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含混”——读《1956：百花时代》

《1956：百花时代》的阅读，拖了很长的时间，伴随着无法抑制住的焦虑感，一直到“后记”，化作更大的悲哀。

从很早开始就对洪子诚老师的文字有很强烈的亲近感，一方面来自于他曾在书中略略提过故乡的风物、习俗，地域上的天然的亲近感是很直接的；另一方面是性情上的。洪老师在后记中说自己“本身是很枯燥的人”，所以这一本仍是一如既往地“毫无生动活泼可言”。深知其意，也相信不是谦逊之语，这本书也确实比不上《1948》灵动，可读性要弱很多。（欠债一般地想起1948还没有作过梳理，顿觉没读过一般。）从《问题与方法》中就可以看到洪老师的性情是很温润、宽容的，应当是如他在本书中所提过的陈翔鹤那般的谦谦君子。写作的风格也随之是娓娓道来，有条有理，极为平缓地展开的，逻辑性强。这样看来，焦虑感好像很没道理，可，直到此时此刻，还是焦虑着。

一方面，与洪老师的研究和呈现方式有关：大量翻阅当时的各种公开材料，在海量的信息中提取出有价值的材料，条分缕析，呈现的方式也是大量引述与分析相结合。如，在“知识分子对于双百方针的反应”这一问题，研究思路就是，通过翻阅报刊，来把握总体的反应，然后考察报刊上的相关文字，分析出如此反应之原因；之后再对报刊上所载发言进行分类，展开分析各种不同的回应。大量的材料比对造成了一定的阅读障碍，而我又对于知识的获取、“历史”的了解有太强的迫切感。有的时候就会忽略一部分的材料，直接看分析过程和结论。

另一方面，也与百花时代这一历史语境本身有关。最后一章，讲到周扬等的“退却”，以“周扬等所做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那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事情”这句话作结。读罢，如鲠在喉。而后再读后记，洪老师回忆了1956年自己北上之后几年里所亲历的历史种种，最后说，“这种种的一切，既与本书的论题无关，也是些不关连'本质'的'现象'，就让它们从他的记忆中消失吧。”种种一切，并非无关，却强言无关，让从未有过对于那段历史之记忆的我，对于汲汲于了解产生了无力感。被纳入政治蓝图中的文学逃不开时时被裁决的命运，宗派之争传达出当代或者说从30、40年代开始的文学内部的“自我消耗”。一如洪老师所说的失望，因而不禁要问，去处理这段历史的努力，是否也是另一种“自我折磨”。

牢骚暂时发完，无奈似是说尽，压抑感稍稍排遣，录下所得所获。

研究方法上，对于洪老师在前言中所说的“整理和保留更多一点的材料”和“稍稍接近'历史'”一直都极其认同，也因此对于自己的方向有了一个确切的计划。前几日，姚老师就学术研究难得的清清楚楚分享了自己的想法，她说，她没有那么蛮横，拒绝找规律。她认为所能做的是史料的挖掘和铺排，以及解释。还提到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个人的研究是在巨大的学术大厦中，填进一块、两块的砖进去。只是，无论是洪老师、钱老师，还是姚老师，在这种切实的研究背后，都有各自的关切吧。姚老师说，研究和写作最终关系到自己的生命，生命内部有什么问题，通过作研究，去解决。这一点，程老师也说过。起于杨老师所引起的那些追问和自己一直以来迫切的、对于当下的理解的愿望，但愿能够从此更切实地、有秩序地铺开去。所以，所有遇到的障碍、种种压抑和怀疑，都是一时的，值得尽力去克服的。说远了。回到研究方法上，材料的挖掘和铺排固然关键，但真正显出不同学者的风格等之不同的，在于“解释”。在“解释”方面，钱理群老师往往一针见血，更富有激情、更有感染力，如对于萧军浪漫的流浪者精神形象的呈现，时隔许久，仍历历在目；而洪子诚老师则擅长步步紧逼。最为典型的例子是第一章中对于陆定一所作的“允许自由辩论”的报告的分析。他引述了报告的片段，而后，有如下的一系列提问：

仅就文艺的问题而言，如果有关创作方法和题材的上述说法得以成立的话，那么，一年前对胡风的文艺主张的批判是否有误？如果批判是完全正确的，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因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因而不管说什么都是错的？另外，如果真有作家起来主张创作方法和创作题材的多样化，像一年后的江苏《探求者》月刊所草拟的启事那样，他们是否是合法的、应该受到保护的？这些有关“历史连续性”的问题，在此时和后来，都没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p7）

对于所引材料的空隙、自相矛盾之处的追问，洪老师一贯是步步紧逼的。他不是仅仅平静地指出存在“断裂”本身，而是要在剖析材料的过程中，把“断裂”呈在读者面前。《问题与方法》中也有很典型的例子。很喜欢这种感觉，有条理而又不失锋芒。这可能也是我会去靠拢的分析方式。不过，随着阅读的增多，应该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跳出来。但求慢慢积累。

