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人的故事》读书笔记合集

书中写46年举家从北京搬到台湾，在天津坐民生的轮船，9月上船12月底才到台湾……其中9月到12月都在海河口抛锚不动。乘客们整整三个月就这样坐吃山空吗。果然穷家富路，这要是出门没带钱，就饿毙在路上了。

46年他们一家和大汉奸谢介石的儿子及其年轻漂亮的太太同船回台湾，然后两三年以后，偶然在小报上看到一条新闻，说一个暗娼在淡水河上和顾客划船的时候，翻船淹死了。那位暗娼就是当年同坐民生轮船回台的谢少奶奶。不知道这两三年间发生了什么……

因为1947年二二八事件及之后政治氛围的影响，外省人多多少少对台湾寒了心，48年间可能有一些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这些人回到大陆后，估计49年不太可能再跟着去台湾，所以这也算阴差阳错了。

张光直讲他有个小学同学是地下党员，专门负责把解放区的报纸偷偷运进北京城里来，是解放后被枪毙的大汉奸管翼贤的女儿，夏天还好，冬天要在冷水的河边走一两个小时，损害了她一生的健康。后来八十年代，因风湿性心脏病去世，临终前见到张光直，俩人会面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父亲有他的原因的，你去想一想吧”。

张光直以他1948年从台湾回大陆的左翼老师（后来在文革中很惨）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文中八十年代后，老师的儿子写信痛说他爸爸遭受的种种苦难，说他执迷不悟，这一辈子全白活了。

作者答道“照来信说，杨老师自1957年来遭受了不少磨难，我很替他痛心，但是我并不觉得他的一生因此便都浪费了。也许我这么想是因为我没有目击他的磨难，却在30多年以前与他一起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日子——我说快乐并不是因为天下太平，生活如意，而是因为我们是为了一个理想而斗争着，并且还相信在这个斗争上我们是一定会胜利的，而一旦胜利，黑暗便消灭，太阳便上升，天便亮了。杨老师比我还幸福，因为他更进一步地经历了天亮的过程，而我却一直停留在旧社会里面。你的父亲为了理想而奋斗，而且进一步目击了那理想的实现。你可曾想过：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有几个人有过这种幸福的经验呢？他这一生显然是没有浪费了的，我们应当替他高兴才是。”

“1948 年的革命者和教徒之不同，是他们有目击天亮以后的福气——也可以说是有目击天亮以后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