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界:从启蒙走向末路?
过界:从启蒙走向末路?
赵松
“那么,这简直是一个墓场了。”
“我们就这样吊在海水下面的陆地与天空之间,犹如树枝上挂着的一个干果,或者是池水上漂浮的一片叶子。”
这并不是对话,而是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启蒙之旅》的两位主要人物——贵族青年塔尔伯特和年轻牧师科利,乘那艘“守护者”号破旧军舰进入大海之后,以不同的心境分别写下的两句话。前者出自塔尔伯特为爵爷教父记下的航海日志,后者则出自科利写给姐姐的信。它们之所以放在一起毫无违和感,甚至还有某种默契的意味,是因为它们从各自的角度早早地就预示了整部小说的死亡基调。
戈尔丁为这部小说设置的时代背景,是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发起的英法海战的后期。尽管小说发生的空间是那艘破旧得令人无语的军舰,但从始终都没有发生任何意义上的海战。真正的考验,跟所有航海的舰船一样,只是海上的狂风巨浪,以及恶劣的天气。“守护者”号军舰的目的地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新西兰的对跖岛。这艘满载士兵、水手、禽畜以及去殖民地谋求新生活的一些乘客。在漫长得注定枯燥乏味之极的航行中,在臭气熏天的战舰空间里,在时而暴风骤雨大浪滔天、时而风平闷热航行近乎停滞的交替折磨中,因无聊与欲望发生的各种庸俗龌龊之事其实都不令人意外,唯一的意外,就是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年轻牧师科利之死。
漫长的航海过程中,在连医生都没有配备的军舰上,人人都知道死人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但在戈尔丁的这部小说里,死的是个牧师。他的死因直到最后结尾部分才被揭开谜底,不善饮酒的科利是被人恶意灌醉并遭受性侵之辱后在绝望中死去的。随着一位被称为浑身长满耳朵和眼睛的仆人惠勒也神秘失踪,随着由舰长安德森发起的草草进行的调查、审讯最终不了了之,细心的读者才会意识到,这其实几乎就是一场蓄意安排的谋杀!这个念头猛然浮现的时候,读者会恍然发觉,这个结果简直就像戈尔丁事先埋好的炸弹,前面近乎四分之三的篇幅,三叠式结构,都只是引线,它一直在悄无声息地燃烧着,也正因如此,那炸弹最后的突然爆炸才会如此的令人震惊。这种震惊会让人不得不重新回味审视之前所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仿佛小说的结尾忽然变成了谜一般的开篇。
戈尔丁到底要干什么呢?对于见惯了麦尔维尔、康拉德式海洋小说“大场面”的读者而言,在打开《启蒙之旅》这样一部风格“古怪”的作品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找不到一个能够让他产生传统阅读快感的自然切入的“点”。毫无疑问,戈尔丁巧妙戏仿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约翰-斯特恩的笔法所叙述描绘的十九世纪初的海上航行,尽管多的是庸俗无聊之人、乏味污秽之事,却又充满了活力且颇多黑色幽默的意味。关键是他为你营造了一种极强的带入感,仿佛你就在那艘破军舰上,跟主人公塔尔伯特一样以不屑的冷眼旁观每天所发生的一切,跟他一道体验着海上风浪颠簸之苦,同时又充满贵族优越感地以嘲讽的眼光不时审视着舰上的众生相,尤其是那个年轻牧师如何在倍受排斥与蔑视的处境中如何苦苦煎熬。你会跟塔尔伯特一样,觉得这位神职人员幼稚、脆弱、可笑而又可怜,会在他遭受莫名侵犯之后抱以同情之心,甚至想着要为他伸张正义。
但,戈尔丁花费如此多的笔墨用复杂精微的构思所要呈现的,可不是什么意在惩恶扬善的道德训戒,也不是对专制与暴力的批判,更不是对人性之光的呼唤。身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戈尔丁试图完成的,其实是跟他在早期成名作《蝇王》中所做的非常相似,就是将人置于非常之境后的一场考察精神与灵魂异常化的实验。但这实验却并非是游戏式的,而是复杂寓言式的。
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戈尔丁为小说设置的矛盾是多层次的而且是相互交错的。从表层来看,首先是“野蛮”与“文明”的矛盾。作为一块漂浮在大海上的飞地的最高长官,冷酷无情的舰长安德森所代表的是长期远离社会期间的一种因为人格扭曲导致的野蛮专制状态。舰上唯一能跟他抗衡的,就是背景深厚的年轻贵族绅士塔尔伯特所象征的传统权力。出于对塔尔伯特背后爵爷与总督权势的顾忌,舰长并不敢贸然与这位年轻人发生直接的冲突,只能敬而远之。而塔尔伯特尽管享受了舰上最高的礼遇与行动自由度,却也不能奈舰长何。即使是最后舰长亲自为他揭开了牧师科利受辱死亡案的一角,他也不得不接受现实,颇为被动地成为谎言的共谋、作伪证者。在将牧师科利的死因归于“低热病”的文件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其次是贵族与平民的矛盾。出身贵族且借势权贵正轻松走上荣华之路的塔尔伯特,从一开始跟舰上的大多数下层平民就是格格不入的。他厌恶他们的粗俗、从里到外觉得他们肮脏之极,即使在无聊之极时把舰上最漂亮的女人搞上手,也会视之为人尽可夫的妓女,弃之如蔽履。面对倍受舰长及一干人等排斥压迫的年轻牧师科利时,尽管他也本能地出于正义感和同情心试图加以援手,甚至想要以一己之力揭开命案真相,但实际上在他眼中,科利只不地是个可怜的小丑。
