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文人不自由

我常怀有一种无益之事与有崖之生相交胜的情绪。这自然可说得是我作为庸人的自扰，然则要在纷乱中平定下来委实不易。检之典册以为消遣，结果随便一眼瞧去，斯文古今无有无忧之时，真是“尧舜其犹病诸”了！一个人到了不得不托命于文字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憔悴到头了罢，但有时竟会连作诗也不能。中国的环境是向来以离群之马为害的，朱元璋先生不是把隐居之士视作是对他的统治的不满吗？呜呼，于是一并搜出砍头拉倒。须要大家和气碰面时候互相拱拱手笑成一团了，这天下斯乃太平起来。 近来榆中的天气也可怪，又天威不可揣度地降温了，逼得人只能把衣柜底下的衣服再倒腾出来。书桌上的书渐渐堆垛不住，收拾了一批置在床底下。其实只要是书，端庄肃穆，旁逸斜出，总是累累若春花秋叶一般可爱的。何况情在言中，意在弦外，岂亦在斯乎？岂亦不在斯乎？文中自有不能搁置者。看看文章，编编笔记，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寂寞的。 下午，开始读余英时的这本《现代学人与学术》；之前已经读过《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和《重寻胡适历程》，重出文章有三之一，倒是免却了很多闲功夫。作为一个牵涉人物更多的更完整的专题，近五百页的篇幅，神气自然要充足得多，自可入乎其中以体前人之幽情。便是之前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也好似销减而给一种无声的沉痛笼罩了，转成嘴角的一点悲凉与滑稽的笑。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是古今文人遭遇不烦的一个恒久的话题，但没有哪一次是比读陈寅恪先生的诗更为凄惨的了；是所谓字字血泪者也。赖有余英时的笺释发皇幽绪（虽然有些地方的确失之穿凿，比如比附陈夫人事），遂得以一窥其中兴亡遗恨也。 寅恪先生一向以为知人论世，“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种“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诗•小雅•巧言》）的觉悟，斯是人文科学不可隳堕之真理，不与时俗转移升降相浮沉也。余英时的考究本事有没有达到最终的效果可以另说，但是这种方法他无疑是把持住了。我逐篇翻阅此书时，就情不自禁怀想起这些鼎鼎的名字背后的伟大人格了：钱穆、陈寅恪、胡适、牟宗三、顾颉刚、洪业、费正清。凡这些，都是极其鲜明活泼的；都曾是使我耸然震动的力量。他们的书，有的我是读过的，有的没有，而且具体的观念也有确实不能同意的地方；惟独在精神上，是除了十二万分的尊敬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至于别的地方看到的一些汲汲于说明他们也有阴暗人格的卑琐议论，是不足与论也。 这三十三篇文章，多是考订与议论参合的评述，不唯有对师长前贤的温情与敬意，也有一些有趣或者不那么有趣的学林掌故，或有不尽实在之处（他对郭沫若是很有些成见的），然而他或者也只能这样。这里的文体也很杂乱，因为是或发微或追忆，或慷慨或悲痛，经了相当长久的时间与环境的凑合。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题记里说“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那个忧郁的日本诗人岛崎藤村亟称许他这样的黯然。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不知怎么就联想到了这句话，也许是有意识的，也许是无意识的，然而我或者也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