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疯狂的念头》译后记

摄影术为什么在它所出现的时间点上出现？这是乔弗里·巴钦（Geoffrey Batchen）在《每一个疯狂的念头》（Each Wild Idea）的第一篇文论中抛出的问题。为什么是1839年，而不是更早或者更晚？在翻译这本书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与书中其他的问题一样，吸引我，又让我困惑，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第一次接手完整的学术文论翻译——当然，这个第一次自有另一层面的困扰。在此之前，我所翻译的更多是叙述性文体，哪怕是颇受好评的传记《安妮在工作》（Annie Leibovitz at Work），对我挑战也在于中文的文风。然而面对《每一个疯狂的念头》，每一句原文我都需要反复考量，深恐自己理解偏差。大约在完成六篇译文的时候，主编毛卫东老师让我把初稿先发过去，这让我十分惶恐，紧张不亚于高考查分前夕。

尽管与这本书相伴八个月，若要问它讲了什么，恐怕我依然难以一言概括。正如巴钦在前言所写，“类似本书的文集可能让人有些困惑。同一作者的九篇论文从不同的来源抽取出来，编排成某种连贯的叙事。”这些文论主题涵盖广泛，从关于摄影发明时机的讨论，到关于计算机文化后果的分析。在其之间，还有关于澳大利亚摄影的澳大利亚特性的反思，关于当代艺术摄影的分析，以及关于民间照片在摄影史中地位的论述。然而，这些看似离散的议题并不是被草草扔到同一本书中，事实上，“《每一个疯狂的念头》还是带有着贯穿始终的主旨：即摄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身份这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尽管原版《每一个疯狂的念头》出版于13年前（2002年），其中的许多讨论，我却都是第一次接触，或许我是太懒惰的读者，以至于对于近半世纪前的议题惊为天人。我感觉是被作者拽着快速掠过奇妙的风景，或者被带入了迷宫，你满心期待文章结尾时作者会把你安全带出去，却发现他把你扔在迷宫中央，接下去，得自己摸索——但，“这并不是一个糟糕的结局，由此可以开始新的篇章”。当然，心急的、寻求捷径的读者一定会对这样一本书失望，因为这里面没有现成的结论，也没有可以用来挂在嘴边的名言警句，即，没有办法立刻证明自己读过这样一本书。其实，要证明也并非难事，当你发现自己开始对各种约定俗成的观点或规则抱有质疑，那么你就获得了这本书贯穿始终的态度。

作为译者，译稿付梓之时本该悄然退身，但既然已经假正经地写这样一篇“译后记”，那便借此机会感谢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的社长以及各位老师，特别是主编毛卫东老师，将这样一本重要文集交给我，予以我极大的信任，以及宝贵的学习机会。