我介绍：“莫里斯·布朗肖，小说家和批评家，生于1907年。他的一生完全奉献于文学以及属于文学的沉默。”在《灾异的书写》中，布朗肖也说：“不读，不写，不说，然而借由这三种方式我们可以避开已经说出的、避开学问、避开理解，并进入到一个未知的空间，一个不幸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给出的东西也许不会为任何人所接受。灾异的慷慨。生命，死亡在那里都已经被越过。”虽然字里行间充斥着拒绝，但穿透拒绝的表面，读者却感受到一股真挚的反抗的真情。1944年6月，正如他在文本《我死亡的瞬间》中或真或假地描述的那样，布朗肖差一点就被纳粹行刑队枪决。在生命的晚年，他不断撰文反对知识界对法西斯主义的亲近，尤其是反对海德格尔战后在大屠杀事件上的沉默。巴塔耶是这样评价布朗肖的：“莫里斯·布朗肖不属于被广泛阅读的法国作家，（但）他是其时代最为独特的思想家。……他已经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存在的视域之内最为奇特的视角和最为匪夷所思的事物。”或许我们还可以说，布朗肖用行动来实践他的作品风格、语言风格，他隐秘的生活正如他令人抓不住的文字，总是外在于我们，如一双无形的手，邀请我们超越视觉与听觉的范围、跨越认识与能力的局限，奔向光明之前那深邃的暗夜，在那里，人听到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