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往昔“杂事”，那些岁月如歌
文/宝木笑
我是奶奶带大的，而我的奶奶是不识字的，但这并不妨碍老人为我启蒙，在她的思想里，“读书”是一件天大的事情，是关系到命运的大事。那个时候，身边却几乎是没有书的，奶奶就教我很多童谣，也许在她的想法里，那些故老相传的儿歌其实就是识字和读书。恍然长大成人，离乡背井，上学工作，对书的痴迷总令旁人一惊，仿佛荒漠中饥渴的旅人，而摩挲着一本脊背发亮的精装书时，脑海中回响的却是儿时奶奶在耳畔教我的儿歌。
我们的认知是从最基本开始的，儿时最先接触的那些浅显的东西往往是我们记忆的永恒，如果能有人付出心血，将这种貌似的浅显用心为之，确实是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儿童杂事诗笺释》是一部很契合这种心境和情绪的“旧书”，从1950年在《亦报》陆续刊出算起，如今竟将近七十个年头，而做这件事的人也许已经不被新生代的年轻人熟悉，但诗作者周作人、插画作者丰子恺和笺释者钟叔河确实是那个时代各自领域的大家。知堂先生七十二首诗以七言绝句的形式写就，描写儿童生活和儿童故事，涉及民俗、名物、典故等诸多方面，弥补了文艺大家殊少为儿童创作的缺憾，故半个多世纪来一直被人传诵，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本研究民俗学和儿童学绕不开的重要作品。
“杂事”应该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了，就像知堂先生在自序中自谦：“我本不会做诗……无非只是想表现出一点意思罢了”。其实《儿童杂事诗笺释》中的“杂事”正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儿时往事，而这种往事常常和民俗缠绕在一起，这种带着昏黄氤氲般回忆的民俗却最能打动人心，比如过年的新衣或者儿时的吃食。知堂先生的儿童诗中有诸多关于绍兴四时风习及蔬果吃食的记载，如甲编《儿童生活诗》其一是记述过年习俗的：“新年新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口吻温厚亲切，对小儿的喜爱之情表露无遗。丙编《儿童生活诗补》其二十二则回忆了我们儿时可能都经历过的事情——总是吵吵着要糖吃，而在知堂先生的家乡，还有一种“夜糖”：“儿曹应得念文长，解道敲锣卖夜糖。想见当年立门口，茄脯梅饼遍亲尝。”作者自注为：“小儿所食圆糖名为‘夜糖’，不知何义，徐文长诗中已有之。以黑糖煮茄子，晾使半干，曰‘茄脯’，切细条卖之。梅饼如铜钱大而加厚，系以梅子煮熟，连核同甘草末捣碎，范成圆饼，每个售制钱一文。”
除了吃穿用度，每个人的儿时都听过印象极为深刻的故事，多是奶奶、姥姥在盛夏或是隆冬哄我们睡去的“法宝”，这些故事大多是民俗研究范畴中的童话或传说，在儿时我们的眼中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世界。知堂先生自然不会遗漏这个方面，书中记载了好几则流传于绍兴民间的童话传说，如丙编《儿童生活诗补》其五：“老虎无端作外婆，大囡可奈阿三何。天教热雨从头降，拽下猴儿着地拖。”自注为：“老虎外婆为最普通的童话。云老虎幻为外婆，潜入人家，小女为其所啖。大女伪言如厕，登树逃匿。虎不能上，乃往召猴来，猴以索套着颈间，径上树去。女惶急遗溺着猴头上。猴大呼热热，虎误听为拽，即拽索急走。及后停步审视，则猴已被勒而死矣。俗语呼猴子曰阿三。”知堂先生对这个故事可谓印象深刻，在《鲁迅的故家・童话》中曾回忆道：“西洋的小孩有现成的童话书……我们没有这些，只是口耳相承的听到过《蛇郎》和《老虎外婆》等几个故事。”这种儿时的深刻记忆，甚至让知堂先生起了研究童话的兴趣，在1912到1913年间，撰写了《童话略论》、《童话研究》等一系列文章。
知人论世总是读一本书的时候无法绕开的情结，《儿童杂事诗笺释》给人最初的印象却恰恰暴露了我们一直所欠缺的某种情怀。很多人在刚开始拿到这本书的时候，难免震撼，知堂先生等如此三位大家，何以耗费这样的精力去写这样一本书，难以说出口的无非是“牛刀杀鸡”四字而已。但每当论及如今的儿童读物或者影视作品，国人又无不顿足捶胸，感慨社会发达了，孩子们可读可看的优秀作品却少了，儿童文学大家凤毛麟角，儿童文学处境堪忧。抛开对孩子的心意和真情，单从文学理论角度讲，这种尴尬也许是因为知堂先生在解放后的处境“罪及”其儿童本位的创作主张，浩劫之后再要拾起，恐非短时之功。没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主张，仅仅依凭命令或是市场，缺乏的岂止是信仰二字，更是一种具体创作的眼界，这造成了我们如今的儿童文学要么肤浅以至庸俗，要么一味追求“意义”而失去童真，仿佛舞台上实力不济的小丑，总是不能和台下打成一片。
这种如同信仰一般、完全以孩子为核心的文学主张，知堂先生在《自己的园地》一书中早有详述，先生言道：“想来中国教育重载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䀹一䀹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警喻看待……我觉得最有趣的是那无意思之意思的作品……因为这无意思原自有他的作用，儿童幻想正旺盛的时候，能够得到他们的要求，染给他们愉快的活动，这便是最大的实益，至于其余观察记忆、言语练习等好处即使不说也罢。总之儿童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了。”孩子的世界从来不缺少妙趣横生，缺少的是真正站在他们角度去思考和写作的成年人，《儿童杂事诗笺释》在这个意义上完全是一种理论的实践，也像是对儿童文学自身的一次回望和审视。
