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时北京庙宇的细节讲述 ——读《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札记
各种庙宇曾遍布北京城市乡村的每个角落，是信众祈求护佑的福地，也是他们代代年年虔诚供献留下的印记。千百年来，座座庙宇在此建而圯、圯而修、修而复圯，通通石碑风光矗立，转眼间却又卧倒荒草。神龛前熙来攘往，碑刻中的字句却殷切而惶恐：人们祈愿着有祷必灵、有祝必虔，亿万斯年善果无穷、芳名不朽；同时又无法停止忧虑，看过太多变迁后，他们担心始勤终惰，再大的功德也终究免不了“前功泯而后继失”。于是不断发心、不断勒石镌名，明知虔诚与繁盛终将湮没，却仍然深信万善同归、愿力长存。看历代寺庙碑刻，最深刻的感触正来自于此。或许唯有信仰，才能赋予普通人这样的真诚和无畏。
北京城曾有过多少座庙宇？韩书瑞在《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中认为1403至1911年间北京及其近郊至少有过2564座庙宇，也有人认为到清中叶，这一范围存在的庙宇应不少于3000座。民国时期北平历次寺庙登记则提供了更晚近也更具体的数字：1930年1734座，1936年1135座，到1941还剩783座。数字和庙名也许能说明很多问题，却不可避免地缺少对每座庙宇的细节讲述：比如，这些曾被无数信众赋予厚望的庙宇，在这座大城里有过怎样的分布，承担着什么样的信仰和社会功能？它们由谁人因何而建、为何而修，为什么有的保留有的却很快消失，那些曾经的庙址现在何处？又比如，是哪些神灵曾被供奉于殿宇享受香烟，是谁跪伏于月台顶礼膜拜？是谁每日擦拭神案、敲响木鱼，又是谁曾居住往来于其间……读《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似乎能为这些问题找到很多有意思的答案。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是由吕敏教授主持的法国远东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拟设十一卷，第一二卷和第三卷获得中国佛学院出版资助，已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一项目以上世纪90年代施舟人教授倡导的“圣城北京：历史和宗教人类学”计划为模式，意在完整编制一部1750—1949年的北京内城寺庙目录。
2003年至2011年间，项目参与者们以乾隆《京城全图》为依据并借助其他资料,确定1750—1949年间北京内城存在的约1100座寺庙名单和方位，开展实地勘察调研和文献梳理，收集碑刻、档案、地方文献、田野调查等资料，再以庙宇为单位撰写庙志。《京城全图》中，北京城从北至南被分为十七排，每排又分十一段。《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分别对应其中的一二三排，标示每座寺庙方位，为其中336座撰写了庙志，著录碑刻一百余种，另附录39座资料不足以撰写庙志的庙宇名单。这种体例，宏观上着眼于面，微观上深入于点，一方面使人对这一时期北京内城庙宇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形成直观认识，同时又分别梳理每座庙宇发展沿革的来龙去脉与细枝末节。这些成果，重新建构了旧时北京的部分信仰空间，勾勒出庙宇和信仰活动的复杂情态，对今天研究传统社会的宗教、社会、经济、民俗问题以及宗教事务管理情况，都能提供诸多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庙宇和宗教活动的细节。僧道、普通信众、社区社群团体以及皇家官府，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其中发挥作用。有人睹庙貌不肃发心，有人为所求获应还愿；有人尊崇僧道替其全力张罗，有人为老有所依而不遗余力。皇家一掷千金，官员一呼百应，有人却为此长年苦行。石碑上动辄镌刻出数十家商铺名号、数百位僧道善信名字，这些僧俗男女阶层不同、身份各异，却为共同心愿而集合，“各出所藏，共成盛举”，唯求“福禄余庆之报，豪末不昧”。还有数不清的香会善会，年年岁岁为神灵奉上冠带袍服，腊月除夕献出一宿灯烛，修整殿宇，放生百类，不知不觉便成百年老会。可若干年后，这些不同的因缘却引出隙罅无数，僧俗之间、个人与机构团体之间，围绕庙宇性质、产权归属纷争不断，书中借助民国档案资料对此也进行了详细阐述。
