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为邦本”——三部经济史著作的阅读笔记
备课的关系，阅读了三部经济史著作：
胡如雷：《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这是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济史领域内的扛鼎之作。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硕士生一年级设置的公共课。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这部书有名之处在于证伪“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这类举足轻重的传统论点，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封建社会。
有些部分的差异几如霄壤。我想不如把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及差异整理出来，看看能得到什么启示。
（一）核心问题：
农业、农民曾经是中国历史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所谓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曾喧闹一时，笔战无数。五个问题中至少有三个与农业、农民相关。
“农为邦本”，为历代统治者治国要义。秦晖先生直言：“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改造的过程。”（《田》P2）而围绕此“邦本”的讨论，却往往让人如坠云里雾中。
学者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
1、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为主还是私有为主？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问题。（谁在占有土地？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3、小农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矛盾？
这几个问题都是大问题，都不好回答。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农业史研究的资料其实相当缺乏。收录3500余种古籍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子部农家类的农书、时令书、救荒书仅有9种，多是农业技术层面的叙述。历代食货志、会典、诏令、奏议都是从财政赋税或社会治安的角度，间接地触及农业经济的社会关系，文士多有浮夸之言。几千年里没有全国农产总值的官方统计数据。凭借这些资料想要做精确的量化研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每位学者的论述都有各自的理论、史料支撑，判断孰是孰非，已经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下面只是单纯罗列各家观点及分歧所在，及给我的启示。
（二）分歧：
1、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为主导还是私有为主导？
胡如雷：唐中叶以前，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地主所有制发展水平尚不高。唐中叶均田制破坏后，国有土地大为减少，自耕农大批转化为佃农，地主所有制占压倒优势。
王家范：用“产权”代替“所有制”。中国古代农业产权模糊、富有弹性，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阴影。
秦晖：华北农民以自耕农为主，华中华南农民多为佃农。全国土地租佃率最低的“关中模式”与全国土地租佃最发达的“太湖模式”。
启示：中国地域广阔，历程漫长，封建社会本身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模式，省与省、县与县，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农民群体都可能有很大差异。王家范的论述可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即不论农业产权如何变动，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私有产权存在，但不稳定，亦不受法律保护。
所以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占田、均田、限田等国家强制推行土地国有化的举措。统治者能按照自己的意旨，随时抄没或收买民田为公田。而抑豪强、限兼并的统治者，在传统史书中往往还能得到积极的评价。名为私有的田产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环境，恐怕是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症结。（王P90—91）
这里我尤其想到近代以后，丁韪良在《万国公法》的翻译中发明的一个新词：权利（right）。古汉语中没有与right相对应的词。在古汉语用法中，“权”意味着“权力”、“特权”、“权势”；“利”让人想到“利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意义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过滤了，但它们始终潜伏在“权利”和“人权”的译文背后，可能回来干扰英文原意，或是在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导致中文阅读者理解困难。（详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也罗列了英文、日文、中文用法中“私”的不同内涵。中文：私心、自私；英文：私有财产；日文：私密、私人、私事、私人领域。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私有制的概念，即便在“私有制”一词传入中国后，“私”的贬义意味也常常影响人们对“私有制”的理解，这一点又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的鞭挞结合再一起，导致认知上出现偏见。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问题。（谁在占有土地？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1）谁在占有土地？
土地私有带来土地兼并。兼并的情况有两种：A.经营好的兼并经营不好的。B.有权的兼并没权的。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的情形主要是后者。
