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人民，哪里还有更高的利益！

除了人民，哪里还有更高的利益！
——《至高利益》之一说

周梅森的小说，笼统说来都是反腐主题、政治挂帅，实际上各个故事也有各自不同的叙事核心，比如着力写金融腐败的《梦想与疯狂》，瞩意于政治权力交棒话题的《中国制造》，或刻画官场角力，正邪交锋的《国家公诉》。与这些主题鲜明，有的甚至透过书名便也能一目了然，猜个七八的小说不同，至高利益相对而言，用力较为平均，或者换一种说法：作者在这部小说中的创作野心不再是某一种（一类）权力，而更多倾向于权力强磁场下形色各异的人：官场的人、党•性的人，以及人性的人。因为这个缘故，《至高利益》可圈可点之处似乎较之其他作品又多上了一些些。

先说说“官•场的人”。官•场这个说法好像有一点小小的犯忌讳，小小的不招人待见。其实想开了，摊开了，展开了说，也没有更多把戏，在一个政治的场域中，自有一套主政、从政特有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就好像磁场中你看不见摸不着的磁力线，然而正如磁力线对铁屑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政治场域的“游戏规则”局中人的影响力，同样丝毫不含糊。故事就从老领导，老书记留下的“国际工业园”这个烂摊子开始了。博士出身、年轻有为的贺家国是标标准准的学者型官员。周梅森的小说里曾经多次写到这类知识分子从政者，比如《中国制造》里的田立业和高长河。这些人的共性是：一方面政治良知未泯，动辄正义感爆棚；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现实社会、尤其是现实政治吃得并不“深”，还爱时不时地摆一摆“清流”的姿势。治平之时，似乎不是很有所谓，然而一旦遭遇复杂的、各方利益纠葛的、层层累积、甚至是淤积多年的矛盾时，就难免踢到铁板。贺家国在河塘镇“海选”事件上遇挫就是一例。他把“民主”当作了万灵丹，指望毕全功于一役，最后几个官场宵小便将他搞得灰头土脸，河塘镇的行政工作濒临失控。而贺家国自己也一度因为给老领导“善后”而在群众与上级之间两头不落好。最终，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将贺家国导回正轨的是“人”，“人民”的“人”。只有站回到人民的立场，把工作的焦点摆正到对人的价值的彰显、人的尊严的呵护，“贺国家”们的政治抱负才算找到了真真正正、扎扎实实的发力点和突破点。

再说说“党•性的人”与“人性的人”。《至高利益》中有一个小人物，我很留心。她就是沈小兰。沈小兰是谁？她是与工人同舟共济苦熬九百天的红峰服装公司总经理，她也是带着职工到省委门口群访的领头人，当然，她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红峰服装公司的党总支书记。在不公平的判决下达之前，她制止过公司职工的多次群访，最后却被“逼到了第一线”。在这个人物身上，政治性规则（党•性）与人性规则交织、纠缠，沈小兰当然是相信党和政府的，所以她才会一次次劝阻职工的过激行为。可是人性的复杂就在于人不仅仅是规训的动物，更是情感的动物，压倒性的不公裁决让她的价值观的天平失衡了。当然，正如“梅森叔”所有作品中的大结局一样，“正义终将战胜邪恶”，侵害基层百姓利益的腐败者、攫利者、弄权者最终都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法律最终为人民伸张正义。沈小兰也如我们所期待，得到了组织的理解。不过，我觉得与其关注这个结果，不如关注沈小兰这个人物在边缘情境中挣扎时所表现出的党•性（纪律）与人性（公义）的矛盾。人是难的。规则从来简单。因为难，才有趣，人生也是难的，因为难，才值得一过。
用作家自己的观点来说：反映人民的拼搏，才是反映这个时代最本质的东西。所以周梅森是一个为“人民”写作的人。同理地，对于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党和政府而言，朗朗乾坤，除了人民的利益，别无至高利益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