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把身体移过去不难，把身份认同移过去，才是难事

作者 皮休

华人司机在纽约讨生活，开了许多年出租车，车里播放的是邓丽君的音乐；美国加州神神鬼鬼的炒股牛人和算命夫妇，后院里种植的全是华人爱吃的各种蔬菜；自小在三峡长大的孩子，味觉还是更加习惯父母腌制的酸豆角。

一系列平淡又不乏传奇的故事，一篇篇平实又不缺真情的随笔，一个个普通又不失光芒的人物，在越过重洋越过山之后，新移民们首先面临的是，新土地，新名字，新身份，一种新的家庭生活，甚至新的语言。刚刚抵达新大陆，就开始艰辛的寻找，寻找自己的道路、生存、职业，更要寻找自我的身份认同。把身体移过去不难，把身份认同移过去，那才是难事。

当今世界是人员流动、交流频繁的世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人们的流动性更强。离开了母国文化社会秩序的人们在融入他国文化社会时，注定面临意想不到的困境。这是《越过重洋越过山》 的全球背景。

人类不可能只是吃喝住行的简单生存动物，语言、文化、宗教、历史、政治、经济、伦理、社会不可能不影响人的心理和生活。《重洋》书中人物的成长环境、所受的教育使他无法真正融入西方文化，无法真正感知西方人的生活。由于他们不拥有西方人的历史，也无法对他们的命运感同身受，只能从外部进行观望。对于华人们来说，他们永远只是西方文化的“他者”。对于欧洲文化、澳洲文化和美洲文化，他们都只是“他者”，无法真正认同这些外域文化也不被其所认同，他们的文化身份只能是模糊和暧昧的。

精神感受必然引起内心的煎熬，在地理上，这里似乎是他们的家园，又不是他们的家园。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上，这里似乎是他们的乐土，却又不是他的乐土。他们总处于两难的境地，在本国和异国文化中徘徊，无法全然接受亦无法断然拒绝，在这种经历中他们发展出一种“流散”意识，总能意识到自己跨越国界的、可译的、混合的身份，总是经历着对本土与异域，历史与当下，归家与流散之间的矛盾、冲突、协商与融合的体验。《重洋》中的每一个出国者，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内心的煎熬和纠结，经历着深刻的“流散感”。

移民的本质，就是这种身份认同层面的“流散感”，故土流散，文化流散，情感流散。流散主体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远离家园的怀旧诗情，更要在遭遇“他者”文化的过程中进行身份认同的抉择。移民的空间移位以及重新定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正是这突然的或者不断的位置移动，导致了他们身份认同的困境和疑难。新移民无法明确归属，若即若离，他们的文化认同受到了冲击，呈分裂和混合状态。他们无法在两种文化中找到自己心灵的真正归属，无奈地徘徊在两种文化之间。

每个流散的个体都必然有过这样的体验，努力克服乡愁，进行自我改造，从而找到自己的出路。 《重洋》中的现代移民，都是在流散和跨国经历中试图自我改造、重新构建自己身份的典型例子，只不过，有的完成了构建（如纽约出租司机Kyle、林普），有的主动中止了构建（如舒兰、汤霞、孙诚巍），或者像葛少祥、尚鲲、怀敦、林川夫妇等大多数人一样，在迁移流散的经历中，他们最终充其量只是建构了一种流散的、动态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混合身份，一方面呼应着祖先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对原始自我身份的反叛，对自己进行身份再造。移民身份赋予他们一种新的本能，在传统自我与再造自我中动态穿梭，而这种身份认同再造中的动态穿梭，带给现代移民的是更大的焦虑、不安全、不自由。

有人认为，专制制度会影响社会大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其实，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也同样会影响到公民和知识分子的精神自由，让他们感觉到始终无法摆脱“精神奴役的创伤”。所以，移民并不能简单地解决“自由”的问题。前一种不自由，和后一种不自由，同样是痛苦的。这就是为什么为了摆脱身份认同的危机、寻觅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出生于中美洲的作家奈保尔从未停止过在内心深处的寻找和认同，他本人其实就是一位典型的现代流亡知识分子。

回过身来，转身望去，原地风景依旧，在上海，在大理，在澎湖，在扬州，熟悉的街景，习惯的世象人情。家园不一定是落叶归根的地方，但必须是生命旅程的一站，是生命可以托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