胡如雷：“（在我国）贵者必然是富者，富者却未必是贵者。”“明清时期，尽管大土地所有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发展，但除了依仗特权形成的王府庄田外，一般地主的土地能够形成完整田庄的却比较少。”（P149）
王家范：“历代都有的土地兼并多数都权力背景，是依仗其政治（权力）—经济（俸禄和法外收入作原始资本）的特权强制与半强制进行的，这是土地买卖的主体大头。”（P129）
秦晖：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P99）
凭借权力，霸占、抢夺、强买等横暴手段获得土地，是专制制度下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但是，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自耕农勤劳致富，上升为小地主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市场资源的调配呢？
在胡如雷先生的论述中，地主占有土地几乎是一种原罪，即便是勤劳致富：“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是支付过土地价格的，自耕农中也确实可能有一小部分上升为地主，即令他们最初兼并土地的资金是自己的劳动的成果，但在几年之后，他们征收的地租总额也早已抵偿了原来的低价，而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却可以凭借这块土地无限期地继续剥削下去。”（P24）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占有地租权”本身是一种剥削方式。然而这种剥削方式的存在是否有其合理的一面？胡先生没有明言。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说：“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P21）美国1879年佃农比例为25.6％，1945年上升至34.5％，而1879—1945年间生产力大大提高。“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系。……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P22）“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合约安排。”（P26）
姜涛、卞修跃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也明言：“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相互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控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P9—10）
发生在自耕农之间由于经营效率、效果的不同而带来的土地兼并其实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调控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不在于土地兼并本身，而在于土地兼并的方式。正如秦晖所言：“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得不够或者抑得过分……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2）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土地兼并一旦发生，社会结构随即出现变化，部分自耕农丧失土地转变为佃农，国家和生产者之间多了一个中间阶层——地主。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兼并与否，都得缴纳赋税。只不过土地兼并前缴纳给国家，土地兼并后缴纳给地主。那么国家赋税和地主私租，孰轻孰重？王、秦的观点接近而与胡有较大的分歧。
胡如雷：地租总额中绝大部分是地主的私租。（P30）“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是剥削阶级最丑恶的历史之一页，那里充满了欺骗勒索、巧取豪夺和残酷剥削，是用刀剑和血泪写成的历史记录。”（P24）“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地主对佃农的敲骨吸髓的盘剥，是促使阶级矛盾深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P31）“（自耕农）耕种相同面积，课役负担较后者（佃农）为轻。”
王家范：自耕农的处境未必比佃农好多少，“恶吏猛如狼”、“苛政猛于虎”，与其面对国家，不如面对地主，后者不具有无边的权力，多少懂得节制。（P124）
秦晖：关中“封建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产（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P61）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农民起义，通常都是不加区分地一言以蔽之曰“民变”。然而农民起义所反对的对象究竟是中央王朝还是占有土地的地主？这恐怕是要细细加以区分的。陈胜“为人佣耕”，是佃农而非自耕农，起义的缘由是遇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打出的旗号是“伐无道，诛暴秦”，反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租给他土地的地主。在中国古代，朝廷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或进行严厉经济统制、户口控制，绝民生路，还有强迁、阻迁、吏治腐败、法外敲诈等导致的“民变”恐怕是主流。佃农反抗地主的“佃变”数量却少得多。“事实上我国历史上主要的额农民战争大都是由破产的自耕农发动的，而部曲、佃客之类的农民却往往在主人周围形成宗法的坞壁堡寨一类组织，与起义农民为敌。”（秦《田》P186）
当然这个问题恐怕也不能笼统言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一定还是不一样的。但若说主流，我还是赞成王、秦二人的观点多一些。
3、小农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化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矛盾？