对于1956年百花时代本身，我将努力厘清在阅读本书之前和之后认识上的不同，本书在对这一论题的讨论上的价值或许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一点呈现。

在此之前的认识其实也是洪老师的观点，从《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来。提到1956百花时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蒙、刘宾雁和宗璞，想到“异端”。当代文学首先被当作是“一体化”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出现了“历史性”的“异端”，而“异端”的出现和对其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截然相反，还有新的“异端”的不断出现，被纳入“革命文学”本身具有“纯粹化”这一倾向的解释体系中。洪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诸多篇末论述都极为精彩。

以上的认识自然不会在本书中被颠覆，本书于1997年写完、1998年出版，其研究应该是自然而然地构成了1999年出版的文学史关于百花时代的书写的一个重要基础。洪老师在前言中提到将“年份加以扩展的原因”：“关注1956年，不仅要了解提出了什么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体现'新质'的作品，而且更要注意在这不长的时间里的波动、曲折、沉浮、兴衰，造成这种剧烈变动的缘由，以及由此激起的心理波动。”以此为基点，下面记录的是我所把握到的洪老师对于百花时代这个短暂而又稍微“开放”的时代的认识。

首先，作者具体讨论了“双百”方针的提出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以及目的，其目的在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是我们所熟悉的，而本书第一章用大量篇幅来呈现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的反应更值得注意。费孝通之“早春天气”的说法让人的印象深刻的同时，对于“复杂性”有了更形象的把握。洪老师对于“解冻”的阐释以及对两类不同知识分子心灵“开放”维度的区分都很有效，而随之自然积累下来的材料也是厚重的。

其次，关于“新质”的作品，讨论集中在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两部作品上，从作品出现的原因到文本内部所包含写作者的文学观念和相关写作立场的剖析再到作品被批判或修改的命运的分析，洪老师的落脚点在于“干预生活”这一理论的讨论。这也是上面研究自述的一个基本体现，不仅要看到表面上提出了的方针、政策，出现的“新质”的作品，更要关注其出现的缘由、其内含的文学“论争”。

再者，承接着上一点，顺着这样的思路前后观照，会发现，无论是作品还是对于作品的评论都被纳入到诸多关键的论题中，本书是用诸多论题关键词来串起1956的。1956年的潮流、运动，是“双百”方针这一政策提出、实施的时代背景下，左翼内部在文学秩序的建设中抽象出来的诸多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进行的论争的体现。这些概念是：“解冻”、“规范”、“干预生活”、“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真实性”等等。

围绕这些概念展开了以下的追问：1956年的“解冻”意味着什么？首先是思想上的、心灵上的开放。而1956的“开放性”的重大变革意义也在与强调严格的统一规范、试图建立一种“一体化”的文学的现实的对照中体现出来。或许，其意义正在于提供了观看“一体化”文学建设所存在的种种矛盾的窗口，对于这个特殊时期的解读可以辐射到对更广阔的历史的阐释中去。 第二章紧接着就对“规范”的建立和调整进行讨论，把1956年看作是“一体化”文学“规范”理想实践的“退却”，“退却”是文学层面的内部调整也是政治层面的暂时妥协。最后以刘绍棠对《讲话》的区分作结，提出了“规范”的历史性范畴性质。作为一个笼罩性的概念，这一辨析可说是接下去各种概念的讨论展开的基础。

“干预生活”、“真实性”话语、“歌颂”与“暴露”、“现实主义文学”与前面加上各种名目修饰的“现实主义文学”以及“社会主义文学”，林林总总的概念是交叉着，纠缠不清的，一直都是以含混的状态映在我对于当代文学的认知中的。对此，本书提供了一些有力的解释。“历史”的含混与无序，那些“自我折磨”的论争，可以从文学派别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寻到解释的线索：根源于左翼内部的“一致性”和分歧。比如，作者指出周扬等与胡风、冯雪峰，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体系中，在许多时候确实表现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

一条是更多以恩格斯文学思想作为“资源”，较重视文学自身的特征，在规定文学的政治要求和创作的思想倾向上，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的路线。另一条，则是突出对文学的政治要求，强调思想立场在创作中的决定地位的路线。（p267）

这一判断是可以部分解释很多对立的，比如“歌颂”与“暴露”何者更重要的论争。而作者所指出的他们对于一种新型文学即“革命文学”的共同追求是论争得以展开的基础，在左翼之外的作家如沈从文等与左翼之间，就不存在以上概念的争议。至此，回过头去看，本书对于当代文学各种力量的浮沉、兴衰的关注的着力点之一，正在与派别的关系的分析。

