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古人垃圾袋的正确方式
近日一篇报道,提到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一个古人类基因研究团队,研究了一个尼安德特人儿童的牙齿化石,发现牙石残留杨树和青霉素的成分。据推测,这个最终去世的尼安德特人,可能是通过咀嚼杨树皮,获得其中的水杨酸,并借助发霉的食物,汲取了青霉素。这两样物质,前者是阿司匹林的主要成分之一,用于镇痛,而后者毫无疑问,便是一种重要的抗生素。
通过食物,哪怕是一点点牙齿化石上的食物残留,就可以让考古学家了解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么除了水杨酸和青霉素,我们还可以从人类摄入食物的过程中获得多少额外的信息?当然,绝大多数食物都以有机物的形式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难以保存。好在,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厨卫垃圾,人类学家就把研究史前人类的劲头用到了现代厨卫垃圾的考古上,通过这些食物记录我们甚至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容貌。
二十多年前,几个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主,对食物、消费、家庭和儿童健康颇有兴趣的人类学家们以集体智慧,合作写成了一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时光荏苒,最近这本论文集刚被译成中文,当年的小皇帝已经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回看这本作品,又给了我们仿佛考古一般的体验,就像是偶然打开了一座埋藏着无数食物的化石宝库。那就让我们看看,能从当年的食物残留中获得多少有趣的信息。
【一份来自 1997 年某位西安回族儿童的食谱显示,他“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果 汁 5 毛钱,一块泡泡糖 3 毛钱”(上午 8 点);“从家里的橱柜里拿了三块巧克力,六块糖果…… 在街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支雪糕(牌子叫狮子王),1 块钱”(中午 12 点半);“在学校门口的 小卖部买了两瓶果汁,1 块钱。买了两包无花果,4 毛钱。一包粒粒星(一种糖果),5 毛钱。 一支雪糕(牌子叫白胖高),1 块钱”(下午 5 点)。
在这篇名为“西安的儿童食品和伊斯兰教饮食规范”的文章中,我们发掘出了这样一份 有趣的“零食”消费记录,就好象是我们穿越时空,打开了一个整整保存了二十年的家庭垃 圾袋,里面落出了三个果汁瓶、一块嚼过的泡泡糖、三张巧克力和六块糖果包装纸,两个无 花果和一个糖果包装袋,以及两根雪糕棒。幸运的是,这些完好无损的食品包装上,而且还 保留了各自的品名和价钱。
现在,我们家庭垃圾考古学家,在试验台上,就摆放好了这些食物留下的遗迹。首先, 这些食物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传统向现代生产的妥协。传统上“穆斯林社区的居民 支持穆斯林们自己制作的食品,”因为这是“清真的”。而观察发现,当时的“回民也吃工厂 生产的食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是由流水线机器而非手工生产出来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困境。
其次,尽管当时有些虔诚的教徒“拒绝喝碳酸饮料以及吃任何和西方有关的食品”,但 由于穆斯林禁止饮酒的规则,在婚礼等喜庆场合,汽水等软饮料的出现,增进了欢乐的气氛。 过去因为饮食上的约束,回族很少在非穆斯林朋友家中接受食物,而巧克力、糖果等外包装 食品的出现,使得这条无形存在的障碍慢慢得到化解。拉近了穆斯林与其他人群的距离。
其三,体现在儿童食谱上的,是父母一代对自己,对外来的认识。毫无疑问,这些新式 食物的出现,也提醒了当时的父母们,“自己的子女通过这些食品能够更好地了解外国的事 物,让他们更好的适应工业化、高科技、世界公民式的社会生活。”
通过这份食谱,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过去 20 年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和关乎未来的趋势。二 十年前流行的那些食物或许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它对我们当下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可以发 现,全球化对地方生活的深刻影响。通过新的“工业化的”食物,我们打破了传统在人们之 间造成的文化壁垒。而“现代化”食物不但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选择,也用这种 选择增强了人们对自身前进方向的趋同化。 ——发表版本无此段】
我们在《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一篇中,发现“肯德基的纸质包装盒”完好地出现在1987年的北京这个地层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写着“华荣鸡的包装盒”,出现在稍晚一点的1989年。在后者刚出现的时候,在数量上曾经一度逼近前者的半数。可后来,随着肯德基包装盒一同出土的小型玩具和纪念品被发现后,华荣鸡在地层中出现的频率开始大幅下降。因为“位于北京中心王府井大街的肯德基甚至有一个独立的柜台专门卖玩具和纪念品。”使食物从简单的果腹功能,延伸到一个更大的象征体系———代表了市民阶层眼中的西方文化。
