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这次反腐尺度为何不是“限制级”？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当年，作家王跃文创作了第一部官场小说《国画》，引发了中国官场政治的集体自黑，此后的官场小说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也诞生了一批官场小说作家。周梅森就是其中的一位。
早年曾短暂挂职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的周梅森，对中国基层政治的官场生态观察有了第一手的基础，也因此号称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其创作的《国家公诉》《绝对权力》《人间正道》等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均表现不俗。此次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周蛰伏八年的新作，切中反腐这一稀缺和劲爆性题材，加之各类戏骨的精彩演绎，此剧不红，天理难容。
在官场文学的作品里，论文学性，周梅森的作品不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和王跃文的《苍黄》；论真实性，周作也不如沈阳慕马大案亲历者王晓方（马向东的秘书）创作的《驻京办主任》，后者揭示的权力任性与嚣张程度令人瞠目；论尺度，周的作品更不如近年来火爆网络的《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
但周梅森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创作的作品能够同时赢得庙堂与江湖的首肯，也就是说，在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周梅森总能拿捏住最合适的分寸。
于是，周梅森和《人民的名义》得以互相成全。
《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刻画了四类官场群像：反腐群体，腐败高官，改革派官员，懒政派官员。对这四类群体的勾勒，作者依托的都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贪官真实案例，单就贪腐事实和情节而言，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但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仍被称作“史上尺度最大”呢？
沉重的反腐
侯亮平、陈海、季昌明是反腐斗士，实际上代表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主力军。在这个群体里，侯亮平与陈海是具有崇高理想主义的职业检察官，容不得一点点腐败的阴影。他们的无私无畏与有腐必反的决心，总会受到现实的掣肘，但他们努力去证明，不是所有的黑暗都没有光明。
开篇侯亮平与陈海两地协同作战，抓捕贪官，但陈海就遭遇了中国式的汇报与会议的拖沓与低效，抓捕一个副市长需要向省委书记汇报，而围绕这个腐败市长，各方力量开始不动声色的角力。就好比一个练少林拳的年轻后生，在善使太极的老家伙面前，徒有干着急的份儿，只好放任奸滑的副市长从监控的眼皮底下逃到海外。
陈海更是付出了反腐沉重的代价，当他濒临真相核心的时候，貌似意外的一场车祸，让他闭上了嘴巴，成为了植物人。即使是侯亮平，在推进反腐深入的时候，也遭遇了敌人疯狂的反扑。对方不惜动用各种手段，伪造证据，给他也安上一个腐败的莫须有罪名，妄想让他知难而退。
在反腐群体的内部，有人坚定反腐，有人在利用反腐搞权力寻租。京州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则是现实中纪检腐败官员在文学作品里的投射。中纪委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就揭示了现实中的类似内鬼。
无论是艺术还是现实，腐败与反腐败永远都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一直进行着残酷的较量。作家的尺度就在于真实展示出这种残酷。
为人民币服务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对腐败分子而言，是为人民币服务。这样的观感和悲观论调早就存在于民间，但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赤裸裸地公开展示，这也算是尺度大开。
李达康是典型的改革派官员，但为了推进工作几乎不近人情，身为市委书记，一把手的霸道与权力的任性无人能比。这种官员在现实中凤毛麟角，也是颇多争议。对地方百姓而言，有这样的一个开拓型官员实为地方之福，至少他敢干事、能干事，也能干成事。对他身边人而言，这样的官员了无生趣，极度自私，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倒是极度清廉，但却失去了人性最可爱之处。
