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间维度看民族主义

想象的共同体从地域分布的角度介绍了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而本书在时间维度分析了民族主义的消长，并预测其终将消亡。大革命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各国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同时，既往的国民情感寄托来源——帝国、宗教等的影响力日益衰微。为了提高国际竞争力，凝聚国民情感，民族主义应运而生。早期的民族主义发迹于史上长期存在或曾经存在的统一国家中，其目的是促进既有国家的统一，其手段是通过建立共同的民族语言以及其他民族象征来凝聚民族情感。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统一成为了早期民族主义的两个门槛。随着19世纪中期掀起的方言民谣整理活动，各个小民族的方言口语逐渐被文字化，进而形成了定型的民族语言。此时的远距离移民和各族群混居也让底层人民逐渐意识到族群差异的存在。加之以上层阶级对民族的宣传，普通大众和少数族裔对民族主义逐渐认同。因此，在19世纪末期，民族主义运动掀起了第二波高潮，小型民族和大国内的少数民族纷纷要求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或提高本民族的待遇。随着一战结束，欧洲绝大多数土地都成立了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促进国家统一的初衷逐渐转型成为分离主义的借口。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期是民族主义的最高潮。由于经济萧条，各民族国家越发封闭，国内矛盾也被归咎于敌国，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发迹。在反法西斯阵营中，左派运动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也让民族主义更加勃发。二战结束后，随着主流政治矛盾主要成为两大阵营的竞争，民族主义的声音逐渐减小，经济的全球化和分工化也促使国民经济逐渐式微，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恶性竞争逐渐减少，因此，民族主义不再是推动政治进程的主要声音。然而，大规模移民引起的原住民恐慌为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土壤。但是，国际合作仍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民族主义必随着国际合作进程的推进而消亡。

就目前世界，民族主义仍是凝聚民众情感的重要口号，但是，亚民族主义同样对国家的统一造成巨大负面效应。以中国为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是重要的政治口号，同时，地域歧视或地区独立等亚民族主义也在部分地区得到广泛支持。因此，对民族主义这一双刃剑的使用必须慎重。经济萧条是国家封闭和民族主义的助推力，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萧条也给民族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只要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不发生改变，民族主义的影响势必越来越弱。

导论

民族如何定义？如果以客观标准进行定义，如语言、地域、文化、信仰，均能找到不符合客观定义的情况，而且为数不少；如果以主观标准进行定义，如集体认同或个人认同，也会存在很大漏洞，因为民族的确立仍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因此，要对民族作出先验定义非常困难。

民族主义是民族产生的必要条件，因此，本书从民族主义的变迁和转型为入手点，对此问题进行讨论。民族的概念是一个双元促成的产物，必须有自上而下的宣传普及，也要有自下而上的普遍认同，而其发展阶段也历经民族概念的萌发期、民族先驱者的宣传期和平民阶层的认同期。本书的重点会放在第三阶段的讨论中。

第一章 民族新义：从革命到自由主义

民族（nation）一词源于罗曼语系，最初的意思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逐渐衍生出同一行会或同一社会背景的群体的概念。直至18世纪末期，民族一词才与现代的民族国家有了概念上的联系。虽然如今民族的概念与民族语言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但在18世纪末期的欧洲，语言是否能与民族概念相捆绑却是存在很大争议的。由于大革命的催化作用，法国成为最早发展出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区域之一，然而，就革命派看来，成为法国人的标准是认同革命派的公民权利主张，而与族裔或语言无涉。在同时代成立的美国，也秉持同样的观念。因此，这一时期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定义与现代定义有很大差别。

19世纪中期是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第一波高潮，这一时期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期。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主义的产生范围。虽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非常排斥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但是国家的存在仍是保障自由竞争的必要条件，因此，国民经济也必然成为经济学家的重要议题，自由竞争逐渐演变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正是为凝聚国家这一经济实体而服务的。所以，在这个时代，民族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竞争力才能够生存下来。民族主义原则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两个门槛：其一，民族原则只适用于大国；其二，民族国家的建立必须是各群体融合的趋势，而不能作为国家分裂的借口，这样才能保证国家进一步提升竞争力。鉴于此，本时期的民族国家多数是多民族融合的地区大国，大国中的小民族其文化传统和方言逐渐走向消亡。

但是，在门槛原则外，依然有一些弱小群体保留下来建立民族国家的可能性，这些小群体和大国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其一，拥有足够长的建国史；其二，拥有悠久的精英文化传统，有独特的民族文学和官方语言；其三，有被武力征服的压力和抵抗武力征服的能力。到1878年为止，拥有这些特质的大型群体已经基本建立起各自的民族国家，欧洲各国内部看似已经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广泛矛盾了。

然而，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远远还没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潮。出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需要，19世纪中期的民族主义仅在大国的精英阶层展开广泛讨论，小型群体、底层人民对民族主义的话题并不感兴趣。直至选举政治即将开始大行其道时，精英阶层才开始注意用民族主义的手段笼络人心和选票。到1880年后，普通百姓开始觉得民族主义和自己的关系变得日益重要起来，由此开启了新一波的民族主义高潮。下一章探讨民族主义在普通民众中的发展历程。两次世界大战间期是民族主义的最高潮，由于经济萧条，各民族国家日渐封闭，各国

