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痴地等到文字的尽头/云也退
原文作者:云也退
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有一天做着梦被灵感击中,醒来以后他不敢怠慢,趁着记忆尚清晰,把梦中所得几百行句子唰啦啦都给录到了纸上,这便是日后被传颂一时的名作《忽必烈汗》。梦中得诗,如同曹雪芹梦得红楼一样,虽然玄乎,但漂亮的白纸黑字在那里,让人宁信其有。
阿根廷小说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生平第一篇小说《被占的宅子》也是梦中得来的。故事写一对兄妹住在一所大宅里,某一日,听见半边屋子有动静,两人撤到另半边,把门锁好,过了不知多少日子,这半边也“被占”了,两人相依逃了出来。
故事不过数千字,情节里满是空白,读者等到最后,也不知道占屋的究竟是谁,结尾处,主人公带着一点不舍之情把门锁好,把钥匙扔进了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主人公这种奇特的心态会让人耿耿于怀,好像是中了科塔萨尔的诡计。
假如故事里有所暗示,占屋的是某种不为人知的动物,或是什么超自然的生命,例如曾祖父母的幽灵等,科塔萨尔可能距离拉美文学所谓的“主流”——魔幻——还会更近些。魔幻的情节,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花园里,在胡安·鲁尔福的鬼城里,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都有具象呈现的。科塔萨尔却没有,他只描写人物对不可抗力量的恐惧、抵触、憎厌,以及相当坦然地接受,而这些情绪还经常是被陌生化的,十分冷静,就像着了魔一样。
科塔萨尔很喜欢写声响,部分是因为听是一种沉静的、耐心的动作。灾难一步步降临,而孤独的、弱小的人在听,从零星的声响中里去感知它,探摸它。神秘的敌人第一次入侵时:
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
主人公的反应是很奇怪的,在听到这些声音后,他不是去进一步探明情况,而是“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门撞紧”,插上插销,然后走回自己的屋子,对妹妹说:那半边被占了。没有任何抵抗,兄妹俩在等待着这一天来临。这时再回到开头,看作者交待宅子概况的文字,那些伏笔就如同浸了显影药水一样凸起在纸上了。
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念头:曾祖父母在老宅中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面目模糊、关系疏远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
句号前面的部分直接启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句号后边的部分则让人无法不想到博尔赫斯。科塔萨尔做了一个关于噩梦的梦,一个急转直下、无力去遏制、也只能接受的生活轨迹;老宅从四面八方吸附并积聚起无数看不见的东西,在这兄妹俩心里形成了不祥的预感,反让他们期待着末日降临,并在末日到来时变得平静了。
用符号学术语来说,每一种预感都是有个“前文本”的:我不会平白无故地说“我有预感,你能发大财”或“我预感你会破产”,我对这两种命运的预测,多少都是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对你的性格、处事方式、生意现状等的判断作出的。而科塔萨尔在小说里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前在的信息尽量降低为零。预感产生了,我们读者却看不到它因何发生;预感成为现实,也没来人来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如何去对付。一些理论家说现代人有“存在的焦虑”,科塔萨尔故事中的教训,庶几近之。
《巴黎评论》三十年前对作家做了个访谈,当时他的母亲刚刚去世不久,他说,他母亲是个想象力丰富的人,也一贯鼓励儿子多幻想,少一本正经,循规蹈矩。但是,当他迷上埃德加·爱伦·坡的书时,他母亲也不安起来,生怕儿子分不清厄舍老屋和自己家。果不其然,科塔萨尔把坡偷回家读,然后整整病了三个月。他从坡那种粗糙的哥特小说里学到了渲染气氛的本事:人的主观感受,可以将客观事物分出前中后景,这边浓些,那边淡些,浓者占据了注意力的全部,淡者明明在那里也视若无睹。没有一种清醒的力量能够把人物拎出这种谵妄的状态。当初,科塔萨尔也被吸了进去,后来写《动物寓言集》里的故事时,他就让那些人物重演他的个人经验,但写得更为实际一些:在寻常的背景中添加了一些不寻常的要素,而主人公们似乎仍然在按寻常的心态过着,将不寻常的东西陌生化,不生疑,也不在乎。《奸诈的女人》里,女主角神秘地克死了两个前男友,男主角照样追求她,同她相处;《剧烈头痛》里,主人公养着一种名叫“芒库斯比亚”的奇怪动物,为此而连续罹患各种暂时性的精神疾病,却仿佛习以为常似的。
