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汲一池春水，写尽真实的爱与人生

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1941年3月26日写给妻子薇拉的信中说道：“风和日丽，简直想把钢笔伸进湖里抽一管湖水；没有一只蝴蝶。”短短的两句话，就能看出纳博科夫生活的重心所在：诗性的抒发、爱意的灵动以及他追逐一生的蝴蝶。

那天，纳博科夫看到碧绿的湖水和倒映在其中的美景，心中顿时充满难以琢磨的喜悦。然而，如此诗意和虚幻的奇妙表达，并不是纸上谈兵、玩玩他最擅长的文字游戏，这在他写给妻子的书信集《致薇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虽不常分离，纳博科夫一生仍留下了几百封写给薇拉的亲笔信，他倾尽了心中那池春水，化作笔尖下的串串字符，写出真实的爱与人生。

一向强调作品的虚构性、而不赞成现实主义手法的纳博科夫，却在给薇拉的信中，献上了最真诚的自我。尽管我们并不是那纳博科夫书信的指定读者，但《致薇拉》弥补了先前只能在小说、诗歌中了解纳博科夫作家这一身份的单一性。作为丈夫、儿子、父亲的纳博科夫，那些年经历了什么，内心有着怎样的欢快与苦闷，无需传记作家来告诉我们，现在，可以自己在书中一探究竟了。

“是的，我需要你，我的童话。因为你是我唯一能够与之谈论云投下的影子，谈论一个想法的人。”1923年前，纳博科夫和薇拉初识后几个月，在给她的信中这样说。作为纳博科夫头号粉丝的薇拉，自然与他心有灵犀，接下来的65年中，纳博科夫的信中必定包含这两方面元素——无尽缠绵的爱与对生活琐事的分享，在他们分离的日子里，他把自己的思想与生活巨细无遗地藏在信封中，贴上邮票寄给薇拉。

在《致薇拉》中，纳博科夫用他非凡的艺术天赋与细致的观察力，与薇拉分享着他对那些珍贵琐事的感悟。例如在提到某个迷人的细节时，他可以用寥寥几个词汇，就点出其轻盈美妙之处，如“刺槐仿佛披上了一件花影睡衣”、“蓝色的出租车从红色的公交车旁驶过，瞬间呈现出紫色。”得到褒奖时，他难免洋洋自得；遭到怠慢时，又会酸气的抱怨。“墨迹与此无关”，描述中透着诙谐幽默又不失生活气息。

与每个人相同，纳博科夫也向往一种舒适的生活，但他的出发点不同——“我需要舒适，你明白，不是为了舒适本身，而是我可以不再想怎么舒适，而可以只是写——展现自我并爆炸。”然而，作为一位流亡的俄裔作家，他到了晚年才彻底实现这个梦想。大部分时间里，夫妻俩依然拮据，虽然纳博科夫努力想营造出一种平和而舒适的生活（当然，这要得益于每个帮助他的侨民圈朋友），但在后来的信件中，已鲜少看到与他早年在柏林频繁、悠闲且有规律的类似的户外运动，更多的是为签证、护照、谋职以及出版、刊发作品奔波，为如何合理安排不多的收入而犯愁，还为病痛困扰。

记得《小王子》中有一句话：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很天真简单的活下去，必是身边无数人用更大的代价守护而来的。其实，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薇拉已经承担起了纳博科夫写作之外的杂务，她为他编辑、打字、开车、授课、通信、商谈，这样的一手包办一度被人指责为过于强势，可他们之间的深情，又岂是外人可以评头论足的。

纳博科夫的写作天分，就像是他的长篇小说《防守》中的主人公卢仁的国际象棋天分一样，需要防守。创作出这样的小说，他当然很清楚这一点，而薇拉同样清楚，因而作出了与卢仁太太相反的选择——默默守护着他难得而又易碎的灵性，而他则用文学成就回报了她的坚持。所以，我们在《致薇拉》中读到的那一池春水，不仅是纳博科夫对薇拉依赖、信任之情持久而诗意的象征，也似薇拉那双温柔而明亮的眼睛。

看到纳博科夫画给儿子的卡通画、绞尽脑汁为薇拉想出各种小可爱泛滥的昵称，还有昵称之下说不尽的情话，就会知道他们的婚姻有多么琴瑟和谐。尽管纳博科夫总是责备“棱角分明”的薇拉不给他写信，可仍然尽量保证分别的每一天她都有信可收；尽管遭到婚外情的威胁，可他们依然携手走过65年的风雨，《致薇拉》一书就是两人相伴一生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