（1）对小农经济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小农经济”与“封建主义”捆绑，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随着意识形态色彩的褪去和实证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对小农经济的评价慢慢发生了变化：“通过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这一发展方向，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由于历史上对小农经济的误解，俄国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犯了相似的错误，可以说走了不少弯路。
传统观点认为，小农经济“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和延续能力”，但小农的脆弱与顽强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正是由于它简单，每每大动乱之后，具有顽强生存能力的小农就会迅速恢复基本的生产活动，成为新王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小农经济的发展潜力也不容低估，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发挥劳动经验与个人技术，精耕细作，只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小农经济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另外，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存在天然的排斥，个体农民也可以是“经济理性人”，追逐市场经济的脚步并不慢于他人。事实上，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美国、英国、法国最初经济的腾飞都是依靠个体小农的支持。“发达的独立富裕农民经济是资本主义成长最好的土壤。”（秦《田》P204）那么，中国小农为什么不能像西方小农一样，支持现代化的发展呢？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政治权力的肆意而不受控。西方政治中君主制的权力是相当薄弱的，国王征税，必须经过某一权力集团的同意，如英国贵族大会议、法国僧侣、贵族、城市市民组成的联席会议，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存在显著区别。在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对农业的超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帝国政府开支、军事开支、其他公共费用，以及庞大皇室官僚特权阶层的费用一直居高不下，导致赋税徭役负担极重，个体小农与中小地主生活极端困难。中国古代造成小农经济脆弱不堪的，恐怕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小农经济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特征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当前约有80％农民家庭都存在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以获得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的结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这个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可以完成得比较顺利，家庭生活质量比较高，生活得比较体面。
由于有务农的收入作保障，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制造业上的劳动力可以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使中国制造具有无可匹敌的强大国际竞争力。中国奇迹首先是中国制造的奇迹，是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
中国还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强有力的应对失业危机的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21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就业，这部分农民工就可以返回家乡。家乡有务农收入，在家乡修养一段时间，几个月、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就是5000万甚至更多，也不是太大问题。
只要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仍能保持稳定，就为中国整个发展的稳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结构。（《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
（2）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主义？
封建土地所有制，几乎就是封建主义的代名词。然而秦晖先生对关中地区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是封建社会？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包括劳役地租方式）剥削农民的社会。然而事实证明，有许多地区是没有或几乎没有租佃关系而仍不失为封建社会的。”根据秦晖先生的计算，陕西关中地区除个别县以外，绝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这应该说是相当平均的分配了。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那么关中有没有封建呢？有！在距西安仅十几公里的临潼县铁炉区，三四十年代在“铁炉王”韩国璋统治下，完全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当时人称铁炉区为“韩国”，“铁炉王”韩国璋与谋士张仰载、聚敛能手韩炳森号为“三皇”。下有“武帝”、“五霸七雄”和大小爪牙，对铁路区1万多人民进行黑白结合、官匪一家、族权政权与财权合一的10年血腥统治。他们建有炮楼，私设公堂，凭借武装强奸、勒索、敲诈、抢劫、迫害、贩毒无所不为，仅人命案在铁路区就有52件，61人，连同周围8区，被勒死、绞死、活埋、打死、逼死的不下百余人。（秦《田》P59）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反封建，就是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然而在地主所有制被消灭后，封建主义仍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秦晖先生直言：“租佃制与封建主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我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为封建社会，并不是因为有租佃制，而是因为有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附关系。”（秦《田》P171）“在中国的宗法共同体中存在着强烈的父权（包括其放大的形式——宗主权、皇权等）与所有权、对人权与对物权，人身关系与所有制（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系之间的对立。”（同上，P175）