周梅森起初将腐败的嫌疑故意引向李达康，然后却宕开一笔，重点写李达康的开拓、改革与工作敬业，甚至身为老省委书记的秘书，李达康还是在老领导儿子破坏环保的开发项目上，拒绝签字批准。这样的官员只有工作作风问题，却没有腐败行为，即使他的妻子有污点，李达康也急于撇清关系。作者对李达康的命运和性格设定，无非想寄托一下对改革派官员的良好愿景：希望他们远离腐败，积极作为，造福百姓。
作品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昔日同僚易学习评价李达康没有生活情调，原因是连扑克牌也不打。看到这里，不会打扑克牌的无风君（ID:nowindnowave2）表示严重躺枪！
与李达康的进取相比，还有一类懒政者令人痛恨。这类官员就是京州光明区的区长孙连城。因为升迁无望，或者说是不敢担当，早早地丧失掉基本的人性与党性，麻木不仁，即使面对上级李达康的强势命令，也无动于衷。这类官员在现实中委实不少。一地一省如果摊上一个这样的懒政官员，可以说是贻误发展。现实中曾有某省的省委书记上任近十年来毫无建树，坐视一个沿海大省的发展脚步迟滞不前，几乎没有大的改观。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为干事创业者撑腰的若干规定，让实干者得实惠，无非是想免除官员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尸位素餐的官员，与贪官相比，某种程度上的危害，更甚于后者。
在李达康与孙连城之间，难能可贵的官员代表是易学习。哪怕天下乌鸦一般黑，他是拼命证明自己是不黑的那一个。易学习早年干县委书记时，领导李达康，在一次修路的激进行为中，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替李达康顶雷，多年来辗转多个平级岗位，进步缓慢。但他看淡进退得失，一心为民，苦干实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后台和盟友，也没有利益输送的关系链，他们无法正常地进入仕途的上升通道。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也总能对号入座。
周梅森早年有一部作品发表后，竟然遭到了当地40多个厅局级干部联名起诉，认为其在影射诽谤他们。据说，这次《人民的名义》选择拍摄外景地时，江苏某县级市领导先是盛情相邀取景，结果拍摄过程中，领导一看剧本，发现里面的很多故事该县也有现实版本，吓得中止了拍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么具有黑色幽默。
突破副国级
很多人感慨《人民的名义》尺度之大，无非还是痛感文学作品终于严重地接了一把地气。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都有着一些规矩不能突破，而那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则勇敢地实现了这些突破。如《苍天在上》突破了一号反面角色不能写到副省级的禁区；《大雪无痕》演绎了好官如何变坏，突破了省委主要领导不能变坏的禁区；从级别上讲，以前的反腐剧总是写到省部级。但这一次，《人民的名义》将尺度大胆地突破到了副国级。至于现实中影射的到底是谁，你懂的。
在尺度的突破上，周梅森巧妙地展示了作家的套路。作品中副国级领导叫赵立春，是个“赵家人”，是前省委书记，还有个坑爹的赵公子，在H省也扶植了一批“秘书帮”嫡系。而另一派“政法系”官员，以高育良、祁同伟为代表，也背靠着这位老领导，上演贪腐大戏。
尽管周梅森没有采用现实中的所谓“石油帮”、“秘书党”等拉帮结伙的派系，但大老虎的指向却已经相当明显了。
除了剑指大老虎的尺度大开，周梅森还罕见地提到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作品中有两个细节，一个是省委书记沙瑞金视察被法院查封的大风服装厂车间时，省委书记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撕掉了大门上的法院封条，即使是法院枉法裁决，但在权力面前，依法行政还是个笑话；另一个细节是易学习被省委书记调任京州市纪委书记，负责监督老搭档李达康，但就算有他这样的勤勉奉公的纪检干部，也难以监督李达康这样的一把手。
周梅森感叹，“这种一把手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他们位高权重，长期以来习惯了权力的任性……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
这是实话，实话的尺度总是很大！
《人民的名义》引起刷屏的热度，要得益于电视剧首集里侯勇的精彩出演。这是一个依托国家能源局落马官员魏鹏远真实案例改编的角色，侯勇饰演国家某部委处长赵德汉，这位赵处长穷苦人家出身，自称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贪污的大把金钱不敢花，垒成墙，存放在别墅豪宅里。
平常这位处长也居住在一个旧居民楼里，每日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生活相当朴素，给自己的母亲也不过每月寄给300元生活费。面对反贪人员，侯勇扮演的处长表现得异常镇定，“两面人”的特性展现得酣畅淋漓。在看第一集的时候，相信有不少朋友感情是站在赵处长这一边的：如此正义凛然、两袖清风、浓眉大眼的人，怎么就会叛变革命呢？