炸鸡这种全新的快餐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诞生,终于搭上世纪末班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食物。在另一本人类学著作《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中,就讨论了这个多元的话题。当它最终击败其他本土模仿者后,它也不可避免地实现了自身的本土化,“最终成为了北京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中,我们找到了那些早期的“娃哈哈果奶”包装瓶,以及原先那些该品牌生产的罐头。而这两种产品遗物截然不同的转变就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家原先生产罐头食品的杭州校办工厂,敏锐关注了国家对“儿童食品工作”的重视,迅速抓住契机,调整了生产方向,“将自身的成长看作是中央政府儿童福利政策的产物”。开发了一系列针对儿童健康及营养的产品,并因此很快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儿童及他们的父母。
如果说,肯德基留下的食物遗存,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末,全球化对中国餐饮业的冲击。那么娃哈哈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当地精英,对这种变化的地方性回应。在“发现”儿童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儿童的市场。并以食物的方式,巩固了对这一市场的边界。这一切,又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中国正日益嵌入的全球化的共谋。
在考古人类学的食物考古方向,我们有一句俗话,“吃啥变啥”。我们可以从人类的骨骼元素构成中,分辨出采集食物,还是种植食物;分辨出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为主;也能分辨出眼前的这位古人是健康还是疾病。
在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当代儿童的食谱研究中去,二十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上个世纪末,肯德基刚刚进入中国大城市商埠,海外食品巨头探索着打开中国市场;专门针对新生儿的婴儿食品,开始从妇婴医院流行开来;北京的儿童们开始在过生日时,邀请同学们一起进餐;甘肃的农村里,电视广告带来了对食物的全新展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改变,是二十年前中国的缩影。 研究食物,其实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食物不仅决定了“吃啥变啥”,还决定了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以及成长经历。因为,今天绝大部分本书的读者,都曾经是当年“中国小皇帝”的一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14日 版次:RB06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7-05/14/content_29527.htm
通过食物,哪怕是一点点牙齿化石上的食物残留,就可以让考古学家了解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么除了水杨酸和青霉素,我们还可以从人类摄入食物的过程中获得多少额外的信息?当然,绝大多数食物都以有机物的形式存在,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难以保存。好在,人类在历史上创造了数以亿计的厨卫垃圾,人类学家就把研究史前人类的劲头用到了现代厨卫垃圾的考古上,通过这些食物记录我们甚至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容貌。
二十多年前,几个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为主,对食物、消费、家庭和儿童健康颇有兴趣的人类学家们以集体智慧,合作写成了一本《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童和社会变迁》。时光荏苒,最近这本论文集刚被译成中文,当年的小皇帝已经长成了社会的中坚。回看这本作品,又给了我们仿佛考古一般的体验,就像是偶然打开了一座埋藏着无数食物的化石宝库。那就让我们看看,能从当年的食物残留中获得多少有趣的信息。
【一份来自 1997 年某位西安回族儿童的食谱显示,他“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瓶果 汁 5 毛钱,一块泡泡糖 3 毛钱”(上午 8 点);“从家里的橱柜里拿了三块巧克力,六块糖果…… 在街边的小卖部买了一支雪糕(牌子叫狮子王),1 块钱”(中午 12 点半);“在学校门口的 小卖部买了两瓶果汁,1 块钱。买了两包无花果,4 毛钱。一包粒粒星(一种糖果),5 毛钱。 一支雪糕(牌子叫白胖高),1 块钱”(下午 5 点)。