其三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虽说塔尔伯特跟科利出身不同、处境不同,但不得承认的是,他们都是胸怀某种理想奔向那个遥远的新世界的。塔尔伯特想要走上成功的仕途,而科利则是要成为受人尊敬、为人的信仰和灵魂操心的牧师。这两位涉世都不深的年轻人虽然命运截然相反,但在这次海上之旅的过程中无疑又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他们的那点理想都被残酷野蛮的暴力现实中碎成了粉末。所不同的是,塔尔伯特看到的是人性的泯灭,而科利目睹的则是神性的沦丧。
其四是自我人格分裂的矛盾。安德森舰长为人冷酷残忍且专制,这固然跟他的家世变故以及个人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他竟然还是个狂热的植物爱好者,在军舰行使权力时的他,跟沉浸在自己的小植物园里的他,简直就是彼此分裂隔绝的两个人,一个焦躁易怒充满仇恨,一个安静自在对一花一草皆有深爱,可是此二者竟然会毫不通融、互不影响。牧师科利无疑是个极为虔诚、尽管柔弱却不乏勇气的天主教徒,即使在那种尴尬难堪且危机四伏的处境里,他仍然敢于传经布道,企图拯救人们堕落的灵魂。可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潜藏着古希腊式异教偶像崇拜意识,尤其是导致其最后悲剧的,在“一群紫铜色皮肤的年轻兄弟”中看到了“一个细腰、细臀,可是阔肩的‘海神之子’”比利-罗杰斯,并为之产生心醉神迷的冲动。
正如科利所言,这是一艘没有神的船。当是时,启蒙主义的影响在普通人层面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人的宗教社会与信仰的不断瓦解,以及对世俗欲望的放纵与沉湎。这种现实状况的影响同样波及到自认信仰坚定的科利的内心深处。对他的信仰来说,神当然是无所不在的,可是,当他激愤地指出神不在这艘破旧肮脏而又野蛮专制的军舰上时,却没有意识到,这恰恰暴露出其信仰的脆弱在本质上跟那些不信神的人并无差别,仅仅是军舰上的这个小世界里发生的恶事,就足以让他认为有神不在之处,而这才是他最后精神崩溃乃至信仰逆转的真正根源。如果我们称这种逆转也是一种觉醒的话,那么这种觉醒却注定是毁灭性的。在科利心里,结果并不是一种新的信仰取代了旧的,而是相当于用一种本质脆弱的狂热激发了另一种丧失理性的狂热,结果二者相互撞击,就像火星撞地球,同归于尽。
本书英文名是“Rites Passage”,直译的话,应是“过界仪式”。对应书中内容,不难理解何为“过界”。一船人从英格兰驶向新西兰,是过界。船上人们的渎神,是过界。有着虔诚信仰的牧师科利迷上了“半神”比利-罗杰斯也是过界。最后他所遭受的凌辱则更是过界。而这所有的过界,合在一起,以科利的海上葬礼和他死后在船上诞生的婴儿的洗礼仪式告终,而主持葬礼和洗礼仪式的,正是制造科利死局的安德森舰长,这位不信神的、憎恨教会的“恶人”。还有比这更具象征意味的么?或许,由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译者选择将书名大跨度引申意译为“启蒙之旅”,而不是直译为“过界仪式”。译者应是在反复揣摩作者写作此书意图的基础上做出这个选择的。戈尔丁写这本小说,难道不是为了揭示这样一个残酷事实:认为“启蒙时代”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时代显然是个巨大的错觉,现代工业文明无可救药的破坏式发展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足以颠覆对“启蒙”的任何辩护。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之旅”与其说是人类的“光明之旅”,不如说是已然“过界”的人类的“死亡之旅”或“末路之旅”。整个人类都应为此而感到羞愧。
最后得说的是,在这部小说里,戈尔丁对斯特恩式小说手法的当代化运用所产生的叙事效果极有震撼力。他的叙述貌似漫不经心,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要说,想到哪就说到哪,就好像他只是为了把你引到那艘破旧的军舰上,只是为了让你见识一见各色人等,然后再去观看一场场闹剧式的满地狼藉的庆典晚会,其中既有眩目多彩的景象不断升腾夜空,也有脏兮兮滑溜溜的东西在脚下让你分神,在那里,人人都是那么的无助而愚蠢好笑,人人又都愚蠢且自以为是地想显得与众不同……就这样,作者悄然递给了你一枝烟花,让你拿着,由他来帮你点燃,结果,最后它整个炸开在你手里——你不得不承认,戈尔丁他确实够狠。如此的残忍冷酷,那最后的揭密,跟之前铺垫的所有喧哗无聊而又搞笑的背景混合在一起后,在覆盖过死者遗留的天真书信所营造暗淡光影之后,那个世界爆炸了,炸出了一个永远不可弥补的巨大黑洞。仿佛你当时也在场,在那艘老旧的驶向“新世界”的军舰上,也曾不经意地跟他们一起嘲笑过死者。
(2017年4月1日《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