围绕着这个情节，2.3亿元的现金墙，花式点钞，烧坏点钞机等现实中真实的细节桥段，很是吸引人眼球。剧中，陆毅扮演的侯亮平，在老戏骨侯勇面前显得稚嫩多了，但他的台词还是挺经典：“中国农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坏儿子？”小官巨贪被深深地烙下了寒门阴影。
周梅森还不算完，他又刻画了最大的一个大反派——公安厅长祁同伟。这位厅长更是穷苦出身，一度也是缉毒英雄。但其人性里却有着卑劣的成份：想摆脱事业的低谷，不惜违心地向大自己10岁的高官女儿求婚；身居高位之后，伙同各类权势人物构筑秘密商业帝国，与情妇勾结侵吞大风厂股权；同伙即将落马，更是动用自己手中权力助其逃脱；为挽回败局，置同学朋友情谊于不顾，将自己的同学陈海、侯亮平几乎置之死地……
在出身上，陈海是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儿子，侯亮平的出身不详，但可以排除农民出身。昔日“政法三杰”在贪腐的利益诱惑面前，命运选择了不同的走向，乃至相互之间拔刀相向。
周梅森未能免俗的是，他在小说中刻画的这些反派角色，把贪污的原因也归结到穷苦出身。他在小说中写道：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暴富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
尽管现实里确实存在着“寒门出贪官”的现象，但作为一个作家，透视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恐怕还不能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出身论。即使在小说里，那衔着金镶玉出生的赵公子，其贪婪程度也并不低于祁同伟之流。更甚之处还在于，权贵之家由于先天性地拥有着优势政治资源，利用体制的特点，对寒门子弟的渗透、拉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期待，全搞没了！”如果说贫穷是表象，那深层次的体制上原因也更值得作家深思与挖掘。
纵观《人民的名义》这部文学作品，其完全是情节取胜和尺度取胜。而所有的情节都没有超越现实，所有的尺度在现实面前也不过是“限制级”。而在文学的想象力、深度与批判性上，作家还是保守了些，来源于现实的东西太多，而高于现实的内容太少。
先锋派作家余华的近作《第七天》也是来源于现实事例，抨击的也有官僚腐化、官民对立、暴力拆迁等现实黑暗面，但采取的叙述手法是荒诞现实主义；周梅森则是写实派，直笔的尺度更大。但两人异曲同工，都应了那句话：现实永远比小说荒诞，因为现实永无逻辑可言。
就在此文写作时，聊城辱母杀人案（嫌疑人于欢的献身：法律上他只是一个儿子）爆发一周之后的最新进展是，聊城市对事发时出警的公安干警进行立案调查，认为其“在警情处置过程中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辱母杀人案这样的故事，饶是再有想象力的小说作家，也无法编排出这样的情节。
所以，无风君（ID:nowindnowave2）用小说中尺度最大的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尾：“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党终于醒过来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
早年曾短暂挂职江苏省徐州市副市长的周梅森，对中国基层政治的官场生态观察有了第一手的基础，也因此号称是“中国政治小说第一人”，其创作的《国家公诉》《绝对权力》《人间正道》等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均表现不俗。此次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是周蛰伏八年的新作，切中反腐这一稀缺和劲爆性题材，加之各类戏骨的精彩演绎，此剧不红，天理难容。
在官场文学的作品里，论文学性，周梅森的作品不如阎真的《沧浪之水》和王跃文的《苍黄》；论真实性，周作也不如沈阳慕马大案亲历者王晓方（马向东的秘书）创作的《驻京办主任》，后者揭示的权力任性与嚣张程度令人瞠目；论尺度，周的作品更不如近年来火爆网络的《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
但周梅森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他创作的作品能够同时赢得庙堂与江湖的首肯，也就是说，在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周梅森总能拿捏住最合适的分寸。
于是，周梅森和《人民的名义》得以互相成全。
《人民的名义》实际上刻画了四类官场群像：反腐群体，腐败高官，改革派官员，懒政派官员。对这四类群体的勾勒，作者依托的都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贪官真实案例，单就贪腐事实和情节而言，并没有太多新鲜之处。但就是这样的一部作品，为什么仍被称作“史上尺度最大”呢？