这里潜藏的一个问题在于：何以我们如今就失却了这样的信仰，荒芜了这样有意义的实践？当然，我们并非要一味厚古薄今，今天当然也有儿童文学的佳作，只是这一点连我们自己提起都有些赧颜，凭良心讲，实在是比起其他文学类别来说，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我们奉献给孩子的都太少了。至于答案，一介书生，除了感慨，遑论他言，只知道丰子恺先生的配画，并非是知堂先生直接去找的，他们二人此前似无甚交往，且在近七十年前上海《亦报》连载《儿童杂事诗》时，知堂先生又用的是生疏的笔名，丰子恺先生欣然为其配画，却与知堂先生未曾对此有过交集。但今天我们看来，丰子恺先生为《儿童杂事诗》的配画，可亲和蔼，童趣横溢，特别是《儿童杂事诗》乙编皆取材于古诗古书，先生发挥自己的擅长，将其中好些画作民国服装，周诗丰画珠联璧合，不由令人拍案叫绝。
至于笺释者钟叔河先生所费心血在字里行间更是让人感佩，钟叔河先生在《笺释后记》里说：“以旧时读书人的眼光看，这些‘笔画代口耳’的牛山体诗实在也无须作注。但这些诗所咏者不外岁时、名物、儿童游戏，一句话叫做民间风俗，又都是清末戊戌前后即距今百年以前的，从民俗学和文化史的意义来说，就成为有价值的资料了，对研究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者也是一样。”正是在这样提升到学术高度的责任心下，钟叔河先生从知堂先生本人一生“用散文写下来”的数百万言著作中找材料，并旁及其他，地方文献、野记杂书、故老言谈、友朋通信都在采辑之列，让《儿童杂事诗笺释》丰满了内容，实现了儿童性和学术性的完美统一。例如，甲编《立夏》诗中有“吃过一株健脚笋”一句，知堂先生自注中解释健脚笋是用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但什么才叫“淡笋”呢？钟叔河先生笺释引了《越谚》和周作人自己的日记、文章，才使读者明白了淡笋和毛笋的区别。
回到之前“何以我们如今就失却了这样的信仰，荒芜了这样有意义的实践”的问题，不管是丰子恺先生配画的佳话，还是钟叔河先生如此用心的笺释，我们不难感受到一种扎实为学，诚挚为人，赤子为事的民国风度，拥有这样风度或者说品格的读书人，应该对事关孩子的文字也不会差很多吧？前面也提到“知人论世”四字，《儿童杂事诗笺释》实在是一本让人感慨万千的书，书中涉及的儿童杂事诗虽然是1950年刊于报纸，但这些诗的写作时间却是知堂先生因为“日伪汉奸”问题，于1947-1948年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创作的，人在凄凉苦楚时，儿时的回忆和对故乡的眷恋往往显得格外强烈，至于知堂先生的后来，不提也罢。
当然，围绕着这本《儿童杂事诗笺释》以及知堂先生的儿童文学理论，如今学界的讨论日渐炽热起来，学术论坛上，不时有人慷慨陈词：“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是以《儿童杂事诗》为标志划清了自己与追逐‘少年老成’的传统中国文化之间的界限，从而高标起追逐‘年长而勿衰’的崭新理想，张扬了五四时期大力倡导的‘青年精神’！”也许，当年的知堂先生心心念念只是家中的贤妻稚子，铁窗背后的眼光凝望处，无非当年烟雨江南的小巷，晚来乌篷船里摇曳的烛光，一如你我在辛苦加班的疲惫中，偶尔从写字楼的格子间望向窗外的万家灯火，儿时的种种会突然一下子涌入心头。我会想起奶奶当年背着小小的我穿过寒来暑往，耳边是老人家一遍遍哼唱的旧时儿歌，那也许都是我们往昔的“杂事”，却渐渐成为如今泪眼朦胧中的岁月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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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录一：并非为历史问题进行所谓翻案，知堂先生确实在1939年1月接下了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1941年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但我们也确实有全景回顾一段历史的权利，众所周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没有同行，成为四名“留平教授”之一（另外3位留守的教授是孟森、马裕藻、冯祖荀），其受校长委托看守校产。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后来在回忆录（《西潮》和《新潮》）里谈到：“抗战的时候，他（周作人）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补录二：1966年，知堂先生年逾八十高龄，当年9―10月间，先生曾两次给派出所写过“呈文”，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的文字作品，呈文大意是说：敝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之前的8月22日，一伙红卫兵冲击了八道湾十一号――知堂先生的住处，《晚年的周作人》如此描述这位“寿则多辱”的老人最后的岁月：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在那里喂蚊子。这样过了半个月，张芳求得红卫兵恩准，在厨房的北角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周作人容身。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张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