传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应该说，土地改革已经摧毁了特权的存在，实现了地产的自由化。但这只是第一步，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还需要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自由个性。如果没有后者，即使土地分得再平均，即使把地富都斩尽杀绝，也不过是一次历史上抑制兼并运动的重演而已。
胡如雷：《封建社会形态研究》，这是8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经济史领域内的扛鼎之作。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在硕士生一年级设置的公共课。
秦晖：《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这部书有名之处在于证伪“封建主义的基础是地主土地所有制”或“封建生产关系就是地主占有土地收取地租以剥削佃农的关系”这类举足轻重的传统论点，启发人们重新认识封建社会。
有些部分的差异几如霄壤。我想不如把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及差异整理出来，看看能得到什么启示。
（一）核心问题：
农业、农民曾经是中国历史学界关注的核心问题，所谓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曾喧闹一时，笔战无数。五个问题中至少有三个与农业、农民相关。
“农为邦本”，为历代统治者治国要义。秦晖先生直言：“我国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农民社会改造的过程。”（《田》P2）而围绕此“邦本”的讨论，却往往让人如坠云里雾中。
学者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
1、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为主还是私有为主？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问题。（谁在占有土地？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3、小农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矛盾？
这几个问题都是大问题，都不好回答。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农业史研究的资料其实相当缺乏。收录3500余种古籍的《四库全书》中归入子部农家类的农书、时令书、救荒书仅有9种，多是农业技术层面的叙述。历代食货志、会典、诏令、奏议都是从财政赋税或社会治安的角度，间接地触及农业经济的社会关系，文士多有浮夸之言。几千年里没有全国农产总值的官方统计数据。凭借这些资料想要做精确的量化研究是不可能的。可以说每位学者的论述都有各自的理论、史料支撑，判断孰是孰非，已经远远超过我的知识范围。下面只是单纯罗列各家观点及分歧所在，及给我的启示。
（二）分歧：
1、中国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究竟是国有为主导还是私有为主导？
胡如雷：唐中叶以前，国有土地和自耕农土地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地主所有制发展水平尚不高。唐中叶均田制破坏后，国有土地大为减少，自耕农大批转化为佃农，地主所有制占压倒优势。
王家范：用“产权”代替“所有制”。中国古代农业产权模糊、富有弹性，实质都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阴影。
秦晖：华北农民以自耕农为主，华中华南农民多为佃农。全国土地租佃率最低的“关中模式”与全国土地租佃最发达的“太湖模式”。
启示：中国地域广阔，历程漫长，封建社会本身包括了许多不同的模式，省与省、县与县，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农民群体都可能有很大差异。王家范的论述可能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即不论农业产权如何变动，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私有产权存在，但不稳定，亦不受法律保护。
所以中国历史上常常出现占田、均田、限田等国家强制推行土地国有化的举措。统治者能按照自己的意旨，随时抄没或收买民田为公田。而抑豪强、限兼并的统治者，在传统史书中往往还能得到积极的评价。名为私有的田产没有制度化保障的环境，恐怕是中国难以走出中世纪的一个症结。（王P90—91）
这里我尤其想到近代以后，丁韪良在《万国公法》的翻译中发明的一个新词：权利（right）。古汉语中没有与right相对应的词。在古汉语用法中，“权”意味着“权力”、“特权”、“权势”；“利”让人想到“利益”、“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这些意义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过滤了，但它们始终潜伏在“权利”和“人权”的译文背后，可能回来干扰英文原意，或是在早期传播的过程中导致中文阅读者理解困难。（详见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一书中也罗列了英文、日文、中文用法中“私”的不同内涵。中文：私心、自私；英文：私有财产；日文：私密、私人、私事、私人领域。中国自古以来缺乏私有制的概念，即便在“私有制”一词传入中国后，“私”的贬义意味也常常影响人们对“私有制”的理解，这一点又与马克思主义对私有制的鞭挞结合再一起，导致认知上出现偏见。
2、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问题。（谁在占有土地？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1）谁在占有土地？
土地私有带来土地兼并。兼并的情况有两种：A.经营好的兼并经营不好的。B.有权的兼并没权的。几乎所有学者都同意，中国古代土地兼并的情形主要是后者。