沉重的反腐
侯亮平、陈海、季昌明是反腐斗士，实际上代表着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主力军。在这个群体里，侯亮平与陈海是具有崇高理想主义的职业检察官，容不得一点点腐败的阴影。他们的无私无畏与有腐必反的决心，总会受到现实的掣肘，但他们努力去证明，不是所有的黑暗都没有光明。
开篇侯亮平与陈海两地协同作战，抓捕贪官，但陈海就遭遇了中国式的汇报与会议的拖沓与低效，抓捕一个副市长需要向省委书记汇报，而围绕这个腐败市长，各方力量开始不动声色的角力。就好比一个练少林拳的年轻后生，在善使太极的老家伙面前，徒有干着急的份儿，只好放任奸滑的副市长从监控的眼皮底下逃到海外。
陈海更是付出了反腐沉重的代价，当他濒临真相核心的时候，貌似意外的一场车祸，让他闭上了嘴巴，成为了植物人。即使是侯亮平，在推进反腐深入的时候，也遭遇了敌人疯狂的反扑。对方不惜动用各种手段，伪造证据，给他也安上一个腐败的莫须有罪名，妄想让他知难而退。
在反腐群体的内部，有人坚定反腐，有人在利用反腐搞权力寻租。京州市纪委书记张树立则是现实中纪检腐败官员在文学作品里的投射。中纪委的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就揭示了现实中的类似内鬼。
无论是艺术还是现实，腐败与反腐败永远都处在权力天平的两端，一直进行着残酷的较量。作家的尺度就在于真实展示出这种残酷。
为人民币服务
共产党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但对腐败分子而言，是为人民币服务。这样的观感和悲观论调早就存在于民间，但在文学作品和影视剧里赤裸裸地公开展示，这也算是尺度大开。
李达康是典型的改革派官员，但为了推进工作几乎不近人情，身为市委书记，一把手的霸道与权力的任性无人能比。这种官员在现实中凤毛麟角，也是颇多争议。对地方百姓而言，有这样的一个开拓型官员实为地方之福，至少他敢干事、能干事，也能干成事。对他身边人而言，这样的官员了无生趣，极度自私，十分爱惜自己的羽毛，倒是极度清廉，但却失去了人性最可爱之处。
周梅森起初将腐败的嫌疑故意引向李达康，然后却宕开一笔，重点写李达康的开拓、改革与工作敬业，甚至身为老省委书记的秘书，李达康还是在老领导儿子破坏环保的开发项目上，拒绝签字批准。这样的官员只有工作作风问题，却没有腐败行为，即使他的妻子有污点，李达康也急于撇清关系。作者对李达康的命运和性格设定，无非想寄托一下对改革派官员的良好愿景：希望他们远离腐败，积极作为，造福百姓。
作品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昔日同僚易学习评价李达康没有生活情调，原因是连扑克牌也不打。看到这里，不会打扑克牌的无风君（ID:nowindnowave2）表示严重躺枪！
与李达康的进取相比，还有一类懒政者令人痛恨。这类官员就是京州光明区的区长孙连城。因为升迁无望，或者说是不敢担当，早早地丧失掉基本的人性与党性，麻木不仁，即使面对上级李达康的强势命令，也无动于衷。这类官员在现实中委实不少。一地一省如果摊上一个这样的懒政官员，可以说是贻误发展。现实中曾有某省的省委书记上任近十年来毫无建树，坐视一个沿海大省的发展脚步迟滞不前，几乎没有大的改观。目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为干事创业者撑腰的若干规定，让实干者得实惠，无非是想免除官员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尸位素餐的官员，与贪官相比，某种程度上的危害，更甚于后者。
在李达康与孙连城之间，难能可贵的官员代表是易学习。哪怕天下乌鸦一般黑，他是拼命证明自己是不黑的那一个。易学习早年干县委书记时，领导李达康，在一次修路的激进行为中，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替李达康顶雷，多年来辗转多个平级岗位，进步缓慢。但他看淡进退得失，一心为民，苦干实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因为他们没有政治上的后台和盟友，也没有利益输送的关系链，他们无法正常地进入仕途的上升通道。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也总能对号入座。
周梅森早年有一部作品发表后，竟然遭到了当地40多个厅局级干部联名起诉，认为其在影射诽谤他们。据说，这次《人民的名义》选择拍摄外景地时，江苏某县级市领导先是盛情相邀取景，结果拍摄过程中，领导一看剧本，发现里面的很多故事该县也有现实版本，吓得中止了拍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么具有黑色幽默。
突破副国级
很多人感慨《人民的名义》尺度之大，无非还是痛感文学作品终于严重地接了一把地气。
长期以来，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形象，都有着一些规矩不能突破，而那些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则勇敢地实现了这些突破。如《苍天在上》突破了一号反面角色不能写到副省级的禁区；《大雪无痕》演绎了好官如何变坏，突破了省委主要领导不能变坏的禁区；从级别上讲，以前的反腐剧总是写到省部级。但这一次，《人民的名义》将尺度大胆地突破到了副国级。至于现实中影射的到底是谁，你懂的。