第二章 民众观点：民族主义原型

民族主义诞生之前，世界各地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集体情感蓄势待发，这种集体情感在后续的大规模政治动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催化剂。正是这种集体情感将民族国家的民众凝聚在一起。这些集体情感被作者称为民族主义原型，包括超地域的普遍认同，如宗教情结，也包括仅限于少部分特定团体的政治语汇，如方言、国家传统等。这些民族主义原型与现代民族有相似之处，但并没有和以特定领土为单位的政治组织建立必然联系，导致其与现代民族主义有质的差别。

普通民众中的民族主义原型是什么？语言和族群特性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语言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的重要界限，是因为现代语言就是为民族而重新设计的。各地方言有很大的不同点，民族主义者为了将某一地域中的民众捏合在一起，强行挑选或创立一门语言作为本地民众的通用语并强行推广，久而久之成为了所谓的“民族语言”，因此自然成为民族的界限。在民族主义得到推广之前，语言不可否认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族群认同，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族群也是重要的民族主义原型，族群必然会对民族的建立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底层民众中，族群并不是唤起其民族意识的来源。一方面，族群的区别在底层民众的眼中更多带来的是阶级的差别，而非民族差异；另一方面，族群更多带来的是对其他族群的偏见或鄙视，而非民族意识。

宗教是人类社会在民族主义出现之前最重要的粘合剂，也是重要的民族主义原型。一旦人民信仰了某种宗教，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认同感，能够为以后的政治动员提供良好的素材和切入点。宗教带来的神圣图像使人们的崇拜更加具象化，如果神圣图像能与政教合一国家的君主联系到一起，便更能成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但是，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复杂难辨，既能够促进民族产生，如以色列，又能造成民族分裂，如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

对某个既存政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最重要的民族主义原型。人民对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崇拜往往能够促成对该统治者政权的认同感。这种身为某个现存国家或曾经存在过的国家中的一员的成员感很容易就能被转化为民族主义，既有的或曾经出现过的政体正是早期出现的民族国家的共同特点。

民族主义原型是唤起广大人民认同感的最佳途径，对民族主义的形成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要转化为现代民族主义，必需民族主义者的虚构和宣传。

第三章 政府观点

民族主义对于主政阶层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

近代国家从大革命以后逐渐形成，他们具有不同于以往国家的特点：领土界限分明；国家对子民直接管辖，中间不存在统治者；国家尽可能对子民实行宪法、行政或法律命令； 公民是税收和军队的主要来源，国家赋予臣民或公民发言权，因此必须关注其意见；国家对公民的管控越发严格，建立起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和定期的人口普查制度。这些变化导致近代国家主政者必须为自己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

近代国家首先将合法性来源诉诸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和爱国主义情感，即新的“公民宗教”，让公民认识到自己可以为国家事务发表意见，并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感，以及为国牺牲的勇气。近代国家的民主进程直接推进了爱国主义的形成和巩固。

但是，与爱国主义同时出现的，还有国家内部不同族群的民族主义情感。为了吸引民众认同感，民族主义无形之中与爱国主义形成了竞争关系。当然，如果爱国主义能够与民族主义相融合，那主政者得到的会是非常强大的凝聚力。然而，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存在很大政治风险：由于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因此，尊奉某一族群的民族主义意味着对其他民族造成疏离或打压，因此带来分裂。

近代国家的建立必然需要通用语作为沟通媒介，选定通用语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决定整个国家民族归属的过程。语言在民众心中不单纯是一种工具，而且是其族群的重要标志。因此，国家在选择通用语时面临诸多矛盾，多数国家采用了多数族裔的民族语言作为国家通用语。19世纪末各国的语言普查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迫个人必须对其民族归属作出唯一的选择，而且，还是以语言为标准的民族归属。这一普查行动助长了民族主义的浮现，少数族裔的话语权的不同也造就了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结局：有彻底将少数族裔同化的法国，也有少数族裔最终分而治之的哈布斯堡帝国，也有少数族裔持续抗争，但依然维持统一的英国，等等。

第四章 民族主义的转型：1870-1918

盛行于1870到1918年的民族主义，与19世纪初期有三大不同之处：1.自由主义时期核心的门槛原则已遭扬弃；2.对于不具历史渊源的民族而言，他们会用族群、族裔特性或语言等因素，作为民族归属的指标；3. 出现大量“非国家民族主义运动”，以民族主义为手段争取内政诉求。

19世纪初期，除德国、意大利外，欧洲绝大多数地区都没有成型的或标准化的民族语言，19世纪中期兴起了极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复兴运动，知识分子着手整理各地方言民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语言的定型，并逐渐从精英阶层达到全民支持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类学的兴起使得种族概念细分到族群概念，语言成为很多族群的定义标准，如闪族人、雅利安人等等。而此时兴起的进化论衍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又为种族歧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让族群概念更加稳固。因此，到19世纪末，民众对族群的认识和关注程度大大提高，并且，族裔和语言成为公认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标准。