书中保存了有关神灵和庙宇类型的丰富资料。各路神灵曾济济于北京城的大小庙宇，而关帝、观音、碧霞元君、真武大帝获得了最多的尊奉。以供奉神灵数目命名的三、五、七、九圣（神）庙随处可见，但神灵的组合与数量却如此随意。不少庙宇辟出专门场所供奉“华北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那些本乡本土的神灵，铸钟娘娘、王三奶奶、纪小唐，也同样占据着殿堂的一席之地。很多个人和家庭建有家庙，会馆行会建有各自庙宇，村镇街巷普遍公建村庙、镇庙、街庙、巷庙，驻京八旗各有各的旗庙，甚至不少官府会在院内修筑官员专用的庙宇。老北京内城九门都曾建有关帝庙或真武庙镇守，城里的水井多与一座小小的龙王庙相伴而生，而那些只有当街一间或一龛的土地庙，总是在街头巷尾或丁字路口等待时有时无的香火。
对庙宇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书中也有所反映。除祈神之所，它们还是公园、旅店、办公议事以及兴办公益的场所。北京城很多庙宇有着优美的风景，曾是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心目中美妙的游览宴集之地。它们还是庙会、年集等公共活动的举办中心，也是村公所、警察所、行会、会馆、水会、商会、戒烟公所等的办公议事地点，以及开办学校、商店、停柩房的理想场地。年老的僧道和其他老无所依者，将这里作为安身之所。商户租用铺面用于经营，平民租住闲置的庙房；游宦的官员、赴考的学子也时常租借在这里，并在诗词日记中留下点滴记载。
但正如建庙立碑的人们所忧虑的那样，坍塌荒弃、买卖转让、战乱动荡，无数香火鼎盛的庙宇逐年荒弃，直至了无痕迹，再没人知晓。《帝都景物略》曾对“天顺间废寺”隆安寺这样描述：“僧何年去，殿何年欹，垆何年不烟，龛何年不灯，尘面佛何年金不浴。比邻人登座闲谭，脱帽，除履袜，看童子踏佛肩，探雀雏去。行人系马金刚臂上，枕罗汉以卧。如是者百年。”本为常态，想来也不免唏嘘。好在每块碑刻和每段记载，都是关于旧时北京庙宇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浓缩记忆，《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据此进行的细节复原与讲述，某种意义上，似乎已帮助勒石镌名者实现了“万古流芳”之愿。
北京城曾有过多少座庙宇？韩书瑞在《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1400—1900》中认为1403至1911年间北京及其近郊至少有过2564座庙宇，也有人认为到清中叶，这一范围存在的庙宇应不少于3000座。民国时期北平历次寺庙登记则提供了更晚近也更具体的数字：1930年1734座，1936年1135座，到1941还剩783座。数字和庙名也许能说明很多问题，却不可避免地缺少对每座庙宇的细节讲述：比如，这些曾被无数信众赋予厚望的庙宇，在这座大城里有过怎样的分布，承担着什么样的信仰和社会功能？它们由谁人因何而建、为何而修，为什么有的保留有的却很快消失，那些曾经的庙址现在何处？又比如，是哪些神灵曾被供奉于殿宇享受香烟，是谁跪伏于月台顶礼膜拜？是谁每日擦拭神案、敲响木鱼，又是谁曾居住往来于其间……读《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似乎能为这些问题找到很多有意思的答案。
《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是由吕敏教授主持的法国远东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作项目“北京寺庙碑刻与社会史”的研究成果，拟设十一卷，第一二卷和第三卷获得中国佛学院出版资助，已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一项目以上世纪90年代施舟人教授倡导的“圣城北京：历史和宗教人类学”计划为模式，意在完整编制一部1750—1949年的北京内城寺庙目录。