另一方面，洪老师还将不同的概念分章节进行讨论，从参与这些概念论争的文本切入，讨论具体的症结所在。关于“干预生活”，主要讨论的是“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的矛盾组合以及歌颂还是暴露这一延安问题的延续。而新生的政权最终还是会要求文学在肯定其“合理性”和揭露其“阴暗面”之间侧重前者。频频会叹的是，为何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重蹈覆辙？拒绝简单地成为“百灵鸟”，在容易觉得悲凉的我，难言幸否。不过，关心其缘由，关心洪老师所说的“心理波动”。记得张老师说，她觉得没有一个整体的知识分子的存在。很关切一个个的个体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波动”，包括中学时代在图书馆书架上一下子就“遇到”的沈从文先生。洪老师在本书中也呈现了几则有吸引力的材料，比如沈从文对于曹子建的分析就很值得关注，由此联想到师兄所说的“范畴研究”，似乎会是一个好的突破口。

关于“现实主义”，洪老师先从韦勒克的解释出发，指出这一创作方式本身存在的逻辑上无法解决的矛盾。进而指出左翼作家冲突的双方，“其实都是十分重视创作的政治意图和社会效果的，他们从不以'真实再现'作为文学活动的最终目的。”（p167）围绕“现实主义”，存在“典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的争论。洪老师追溯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身和被介绍到中国并被表达、接受的历史，并结合50年代苏联和欧洲的修正主义思潮，具体分析了秦兆阳等人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有限定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质疑。而“真实性”问题在这一讨论范畴内再一次被拉了进来，洪老师指出在爱伦堡的逻辑中，“现实主义”是不需要区分的，“真实性”就够了。中国语境下的批判，同样拉进了很多老话头，如“教条主义”、“真实性”。秦兆阳讨论“广阔的”现实主义的时候，矛盾就是对准了“教条主义”，他认为，在中国，对文学事业形成的教条主义束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错误或片面的解释，一是对毛泽东的《讲话》的庸俗化理解。他所要强调也是“现实主义”足够了，种种限定和修饰都是不必要的。之后，还有周勃、刘绍棠、从维熙等的质疑。洪老师还把没有站在“取消”立场的冯雪峰等人对于“真实性”的强调和前面的质疑勾连了起来。然后是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一派的观点的呈现，批驳的文字实在是无聊武断而蹩脚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洪老师的没有如前面对于质疑者观点的极为充分展开的论述。由“社会主义文学”展开去，就必然涉及到传统继承的问题、回归到“真实性”问题。而不管是什么，洪老师指出，争论不休之后，最终必然是“政治权威“来作出裁决。

在以上这些问题的具体剖析中，也可以看到洪老师一次次或许是有些无奈地指出，所谓的概念的论争，在当代文学这里，从来都不是能在理论层面加以探讨的问题。曾经有“心机很深”的文章试图去扭转在文学及文学理论层面上无效的争论，曾经有过一次次的拒绝成为“百灵鸟”的抵抗。可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意味着什么呢？洪老师的结语在此时，再一次刺痛了我，他说，“那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事情”。

荒谬、粗暴而强大的文化逻辑，政治主导下的文学运动，不再是文艺、思想层面的深入探索，而是文化权力的争夺，也是对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不停地瓦解，不管是否自觉，自觉程度如何。

文学与政治，一个终究要绕回来的话题。竹内好在《鲁迅》中说过，“文学是无力的。鲁迅这样看。所谓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如果反过来说，那么就是对政治有力的东西不是文学。……这不是要说文学与政治无关。因为互不相干便不会产生有力或无力的问题。文学对政治的无力，是由于文学自身异化了政治，并通过与政治的交锋才如此的。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了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

对于竹内好的观点，因为无法完全、确切地把握，而又在“历史”与“现实”中有所感知，所以下意识觉得是有张力的说法。会继续了解，迫切地关心着，但求了解。无此，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实”，于我，都将继续以含混的方式存在着。这是，不能忍受的。

备忘：

之前，课上准备做《历史的清算》一章报告的女孩子说感觉就是在讲左翼内部的派别斗争。不知报告最终会往哪个方向走，对于这一点，我的理解是：左翼内部派别的关系是一个观察点，甚至是本书主导的关注点，没有之一，但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借此去厘清诸多1956百花时代的含混的论争，勾勒出相对清晰的“历史”发展的线索。

整本书力图呈现百花时代的政治渗入文学之后形成了一套运动、批判、斗争的话语逻辑。可以延伸开去的：一是对于这段复杂的历史的认识需不需要更新，其基础当然还是史料的阅读和发掘；二是在已有的认识的基础上，是否还有历史的细节需要去厘清，以起到补充说明或者佐证的作用。

2017.7.21补充

根据：《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孟繁华老师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百花时代”的梳理。 1.1949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两大批判运动（武训传、萧也牧）之后逐步制度化，1953.9第二次文代会确认这一范式。

2.“真实性”、“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等讨论，实际上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其背后是有苏联的理论批评讨论背景在的。

3.百花时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展开讨论的时期（虽然终究逃脱不了夭折的命运），“真实性”等问题自然被重点讨论。

这一时期的创作出现了：“干预生活”和“爱情故事”两种“非主流”写作；理论批评方面，出现了三大有影响的讨论：典型问题、形象思维问题、“文学是人学”（钱谷融，北大2017考研名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