民族语言在推进民族主义政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否掌握通用语是国民步入施政阶层的门槛，因此，当国家通用语使用某一种民族语言时，便提高了其他民族语言使用者跻身上流的门槛。因此，有希望提高社会阶层的受教育者便成为他们民族语言的代言者，或者以提高民族待遇为口号，提出内政诉求，或者提出独立建国的想法，使其语言地位提高。前者发展为国家内部的种族沙文主义者，后者促进了新兴小型民族国家的兴起。

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看似是水火不容的，前者要求民族自决，后者提倡国际主义。然而，两方在事实上却出现了相互促进的局面，在很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地方，都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究其原因，两种意识形态都是对现实社会不满的下层民众要求社会变革的思想体现。一战是民族主义的第二波高潮，一战以后战胜国的民族主义气焰更胜，战败国紧接着出现了社会革命和各小型民族国家的建立，在主要战败国德国、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受于战胜国的压迫，民族主义紧接着向极端化发展，成为了法西斯的摇篮。

第五章 民族主义的最高峰：1918-1950

一战结束后，欧洲土地上几乎都成为了民族国家，为了民族国家的建立，各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领土重划，其目的是创造国界与民族和语言完全契合的国家。这一逻辑还导致了针对境内少数民族的驱赶和屠杀，以及境外同族居民的回迁。但即使如此，理想的单一民族国家几乎不可能实现。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也演变为沙文主义，对境内的少数民族极不宽容。

一战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各地，也掀起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高潮。但是，除了少数几个拥有历史疆域的国家如中国，韩国，越南，埃及等以外，其他各地的所谓民族大多没有使该地居民成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要素，他们只是借民族主义的口号从殖民者手中争取独立地位。在独立过程中，这种诉求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民族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期，民族主义的宣传手段随着技术发展不断升级，除了传统的民族语言出版物，广播电视等也用来对民族的象征加以宣传。民族国家之间的体育竞赛也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媒介。各国之间因为贸易保护造成的关税壁垒使各民族更加孤立，好斗的民族运动更受鼓励。法西斯和其他右派运动将这项资源挪为己用，压制反战主义，将内政衰败的原因归结于敌国和内部叛徒。这一时期的经济萧条更加助长了这一风气。与此同时，左派运动也与民族主义合流，在一些国家中走上了反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在被殖民国家中，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反帝国主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当地民族主义通常也选择与社会主义运动合流，争取民族独立。不过这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被殖民者的根本目的是获得独立，与社会主义或法西斯合流，只是利益最大化的问题。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在欧洲已大大改变其初衷，民族主义最初是为促进民族解放和统一而设计的，此时却成为国家分裂的动因，几乎成为分离主义的同义词。在二战后新近独立的国家中更是如此，这些国家通常并非建立在单一民族的基础上，一旦独立后，由于各族群方言和族群特点的差异，所以表现出更严重的分离态势。和他们的欧洲先行者一样，语言问题带来的晋升前景的差异是各族群民族主义勃发的重要原因，多语政策在各国被普遍接受，方言被赋予官定地位，以换取各族群继续留在统一国家中。

第六章 20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

从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已逐渐式微。二战以后新国家的建立大多已不按照威尔逊所谓民族原则，而是反殖民化、革命或外力干预的结果。国家建立以后兴起的族群分离主义通常也能够被意识形态斗争压制。此外，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弱势。而各国之间的主要政治矛盾，也不再是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而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即便是苏联解体时的民族分离狂潮，也只是20世纪初期便遗留下来的政治问题，列宁从威尔逊手中接过的以民族语言划分行政单位的手段造成了日后国家崩解的隐患。但是，苏联崩解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其内在的经济、国防和政治问题，民族主义充其量只是解体的受惠者，而非肇事者。同样，两德统一也非由民族主义促进的。其他民族分离主义也仅在苏格兰、巴斯克、加泰罗尼亚等少数地区略见端倪，但近年来几乎没有成功分离的案例出现。

不过，民族主义依然有其存在的土壤。20世纪中叶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移民带来了各种问题，其中就包括原住民对其生活空间受到的压缩而产生的惶恐不安，在此基础上，民族主义成为了原住民争取自身利益的口号和载体。这与当今盛行的一些原教旨主义有类似的逻辑，不同的是，不管合适与否，原教旨主义起码能对未来社会提出一些主张甚至指南，而排外民族主义仅是单纯排外而已。一种宗教不管有多狭隘，但在理论上是适合全人类的，然而民族主义的眼界仅限于“我族”之人，其他绝大多数人类都被其排除在外。也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缺乏明确内涵，亦无具体行动方案，反而因此在其群体内获得普遍支持。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密切和分工的细化，未来的国际政治形态将是超民族国家联合体的世界。民族国家代表的国民经济不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殊不知，以往无足轻重的小岛正在成为大型跨国公司的注册地，其目的就是逐渐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和掣肘。即便民族主义的排外性目前看来依然严重，但终有一天会因为合作的加深而归于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