胡如雷：“（在我国）贵者必然是富者，富者却未必是贵者。”“明清时期，尽管大土地所有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发展，但除了依仗特权形成的王府庄田外，一般地主的土地能够形成完整田庄的却比较少。”（P149）
王家范：“历代都有的土地兼并多数都权力背景，是依仗其政治（权力）—经济（俸禄和法外收入作原始资本）的特权强制与半强制进行的，这是土地买卖的主体大头。”（P129）
秦晖：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P99）
凭借权力，霸占、抢夺、强买等横暴手段获得土地，是专制制度下经济的畸形发展模式。但是，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确实存在部分自耕农勤劳致富，上升为小地主的情况，这种情况是否有利于市场资源的调配呢？
在胡如雷先生的论述中，地主占有土地几乎是一种原罪，即便是勤劳致富：“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是支付过土地价格的，自耕农中也确实可能有一小部分上升为地主，即令他们最初兼并土地的资金是自己的劳动的成果，但在几年之后，他们征收的地租总额也早已抵偿了原来的低价，而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却可以凭借这块土地无限期地继续剥削下去。”（P24）从马克思主义史学出发，“占有地租权”本身是一种剥削方式。然而这种剥削方式的存在是否有其合理的一面？胡先生没有明言。
杨小凯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说：“在不同条件下，自耕农制度都优于租佃制的命题是完全错误的。”（P21）美国1879年佃农比例为25.6％，1945年上升至34.5％，而1879—1945年间生产力大大提高。“租佃制比率与生产力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负相关系。……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改进会促进分工网路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P22）“现代经济学证明租佃制在自由契约制度下如果被选择，一定是适应特定条件的有效合约安排。”（P26）
姜涛、卞修跃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也明言：“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相互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因此所谓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控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府。”（P9—10）
发生在自耕农之间由于经营效率、效果的不同而带来的土地兼并其实是一种市场自发的调控行为，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土地兼并引发的社会阶层急剧分化，不在于土地兼并本身，而在于土地兼并的方式。正如秦晖所言：“中国之所以没有发育出近代经济，甚至历代王朝之所以免于崩溃，并不是由于对‘兼并’抑得不够或者抑得过分……根本的问题是：传统经济过程没有确立‘过程的公正’，而这是建立近代经济（有规范的市场经济）所必需的，也是使传统经济、传统国家走出那种‘繁荣—崩溃’往复循环的怪圈所必需的。”（《中国经济史上的怪圈：“抑兼并”与“不抑兼并”》）
（2）地主私租与国家赋税孰轻孰重？
土地兼并一旦发生，社会结构随即出现变化，部分自耕农丧失土地转变为佃农，国家和生产者之间多了一个中间阶层——地主。
对于农民而言，土地兼并与否，都得缴纳赋税。只不过土地兼并前缴纳给国家，土地兼并后缴纳给地主。那么国家赋税和地主私租，孰轻孰重？王、秦的观点接近而与胡有较大的分歧。
胡如雷：地租总额中绝大部分是地主的私租。（P30）“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是剥削阶级最丑恶的历史之一页，那里充满了欺骗勒索、巧取豪夺和残酷剥削，是用刀剑和血泪写成的历史记录。”（P24）“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地主对佃农的敲骨吸髓的盘剥，是促使阶级矛盾深刻化的最重要的社会根源。”（P31）“（自耕农）耕种相同面积，课役负担较后者（佃农）为轻。”
王家范：自耕农的处境未必比佃农好多少，“恶吏猛如狼”、“苛政猛于虎”，与其面对国家，不如面对地主，后者不具有无边的权力，多少懂得节制。（P124）
秦晖：关中“封建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有产（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P61）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农民起义，通常都是不加区分地一言以蔽之曰“民变”。然而农民起义所反对的对象究竟是中央王朝还是占有土地的地主？这恐怕是要细细加以区分的。陈胜“为人佣耕”，是佃农而非自耕农，起义的缘由是遇天大雨，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打出的旗号是“伐无道，诛暴秦”，反的是中央政府，而不是租给他土地的地主。在中国古代，朝廷滥用民力、横征暴敛，或进行严厉经济统制、户口控制，绝民生路，还有强迁、阻迁、吏治腐败、法外敲诈等导致的“民变”恐怕是主流。佃农反抗地主的“佃变”数量却少得多。“事实上我国历史上主要的额农民战争大都是由破产的自耕农发动的，而部曲、佃客之类的农民却往往在主人周围形成宗法的坞壁堡寨一类组织，与起义农民为敌。”（秦《田》P186）
当然这个问题恐怕也不能笼统言之，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一定还是不一样的。但若说主流，我还是赞成王、秦二人的观点多一些。
3、小农经济、封建土地所有制与现代化或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否存在矛盾？
（1）对小农经济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小农经济”与“封建主义”捆绑，被认为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随着意识形态色彩的褪去和实证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对小农经济的评价慢慢发生了变化：“通过精耕细作、集约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这一发展方向，仍然符合我国今天人口多、耕地少的国情。”（《传统农业与小农经济研究述评》）由于历史上对小农经济的误解，俄国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都犯了相似的错误，可以说走了不少弯路。
