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到国民理想
看《走向共和》，偶遇此书，知是必读之选。这些日子晚上翻一翻，也有不少收获。
梁启超的思想自然是复杂的，学富五车又著述颇丰，早年的传统私塾教育，加上康有为万木草堂早期的影响，后流亡日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化思想，显然让他成为世纪转折的思想伟人与复杂性的结合体。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加之期刊媒介的广泛传播（图1），使得思想改良成为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也使得民族主义有了想象的基础和空间。
本书的体例很适合循序渐进的阅读，率先勾勒的时代的思想背景，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争，直接导致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后者又进一步塑造了梁启超，后者通过办报、学习等活动，在1896-1898年间确立了改良主义思想，后流亡日本，因康被逼流亡加拿大，梁启超则成了20世纪初的改良思想领袖。在其一系列的著述中，《新民说》无疑有重大意义，结合其他思想论述，体现了梁对传统的复杂性认识，对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政体、道德、公民等概念的论说，这进一步影响了后来五四运动的启蒙。
在第二章的结尾，作者总结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其尤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参之以佛教，和新引进的西学。当然，那时的儒家思想内部分化众多，学派众多，其复杂性不能忽视，绝不是铁板一块，这一点对于梁启超亦然（图2）。
在第三章，作者考察了梁启超早年的思想背景，除了康有为以外，如受到严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和谭嗣同的亲密交游，更有传教士带来的西学的影响（图3）。
第四章论述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时，作者张灏对列文森有名的“文化冲击论”基础上的对梁启超的评述进行了反驳，呈现出其思想——尤其是针对儒家传统方面的思想——的复杂性，这绝不是拒绝或依恋的简单论断的问题，而是复杂多面的（图4）。
第五章讲梁启超赴日本，这个时期他的思想受到更多西方影响，也奠定了他在思想界的地位。这阶段除了办报，也有和孙中山兴中会的交集。有趣的一点是，这里讲了19世纪末开始了赴日热潮（图5），这点可和其他历史参看，如艺术史。
进入第五章，直到第九章，都是对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论述，结合了大量一手文献，评述了梁启超著述中的多个核心问题，如“新民”的问题。这之中，需要强调的有，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经世致用”的大同思想到“国民理想”的转变，其中涉及到“自由主义”，但是却完全是基于为“集体”服务的，这样的思想，十分特定且普遍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下面的图6、7、8、9是文章的结语中的部分，涉及到了我前面讲的这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