2003年至2011年间，项目参与者们以乾隆《京城全图》为依据并借助其他资料,确定1750—1949年间北京内城存在的约1100座寺庙名单和方位，开展实地勘察调研和文献梳理，收集碑刻、档案、地方文献、田野调查等资料，再以庙宇为单位撰写庙志。《京城全图》中，北京城从北至南被分为十七排，每排又分十一段。《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分别对应其中的一二三排，标示每座寺庙方位，为其中336座撰写了庙志，著录碑刻一百余种，另附录39座资料不足以撰写庙志的庙宇名单。这种体例，宏观上着眼于面，微观上深入于点，一方面使人对这一时期北京内城庙宇的数量和分布情况形成直观认识，同时又分别梳理每座庙宇发展沿革的来龙去脉与细枝末节。这些成果，重新建构了旧时北京的部分信仰空间，勾勒出庙宇和信仰活动的复杂情态，对今天研究传统社会的宗教、社会、经济、民俗问题以及宗教事务管理情况，都能提供诸多有价值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关庙宇和宗教活动的细节。僧道、普通信众、社区社群团体以及皇家官府，都曾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其中发挥作用。有人睹庙貌不肃发心，有人为所求获应还愿；有人尊崇僧道替其全力张罗，有人为老有所依而不遗余力。皇家一掷千金，官员一呼百应，有人却为此长年苦行。石碑上动辄镌刻出数十家商铺名号、数百位僧道善信名字，这些僧俗男女阶层不同、身份各异，却为共同心愿而集合，“各出所藏，共成盛举”，唯求“福禄余庆之报，豪末不昧”。还有数不清的香会善会，年年岁岁为神灵奉上冠带袍服，腊月除夕献出一宿灯烛，修整殿宇，放生百类，不知不觉便成百年老会。可若干年后，这些不同的因缘却引出隙罅无数，僧俗之间、个人与机构团体之间，围绕庙宇性质、产权归属纷争不断，书中借助民国档案资料对此也进行了详细阐述。
书中保存了有关神灵和庙宇类型的丰富资料。各路神灵曾济济于北京城的大小庙宇，而关帝、观音、碧霞元君、真武大帝获得了最多的尊奉。以供奉神灵数目命名的三、五、七、九圣（神）庙随处可见，但神灵的组合与数量却如此随意。不少庙宇辟出专门场所供奉“华北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和蛇。那些本乡本土的神灵，铸钟娘娘、王三奶奶、纪小唐，也同样占据着殿堂的一席之地。很多个人和家庭建有家庙，会馆行会建有各自庙宇，村镇街巷普遍公建村庙、镇庙、街庙、巷庙，驻京八旗各有各的旗庙，甚至不少官府会在院内修筑官员专用的庙宇。老北京内城九门都曾建有关帝庙或真武庙镇守，城里的水井多与一座小小的龙王庙相伴而生，而那些只有当街一间或一龛的土地庙，总是在街头巷尾或丁字路口等待时有时无的香火。
对庙宇承担的各种社会功能，书中也有所反映。除祈神之所，它们还是公园、旅店、办公议事以及兴办公益的场所。北京城很多庙宇有着优美的风景，曾是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心目中美妙的游览宴集之地。它们还是庙会、年集等公共活动的举办中心，也是村公所、警察所、行会、会馆、水会、商会、戒烟公所等的办公议事地点，以及开办学校、商店、停柩房的理想场地。年老的僧道和其他老无所依者，将这里作为安身之所。商户租用铺面用于经营，平民租住闲置的庙房；游宦的官员、赴考的学子也时常租借在这里，并在诗词日记中留下点滴记载。
但正如建庙立碑的人们所忧虑的那样，坍塌荒弃、买卖转让、战乱动荡，无数香火鼎盛的庙宇逐年荒弃，直至了无痕迹，再没人知晓。《帝都景物略》曾对“天顺间废寺”隆安寺这样描述：“僧何年去，殿何年欹，垆何年不烟，龛何年不灯，尘面佛何年金不浴。比邻人登座闲谭，脱帽，除履袜，看童子踏佛肩，探雀雏去。行人系马金刚臂上，枕罗汉以卧。如是者百年。”本为常态，想来也不免唏嘘。好在每块碑刻和每段记载，都是关于旧时北京庙宇和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浓缩记忆，《北京内城寺庙碑刻志》一二三卷据此进行的细节复原与讲述，某种意义上，似乎已帮助勒石镌名者实现了“万古流芳”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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