在这篇名为“西安的儿童食品和伊斯兰教饮食规范”的文章中,我们发掘出了这样一份 有趣的“零食”消费记录,就好象是我们穿越时空,打开了一个整整保存了二十年的家庭垃 圾袋,里面落出了三个果汁瓶、一块嚼过的泡泡糖、三张巧克力和六块糖果包装纸,两个无 花果和一个糖果包装袋,以及两根雪糕棒。幸运的是,这些完好无损的食品包装上,而且还 保留了各自的品名和价钱。
现在,我们家庭垃圾考古学家,在试验台上,就摆放好了这些食物留下的遗迹。首先, 这些食物显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传统向现代生产的妥协。传统上“穆斯林社区的居民 支持穆斯林们自己制作的食品,”因为这是“清真的”。而观察发现,当时的“回民也吃工厂 生产的食品”,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是由流水线机器而非手工生产出来的”。这 在很大程度上越过了食品生产过程中的“制度性”困境。
其次,尽管当时有些虔诚的教徒“拒绝喝碳酸饮料以及吃任何和西方有关的食品”,但 由于穆斯林禁止饮酒的规则,在婚礼等喜庆场合,汽水等软饮料的出现,增进了欢乐的气氛。 过去因为饮食上的约束,回族很少在非穆斯林朋友家中接受食物,而巧克力、糖果等外包装 食品的出现,使得这条无形存在的障碍慢慢得到化解。拉近了穆斯林与其他人群的距离。
其三,体现在儿童食谱上的,是父母一代对自己,对外来的认识。毫无疑问,这些新式 食物的出现,也提醒了当时的父母们,“自己的子女通过这些食品能够更好地了解外国的事 物,让他们更好的适应工业化、高科技、世界公民式的社会生活。”
通过这份食谱,我们完全可以看到过去 20 年间发生的一些变化和关乎未来的趋势。二 十年前流行的那些食物或许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它对我们当下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可以发 现,全球化对地方生活的深刻影响。通过新的“工业化的”食物,我们打破了传统在人们之 间造成的文化壁垒。而“现代化”食物不但为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提供了新的选择,也用这种 选择增强了人们对自身前进方向的趋同化。 ——发表版本无此段】
我们在《全球化的童年?———北京的肯德基餐厅》一篇中,发现“肯德基的纸质包装盒”完好地出现在1987年的北京这个地层中。与之相伴的还有,另一个写着“华荣鸡的包装盒”,出现在稍晚一点的1989年。在后者刚出现的时候,在数量上曾经一度逼近前者的半数。可后来,随着肯德基包装盒一同出土的小型玩具和纪念品被发现后,华荣鸡在地层中出现的频率开始大幅下降。因为“位于北京中心王府井大街的肯德基甚至有一个独立的柜台专门卖玩具和纪念品。”使食物从简单的果腹功能,延伸到一个更大的象征体系———代表了市民阶层眼中的西方文化。
炸鸡这种全新的快餐形式,在20世纪后半期诞生,终于搭上世纪末班车,出现在中国的街头。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种单纯的食物。在另一本人类学著作《金拱向东:麦当劳在东亚》中,就讨论了这个多元的话题。当它最终击败其他本土模仿者后,它也不可避免地实现了自身的本土化,“最终成为了北京儿童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国家、儿童和杭州娃哈哈集团》中,我们找到了那些早期的“娃哈哈果奶”包装瓶,以及原先那些该品牌生产的罐头。而这两种产品遗物截然不同的转变就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家原先生产罐头食品的杭州校办工厂,敏锐关注了国家对“儿童食品工作”的重视,迅速抓住契机,调整了生产方向,“将自身的成长看作是中央政府儿童福利政策的产物”。开发了一系列针对儿童健康及营养的产品,并因此很快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尤其是儿童及他们的父母。
如果说,肯德基留下的食物遗存,让我们看到了80年代末,全球化对中国餐饮业的冲击。那么娃哈哈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现了当地精英,对这种变化的地方性回应。在“发现”儿童的同时,创造了一个儿童的市场。并以食物的方式,巩固了对这一市场的边界。这一切,又反过来折射出,当时中国正日益嵌入的全球化的共谋。
在考古人类学的食物考古方向,我们有一句俗话,“吃啥变啥”。我们可以从人类的骨骼元素构成中,分辨出采集食物,还是种植食物;分辨出动物性食物,还是植物性食物为主;也能分辨出眼前的这位古人是健康还是疾病。
在今天,我们同样可以将这项技术运用到当代儿童的食谱研究中去,二十年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上个世纪末,肯德基刚刚进入中国大城市商埠,海外食品巨头探索着打开中国市场;专门针对新生儿的婴儿食品,开始从妇婴医院流行开来;北京的儿童们开始在过生日时,邀请同学们一起进餐;甘肃的农村里,电视广告带来了对食物的全新展示。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我们共同经历的改变,是二十年前中国的缩影。 研究食物,其实是在帮助我们了解自己。食物不仅决定了“吃啥变啥”,还决定了我们的思考和行为,以及成长经历。因为,今天绝大部分本书的读者,都曾经是当年“中国小皇帝”的一员。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7年05月14日 版次:RB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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