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与蝶

我时常想起龚苏萝在她的回忆录里写下的，圣埃克絮佩里从军出征前曾对她说过的话：“每天你都给我写两三句话，你看好了，这就像是在电话里交谈，我们不会被分开，因为你永远是我的妻子，我们会为那些不能一起看同样的风景的日子和距离哭泣。”小王子和玫瑰的爱情。书信那隐秘而原始的魅力。一切似乎都浓缩在这段话里，直到后来，我翻开《致薇拉》，方才发现，有些激情，不止于万语千言。

亦不止于此生相伴。

《致薇拉》收录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自1923年与薇拉一见钟情到他患病离世的五十多年间，他写给妻子薇拉的超过50万字的书信。当1958年纳博科夫因《洛丽塔》的出版声名鹊起，薇拉出席了他的访谈，她为他编辑、打字、开车、商谈、理发的故事成为诗人传奇的一部分，而为这些传奇打下基础的，正是他们之间经久不衰的感情。直到晚年，纳博科夫仍在信中称呼妻子为“天使”和“我的光明”，写下“拥抱并崇拜你”的句子。诗人从来都多情，近代很少有作家能像纳博科夫那样拥有持久而琴瑟和谐的婚姻，而这些书信，便为我们展现出他们长年的婚姻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1923年5月8日，薇拉第一次在纳博科夫面前出现，戴着一个花斑黑色面具。他们一见钟情的证据后来以《相遇》为题发表在了《舵》上，年轻诗人与他爱人的许多交流也围绕着这份俄文刊物展开。

也许仍然不知姓名的你/真的是那位被等待的人？

纳博科夫的诗中如此问道。他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外人难以企及的默契与激情，仿佛薇拉在相遇前就已经开始的对诗人作品的关注，和后来诗人因与前未婚妻解除婚约饱尝失恋痛苦，都是为他们命中注定的相爱所铺下的路基石。他们在文学上有相似的品味，互相分享生活琐事和文学世界的奇妙，甚至写信的细节也有许多迷人的相似之处，似乎天生就如此合拍。但显然，这些只是他们传奇恋情惹人艳羡的契机和部分，并非全部。

同样是因俄国革命流亡到柏林的俄国侨民，在相遇到结婚的前二十年，他们在政局动荡的欧洲生活得并不十分如意：长期经济拮据，薇拉和他母亲的健康问题，而战争也迫使他们在移居的问题上殚思极虑。但这几十年却是纳博科夫写信最频繁的日子，占据了那些信件的百分之九十，有些时期甚至几乎一天一信。正如诗人在信里所写的——“我手头拮据。但爱情不减。”当1926年6月至7月期间薇拉离开丈夫住进疗养院时，根据爱人的要求，纳博科夫每天给薇拉写信，信中详细记录了他一天的衣食住行，包括晚餐的细节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了下来。为了哄病人开心，纳博科夫甚至专门编写了许多字谜供病房中的妻子打发时间。他的信充满了有趣的文字游戏，先以各种小动物的名字来作为对方的爱称，后来又在信中创造了许多暗语，以虚构的字谜编辑“达令先生”来惹人发笑，又以蝴蝶的数量来指代稿费的金额。这些信件展现出他写作上一贯的富于诗意又玩心十足的特点，读来越发让人感受到诗人的深情与风趣。而在困难重重的生活背景下苦中作乐的他们，又怎能教人不羡慕？

纳博科夫在他1951年出版并题献给薇拉的自传中如此写道：

岁月流逝，亲爱的，眼下没有人会知道你和我所知道的。

而在他们相爱的早年，这种状态就已经出现并且成型，彼时年轻的诗人难以抑制笔下汹涌的爱意：

今天，除了对你的思念，我什么都不能写……这些奇妙之处，除了我们，无人知晓，而无人像我们这样相爱。

纳博科夫写给薇拉的信展现出他们生活的不同阶段：一个初露头角的诗人和一个戴面具的神秘女子，一个贫穷却受欢迎的朗读者和一个敏感脆弱的病人，一个焦虑的牛皮癣患者和一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成功的客座教师和一个默默付出的妻子……他们对彼此的付出，他为她写诗、画画、绞尽脑汁，她为他打字、悉心照料起居，自始至终都只是出于自身意志和纯粹的爱意，即便后来其中一方功成名就。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美好纯粹，或许写下的和未曾写下的文字，都已无力向我们解释他们之间的爱情。而在彼此面前，他将永远是那个年轻而富于激情的蝴蝶诗人，她也将永远是二十一岁那年，戴着面具走向自己的命运的那朵含苞待放的玫瑰。

可惜的是，《致薇拉》里并未收录薇拉写给纳博科夫的只言片语。关于薇拉为何后来销毁了她能找到的她写给纳博科夫的所有信件，我愿意如此理解：作为举世闻名的作家，纳博科夫信件中的激情和艺术终将属于全世界，而薇拉对他的爱，永远只属于纳博科夫一人。

没有你，我不会用这种方式，说花卉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