在尺度的突破上，周梅森巧妙地展示了作家的套路。作品中副国级领导叫赵立春，是个“赵家人”，是前省委书记，还有个坑爹的赵公子，在H省也扶植了一批“秘书帮”嫡系。而另一派“政法系”官员，以高育良、祁同伟为代表，也背靠着这位老领导，上演贪腐大戏。
尽管周梅森没有采用现实中的所谓“石油帮”、“秘书党”等拉帮结伙的派系，但大老虎的指向却已经相当明显了。
除了剑指大老虎的尺度大开，周梅森还罕见地提到一把手的监督问题。作品中有两个细节，一个是省委书记沙瑞金视察被法院查封的大风服装厂车间时，省委书记用自己的权力强行撕掉了大门上的法院封条，即使是法院枉法裁决，但在权力面前，依法行政还是个笑话；另一个细节是易学习被省委书记调任京州市纪委书记，负责监督老搭档李达康，但就算有他这样的勤勉奉公的纪检干部，也难以监督李达康这样的一把手。
周梅森感叹，“这种一把手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体制的必然产物，他们位高权重，长期以来习惯了权力的任性……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你不向一把手靠拢，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
这是实话，实话的尺度总是很大！
《人民的名义》引起刷屏的热度，要得益于电视剧首集里侯勇的精彩出演。这是一个依托国家能源局落马官员魏鹏远真实案例改编的角色，侯勇饰演国家某部委处长赵德汉，这位赵处长穷苦人家出身，自称是农民的儿子，穷怕了，贪污的大把金钱不敢花，垒成墙，存放在别墅豪宅里。
平常这位处长也居住在一个旧居民楼里，每日骑着自行车上下班，生活相当朴素，给自己的母亲也不过每月寄给300元生活费。面对反贪人员，侯勇扮演的处长表现得异常镇定，“两面人”的特性展现得酣畅淋漓。在看第一集的时候，相信有不少朋友感情是站在赵处长这一边的：如此正义凛然、两袖清风、浓眉大眼的人，怎么就会叛变革命呢？
围绕着这个情节，2.3亿元的现金墙，花式点钞，烧坏点钞机等现实中真实的细节桥段，很是吸引人眼球。剧中，陆毅扮演的侯亮平，在老戏骨侯勇面前显得稚嫩多了，但他的台词还是挺经典：“中国农民怎么会有你这么个坏儿子？”小官巨贪被深深地烙下了寒门阴影。
周梅森还不算完，他又刻画了最大的一个大反派——公安厅长祁同伟。这位厅长更是穷苦出身，一度也是缉毒英雄。但其人性里却有着卑劣的成份：想摆脱事业的低谷，不惜违心地向大自己10岁的高官女儿求婚；身居高位之后，伙同各类权势人物构筑秘密商业帝国，与情妇勾结侵吞大风厂股权；同伙即将落马，更是动用自己手中权力助其逃脱；为挽回败局，置同学朋友情谊于不顾，将自己的同学陈海、侯亮平几乎置之死地……
在出身上，陈海是老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儿子，侯亮平的出身不详，但可以排除农民出身。昔日“政法三杰”在贪腐的利益诱惑面前，命运选择了不同的走向，乃至相互之间拔刀相向。
周梅森未能免俗的是，他在小说中刻画的这些反派角色，把贪污的原因也归结到穷苦出身。他在小说中写道：他们的贫苦出身，使得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暴富机遇，因而也就变得百倍疯狂、千倍贪婪！
尽管现实里确实存在着“寒门出贪官”的现象，但作为一个作家，透视这里面的深层次原因恐怕还不能简单粗暴地归结为出身论。即使在小说里，那衔着金镶玉出生的赵公子，其贪婪程度也并不低于祁同伟之流。更甚之处还在于，权贵之家由于先天性地拥有着优势政治资源，利用体制的特点，对寒门子弟的渗透、拉拢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赵家一个权贵子弟把党和政府的威信，老百姓的期待，全搞没了！”如果说贫穷是表象，那深层次的体制上原因也更值得作家深思与挖掘。
纵观《人民的名义》这部文学作品，其完全是情节取胜和尺度取胜。而所有的情节都没有超越现实，所有的尺度在现实面前也不过是“限制级”。而在文学的想象力、深度与批判性上，作家还是保守了些，来源于现实的东西太多，而高于现实的内容太少。
先锋派作家余华的近作《第七天》也是来源于现实事例，抨击的也有官僚腐化、官民对立、暴力拆迁等现实黑暗面，但采取的叙述手法是荒诞现实主义；周梅森则是写实派，直笔的尺度更大。但两人异曲同工，都应了那句话：现实永远比小说荒诞，因为现实永无逻辑可言。
就在此文写作时，聊城辱母杀人案（嫌疑人于欢的献身：法律上他只是一个儿子）爆发一周之后的最新进展是，聊城市对事发时出警的公安干警进行立案调查，认为其“在警情处置过程中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辱母杀人案这样的故事，饶是再有想象力的小说作家，也无法编排出这样的情节。
所以，无风君（ID:nowindnowave2）用小说中尺度最大的一句话作为此文的结尾：“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党终于醒过来了，现在收拾世道人心还来得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