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神化

“现代（modern）”一词源于拉丁文中的MODO，与“时尚（Mode）”同源。现在我们所使用的“现代”首先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与启蒙运动相伴而生。启蒙运动主张依靠理性来宣扬人性，认为只要理性地、科学化地认知世界，就可以控制自然，也同时掌握人本身，并就此将人从宗教迷信的蒙昧中解放出来。可惜的是这一美好的愿望并没有真的如想象中那样实现。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普遍的大革命导致了君主制的松动，理性所崇尚的静态的、唯一的、稳定的世界开始遭到质疑，人们意识到，初衷是借以解放人性的启蒙运动仍然是将一种目的性的、工具化的理性强加在了人身上，它不仅不能给人以自由，甚至还变成了一个禁锢人性的“铁笼子”（Max Weber）。

Jakob von Uexküll曾于世纪之交提出过一个关于“结果世界（Wirkwelt）”和“经验世界（Merkwelt）”的理论，前者向人提供现成的知识，让人们去认知；后者则让人去体验而获得认知。毫无疑问，一个“格物致知”的世界已经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而渐行渐远，多数时候，人们所获得的知识大都来自于书本，如Adolf Behne所言，我获得一张世界地图，并且相信它是绝对正确的，可是我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自己去证明这一点，只能“相信”它。“结果世界”成为了我们认知世界中的主导，这种与经验无关的“相信”，一种似乎是凭借理性和逻辑因而毫无疑问的“相信”，事实上正走向了科学的背面——宗教。知识的神化，与神的神化一样，大大超出了常人的经验范围。在今天，当许许多多的神被当做愚昧、迷信的时候，无人证明的科学却心安理得地被相信着，这种知与行之间的不可弥合的断裂，正是现代社会的焦虑、困惑与善变的根源之一。

因此当我们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所谓“现代性”时，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在中心化的价值观沦落之后，现代性一直在各种思潮之间徘徊摇摆，并与上世纪初动荡的历史状况相伴相生，某种程度上许多主张都可以看做是对特殊社会经济环境所作出的应激性回应。从现代性诞生之初，它几乎就一直充斥着审美现代性与理性现代性的内部对抗，在这种对抗之中又随之诞生了许多别的东西，如神秘学、地域主义等等。在机械化大生产不断推进至各个领域的同时，无数的艺术家、建筑师、诗人、作家也在尼采的带领下努力试图回溯真正的人性，在非理性的、直觉和本真的、知行合一的艺术创造之中重构机械时代残存的灵魂与精神。现代性的这一分支从未真正湮灭过，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后，后现代更延续了这些精神，继续对理性现代性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