传统观点认为，小农经济“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和延续能力”，但小农的脆弱与顽强往往是一体两面的，正是由于它简单，每每大动乱之后，具有顽强生存能力的小农就会迅速恢复基本的生产活动，成为新王朝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小农经济的发展潜力也不容低估，通过增加家庭劳动力、延长劳动时间、发挥劳动经验与个人技术，精耕细作，只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小农经济能焕发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另外，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并不存在天然的排斥，个体农民也可以是“经济理性人”，追逐市场经济的脚步并不慢于他人。事实上，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美国、英国、法国最初经济的腾飞都是依靠个体小农的支持。“发达的独立富裕农民经济是资本主义成长最好的土壤。”（秦《田》P204）那么，中国小农为什么不能像西方小农一样，支持现代化的发展呢？
问题的症结恐怕还是在政治权力的肆意而不受控。西方政治中君主制的权力是相当薄弱的，国王征税，必须经过某一权力集团的同意，如英国贵族大会议、法国僧侣、贵族、城市市民组成的联席会议，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存在显著区别。在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中国，对农业的超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使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帝国政府开支、军事开支、其他公共费用，以及庞大皇室官僚特权阶层的费用一直居高不下，导致赋税徭役负担极重，个体小农与中小地主生活极端困难。中国古代造成小农经济脆弱不堪的，恐怕还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以往的小农经济模式。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家庭的基本特征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当前约有80％农民家庭都存在年轻子女外出务工以获得务工收入、年龄比较大的父母留守在家务农以获取务农收入的结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同时有务工和务农两笔收入，这个农民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就可以完成得比较顺利，家庭生活质量比较高，生活得比较体面。
由于有务农的收入作保障，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制造业上的劳动力可以接受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使中国制造具有无可匹敌的强大国际竞争力。中国奇迹首先是中国制造的奇迹，是中国制造占领全球市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奇迹。
中国还具有其他国家不可想象的强有力的应对失业危机的能力。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导致2100万农民工失去在城市的就业，这部分农民工就可以返回家乡。家乡有务农收入，在家乡修养一段时间，几个月、一年、两年，都没有问题。就是5000万甚至更多，也不是太大问题。
只要中国式小农经济制度仍能保持稳定，就为中国整个发展的稳定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基础结构。（《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的几点认识》）
（2）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主义？
封建土地所有制，几乎就是封建主义的代名词。然而秦晖先生对关中地区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是封建社会？许多人以为，这就是地主占有土地，以租佃方式（包括劳役地租方式）剥削农民的社会。然而事实证明，有许多地区是没有或几乎没有租佃关系而仍不失为封建社会的。”根据秦晖先生的计算，陕西关中地区除个别县以外，绝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这应该说是相当平均的分配了。关中无地主，关中无租佃，那么关中有没有封建呢？有！在距西安仅十几公里的临潼县铁炉区，三四十年代在“铁炉王”韩国璋统治下，完全处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当时人称铁炉区为“韩国”，“铁炉王”韩国璋与谋士张仰载、聚敛能手韩炳森号为“三皇”。下有“武帝”、“五霸七雄”和大小爪牙，对铁路区1万多人民进行黑白结合、官匪一家、族权政权与财权合一的10年血腥统治。他们建有炮楼，私设公堂，凭借武装强奸、勒索、敲诈、抢劫、迫害、贩毒无所不为，仅人命案在铁路区就有52件，61人，连同周围8区，被勒死、绞死、活埋、打死、逼死的不下百余人。（秦《田》P59）
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反封建，就是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然而在地主所有制被消灭后，封建主义仍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秦晖先生直言：“租佃制与封建主义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我国传统社会之所以为封建社会，并不是因为有租佃制，而是因为有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人的依附关系。”（秦《田》P171）“在中国的宗法共同体中存在着强烈的父权（包括其放大的形式——宗主权、皇权等）与所有权、对人权与对物权，人身关系与所有制（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关系之间的对立。”（同上，P175）
传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应该说，土地改革已经摧毁了特权的存在，实现了地产的自由化。但这只是第一步，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还需要发达的社会化商品经济以及建立于其上的自由个性。如果没有后者，即使土地分得再平均，即使把地富都斩尽杀绝，也不过是一次历史上抑制兼并运动的重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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