他们都在等待某个预感实现,等待某种命运——通常都是让他们为之兴奋激动的末日——降临。他们用凡人的视、听、嗅、味、触觉以及第六感去体会那些不可预知、也不可抵抗的恐怖的力量,但是这些感觉是摆不平的,按下葫芦浮起瓢,因此,警觉和麻木常常兼于一体。例如《公共汽车》,克拉拉在168路公共汽车上感受到的威胁来自周围手捧红玫瑰、康乃馨、菖蒲、马蹄莲等等各色花卉的乘客的目光,她不安地想象着,然而想象到的具体是什么,一如兄妹俩对什么样的恶灵有预感一样都是不言明的。克拉拉通过转移自己的视觉来压制对视觉的恐慌,她“盯着前方磨损的椅背,检查紧急出口的操作杆,阅读上面的文字:‘紧急出口,拉下手柄,站起逃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也连不成句。”就仿佛在电梯里,所有人的眼睛都习惯性地看着变动的楼层数或自己的手机屏幕一样,克拉拉的对策不是用目光反击想象中的入侵者,而是避进一个“心理安全岛”。
《被占的宅子》让听觉大显身手,《公共汽车》里的领衔主演则是视觉。克拉拉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拿花、也没有看他的陌生小伙子,在那个车厢里,他是她能解脱噩梦的唯一希望。克拉拉算得上是这些小说里唯一挣脱了噩梦的人,噩梦在他俩一先一后逃下车时土崩瓦解,两人在广场上卖冷饮的小贩中穿行,“没有交谈,没有对话,浑身幸福地颤抖”。刚才那一切似乎不过是一个弱女子的幻觉。可是,在逃出生天之前,她同其他主人公一样,也已准备好接受无可逃避的灭亡。
“那个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世界,通过描述变成某种井井有条且相互关联的东西,变成某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古巴小说家、文论家安东·阿鲁法特如此评论科塔萨尔的幻想小说。科塔萨尔把他的很多人物都刻画成了傻瓜或痴癫分子,他们的感官不周全,选择性地吸收这个,忽略那个,对不可理喻的现象能见怪不怪,尤其如《剧烈头痛》里的那一对男女,通过饲养芒库斯比亚这种需要小心养护才能成活的动物,给自己招来了连绵的头痛病。在其他小说里,不寻常之事尚且随着故事进行而发生,但《剧烈头痛》却从一开始便跌入一个古怪的、难以解释的漩涡,只有那一对男女(你甚至无法判断他们是夫妻、情人还是兄妹)似乎对种种疾患处之泰然;当命运最终开始叩响两人的大门时,他们已经像《被占的宅子》里的兄妹俩一样,用听觉将自己紧紧围裹起来:
外面还是那样,一些芒库斯比亚比另一些叫得响,嗥叫声划破夜空,不绝于耳……我们要抬高声音,才能彼此听见,芒库斯比亚叫得太响。我们又一次感到他们就在房子附近,在屋顶上,在刮浴室的窗户,在顶窗楣。
他们忘情地沉浸于书本之中——如果命运最终现身时能够看清它的样子,他们就满足了。
但是,假如命运的神灵真的现身,科塔萨尔也就跟普通的志怪小说家没多大区别了。他在乎故事“怎样讲”远远胜过“讲什么”,在远景近景的交替之间,六感的切换之间,侨居巴黎的科塔萨尔,跟随着心中爵士乐的节奏,去把一个他自己都不知如何收场的故事一点一点录到纸上。这个过程很享受,作家跟读者一样,探及的不过就是那么一点点正在缓慢增多的局部的真相,听到的无非是别人的印象,内心恐惧的那些东西,被他的主观意志面无表情地隔挡在门外——如同《被占的宅子》所示的那样。
主观在它所铸造的那个真相中,常常有意无意忽略掉最重要、最致命的东西。《动物寓言集》里,伊莎贝尔被送去热带的亲戚家同各种动物——蚂蚁、螳螂、蜗牛、鱼儿、蛤蟆——玩耍,因为某种看不分明的动机,因为不知所谓的原因,所有人都不去把屋子里的一只老虎放在心上,直到书房里发出一声惨叫。“伊莎贝尔扑到雷玛的裙子上,厉声痛哭,痛哭她不安的喜悦。”预感再一次实现,期待中的威胁落实为暴力、血和死亡。
威胁着人物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们在恐惧什么?为什么越是恐惧,他们却似乎越是在期待?科塔萨尔一路留下了许多谜题,但一个爵士乐手无法誊录他所奏的某个曲子的曲谱,你也无法让科塔萨尔给出一个解答,他好像和他的那些人物一起,总在痴痴地等待文字走向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